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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就不知躲到哪里度假去了,天边只剩下那依旧神采飞扬的太阳,把那些留在枝叶上的雨滴,变成了一个个光亮的珍珠。被太阳晒热的路上蒸腾出一阵阵湿雾,让所有的建筑都像美人出浴一样亭亭玉立,娇媚异常。

南国的雨,仿佛一位神秘的仙女,悄悄地来,又悄悄地去,来得那样自然,那样美丽;走得又那样清新,那样无声无息。

南国的雨,太阳的雨。

那是滋润生命的雨,也是给我留下许多记忆的雨……

第一次来深圳,我总是爱站在窗前,看着那些满眼的苍翠,看着那带着阳光味的太阳雨,听着那细细的雨声,做着白日的梦。

呵呵,现在想一想,那些幼稚的,不合实际的伟大计划难道不是白日做梦吗?

我唯一觉得有点庆幸的是,那居然是一个做成了的白日梦。

梁湘市长对刘晓庆的印象很好,他看过刘晓庆演的很多影片.他甚至告诉我们,他是刘晓庆的影迷。当然,这是一句玩笑话,但是,他对我们关于电影改革的看法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无条件地对我们表示支持。

那时,我听说深圳正在准备组建一个影业公司,当时,梁湘同志还力邀刘晓庆来深圳参加这个影业公司的筹建工作。

刘晓庆说:“我要建公司,就要叫刘晓庆公司。”

娜说,“好嘛!刘晓庆公司也好嘛!我这里有钱,不论是贷款,还是外汇,都没有问题。”

总之那天晚上是非常愉快的。梁湘市长是那样平易近人,而且还特别豪爽。我不知道梁市长的祖籍是哪里,只觉特别像一个北方人。高大的身躯,爽朗的笑声,明亮的眼睛里透出一种男人的坚韧。

我的热情又被梁市长加了一把柴,搞得我们浑身发烧。市长离开之后,我和大家就在想:有这种可能吗?我到深圳办电影公司?

我们三个人的态度都是否定的,我们是国家正式职工,怎么可能离开组织到深圳来办电影公司呢?

那时真可谓鼠目寸光了。可是当时,我们就是把这种鼠目才光的想法看成了绝对高瞻远瞩的大道理来束缚我们自己。虽然我们的心里有改革的念头,可是,当真正的改革到来的时候,我们却没有抛开铁饭碗的勇气。在当时,电影界人士中有那样的胸怀和勇气的人还不多。

我们的心胸开放仅限于在影片《无情的情人》这一点点,而且,为了稳重起见,我们只是想把它拍好。或许,它能够成为一块敲门砖,能敲开中国电影改革的大门;如果不是,我们也可以拍一部好的作品。这样,进可攻,退可守。

我们把南方影业公司的经理许先生请到了深圳,和他谈《无情的情人》的发行事宜。

可是在和许先生分手的第二大,香港的报纸上却出现了一向题为《刘晓庆的爱情和事业》的文章,第一次报道了我的存在、并且还有照片为证。这实际上等于把前几年的那些小道上的传问都证实了,这使我和刘晓庆一直非常恼火。

因为当时,我的人事关系还在长影,我是借出来的。这种消息如果传到厂内,会给我带来很多不方便。在后来《无情的情人》拍摄的时候,我甚至都没有打陈国军的名字,而是用了一个笔名。

事情的开头毕竟还是挺顺利的。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逛沙头角

逛沙头角

这时,离刘晓庆出国还有两天了,我们没有理由让这两天过得暗淡无光,所以,就兴高采烈地一起去了沙头角。

沙头角那个一半是社会主义一半是资本主义的地方,对于很多没有出过国的人,的确有很大的勉力,大家一直想看一看什么是真正的资本主义。

那时的沙头角是可以随便走来走去的,可以到对面的街上去买东西,也没有人对你吃三喝四的,那个地方除了便宜的电器,甚至有人说,手枪都能够买得到。

没想到,兴致勃勃的我和刘晓庆却闹了很多不愉快。

初迸沙头角,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我时刻注意的是,这街上有没有资本主义的书,那种不受任何限制、自由出版的书籍。可是,非常遗憾的是,沙头角那么多的商店,几乎卖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卖书的。看来,这个地方只有金钱,只有物质享受,而文化生活和精神享受是根本不存在的。

刘晓庆却对一切都那么有兴致。可是,这么多的兴致都是为了我,因为她自己马上就要去香港了,所以根本不存在为自己购物的需要。她来沙头角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彻底地武装我一下,所以,不论到哪个店铺,她的目光总是落在男人的服饰上。

一件件地看,一件件地选,又一件件地试。

那里的衣服虽然也有大号码的,但基本是按照南方人的身材设计的,所以,我这个北方大汉很难找到合适的衣服。

本来这件事就够刘晓庆烦的了,更讨厌的是我。可是,换一个角度想上一想,刘晓庆当然希望她的丈大不仅令自己弃次,电能够让众口称赞,这样才能满足她那女人的虚荣心。

可能是因为家里困难的缘故,我一直很节俭。

说起来有人可能不信,我当兵的时候,每个月只有六块钱的津贴,可是,我一年竟能够攒五十块钱,本身,我既不抽烟,也不喝酒。这是因为我的母亲非常了解我,她知道只要我性子一上来,就会不顾一切,所以命令我:“不许抽烟,不许喝酒。你如果是我的儿子,…定要做到、、十六岁的我,记住了妈妈的这句话,而。巨一宣记了这么多年…

我平时一点儿电不讲究芽戴,所以刘晓庆平时没有一点儿机会来表达她对我的关心,所以,这次她极力想通过她给我买衣服,来表达她对我的…种情感。

可是我认为根本没这个必要,何必花这个冤枉钱呢!

现在想起来。我当时也真蠢,人家用这种行为来表达自己的爱慕、可是,你却连机会都不给入家。自然,你有爱别人的权利。别人也同样有表达爱的权利:。

其实。刘晓庆是很看重一个人的外表的。可是,她在婚姻中却选择了一个一点儿也不注重外表的我,这不能不说是她犯的一个重大的错误,也可能这一点使她在以后的日子里非常地苦恼。

当年,刘晓庆在沙头角为我买衣服,就像一个男人希望把一束鲜花送给自己心爱的女人一样,可是,我却不能理解她的心理。

一来由于找不到合适的衣服,二来我又总是在那里抱怨,所以我们的兴致越来越小,甚至有很多时候,她一定要板着脸,瞪起眼睛,做出一副不高兴的样子,才能够使我停下脚,瞎皮笑脸地走过去,把胳膊伸进她手里拿的衣服里…

哈哈,遗憾的是,那一天,我像一个试衣模特一样,从沙头角的街头,试到了沙头角的衔尾,但是,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衣服。

罢了,罢了!心到佛知。

刘晓庆的一片好意我已经心领了,可是刘晓庆依然不满足。

那一天,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那样的新鲜,塑料菜板,大包装的味素,还有当时在国内根本见不到的那种力士香皂……。当时在沙头角有那种五港元的杂货铺,有许多衣服放在外面,只要你扔给老板五港元,就可以把你挑中的衣服拿走,这些东面依然引起了刘晓庆的兴致,她在那里兴致勃勃地挑着,装着,只有在我们返回招待所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是她准备将来回佳木斯看公公婆婆时给每个人带的礼物。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新鞋

新鞋

车行进在盘山路上。

当时还没有那条著名的隧道。

窗外的阳光射进来。满头大汗的我抱着一个巨大的编织袋在那里昏昏欲睡。

这次沙头角之行,我根本就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连想买几本书的愿望都没有实现,只是看到了几个身穿黑色制服的香港警察,没什么意思。

不过,这个时候,我们在沙头角的不愉快已经烟消云散了。我不知道刘晓庆是否理解了我不舍得花钱的心情,我却被她替我家里人着想的行为感动了。一想到我拉着刘晓庆夫妻双双把家还的情景,就禁不住发自内心地高兴。

回到了宾馆,又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安于介老先生托人造来了一台电视机,名片上还写了祝贺新婚之喜的字样。香港的这份报纸确实发行量甚广,我们在感谢安子介老先生的同时,也觉得有些不安。因为这本来是一条假消息。却让我们的安老先生破费,真是受之有愧。

安老先生曾在一九八四年的年底到北影来采访过刘晓庆,他和徐子明先生曾经就《我的路》这本书和刘晓庆聊了很多,也可能老先生也想借此表达对那次采访的感谢之情吧!

另一件事情就是郭先生从香港回来,受刘晓庆之托带了一些女人用的小东西和一双很漂亮的日本产的皮鞋。那双鞋整整花了五百港币。好家伙!这是我长这么大拥有的最贵的一双鞋了。可是,如果退回去,既有失礼貌,又显得我们太小气了。“刘晓庆高兴得不得了,这双鞋可报了她在沙头角的一箭之仇了。她笑眯眯地看着我。

那双鞋从买来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虽然它在我的皮鞋中已经不是最贵的了,但说来也怪,我依然会像一个农村的二哥,遇到什么正式场合,才把它拿出来穿一两次。所以,直到现在,它们依然跟新的一样。

多少年以后,我和刘晓庆离婚打官司的时候,我一病不起。在深圳流落街头的时候,脚上穿的也是这双鞋。

又过了两天,刘晓庆如期随代表团出国了,我和制片主任就拍片的一些问题再次和深圳市委接洽。

可是,我们到了市委宣传部就发现,接待我们的人不再表现得那么热情了,而且,也和我们谈到了审查剧本的问题。可是这一切,我们都和梁湘市长谈过了,不知为什么,这次又重新提了出来。我们一打听,原来,梁市长也出国考察了。

其实,深圳市委宣传部的态度和《无情的情人》没有关系、而是和“刘晓庆影业公司”密切相关的。

在我们到来之前,深圳市委宣传部一直在筹划这个影业公司,没想到刘晓庆来插了一杠子,居然想成立一个“刘晓庆电影公司”,那他们的劳动不就白费了吗?

他们对我们的排斥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他们很快和深圳中里各个方面就这件事结成了一个联盟,大有趁刘晓庆不在赶走我们的声势。

那个时候,刘晓庆哪有一天下来电话呢?经过了黎明前的黑暗的爱情,一旦到了自由的天空,就更加甜蜜了。当天晚上,在和刘晓庆通话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她。为了从大局考虑,我们继续在深圳稳扎稳打,”等待梁湘市长回来,而刘晓庆则在香港寻找新的投资伙伴。

梁市长没有等回来,刘晓庆在香港却意外地碰到了两个人,一位是珠江电影制片公司的老总孙长城,一提到孙总,我心里总涌动着一股难以压抑的敬意。我的前两部影片,都是掏他监制的,仅就这一点,足可以使他在我的艺术殿堂中占有最高的位置,甚至,在许多我期盼未来成功的时候,也只是希望我能有一个涌泉相报的机会。另一位就是招商局的老总袁庚。

“我们不是为了赚钱,我们招商局有的是钱,我们只是想打破中国电影在国际市场发行不景气的局面。袁庚坦率地对刘晓庆说,“你有改革电影制度的志气,可是又有实际困难,我们会支持你们的事业,你要好好干。

“一定!刘晓庆激动地回答,“我也不是为了赚钱,我们生活得很好,只是热衷于电影事业,想闯一闯。《无情的情人》是个好本子,但是多少年来一直上不了银幕,这很不正常。这是一部很好的戏、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这是后来一篇叫做《刘晓庆和她的情人》的文章中记录的刘晓庆和袁庚的谈话。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在蛇口的小山上

在蛇口的小山上

刘晓庆的出国访问很快就结束了。

我们事先和海关的人打好招呼。进到里面去接她。可是走了很远的路,还是没有接到。听说后面还有一条通道,我们又忙三忙四地赶到后面,依然不见刘晓庆的影子。我不禁担心了起来。

我知道,刘晓庆是非常顾家的,每次出国访问回来都要带大包小包的东西。我的存在更增加了她的购物欲,我也知道,如果这次我不去接她的话,她也许就回不来了。

终于,我们在铁道旁边看到了她的身影。

她拖着一个巨大的箱子。在吃力地往前挪。和她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叫小顾的小姐,她后来成了我和刘晓庆的好朋友,她总是十分亲热地管我叫“大胖”,据说,是香港的一位朋友托她照顾刘晓庆,我也没有挂在心上。

其实、刘晓庆和小顾的结识也许是一个可怕的信号,也可能这就是今后生活变化的开始。现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