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措是一个藏族姑娘，刘晓庆自然也要一副藏民的打扮她就是带着这样满头的小辫一趟趟地跑县委，一趟趟地和北京联系，组里所有的事情吃穿住行，没有她不过问的，她就这样辛苦地操劳着，调解着组内各个部门的人际关系。

那个时候，刘晓庆确实很辛苦。我知道，她并没有当独立制片人的痛，她的这一切辛苦都是为了我，她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好导演，她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我今后的导演之路铲除障碍。即使她以后做了那么多令我无法原谅的事情，可是，每当我想到当时在阿坝的情景，心头就不由得产生由衷的感激…

真不知道那些日子她是怎么熬过来的，仅仅说是工作条件艰苦还不够准确，那是没有任何休息的操劳，即使是在睡觉的时候，她都在为第二大的事情担心。

而我，相对来说要轻松得多，我只要把戏拍好就成了…在“五·一”节那天，拉了一天肚子的她，为了使表演的气氛更加活跃，依然在台上为大家表演着她的拿手好戏——美国的爵士舞。

藏族同胞非常喜欢跳舞，他们似乎在骨干里就有跳舞的天分.他们的踢踏舞跳得很是样子，而且动作还特别萧洒。刘晓庆的舞蹈一上来，就非常受欢迎，不少人还围来和刘晓庆一块纵请地舞着。

我们的身披着藏族同胞送的哈达，虽然依旧是有些气喘吁吁，但是欢快的心情还是不由自主地溢于言表。

刘晓庆跳完了舞，一屁股坐在我的身边，把身子靠在我的腿上。我能够感觉到从腿上传来的她的心跳，就像在哈尔滨的那个夜晚…看着她喘不过气来，我真是心疼。除了歌舞，我们还进行了射击比赛，我们从摄制组里挑出二名选手：照明师老赵，他曾经在《原野》里担任照明工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认为他是北影最棒的照明师了。

他自诩是一九四九年的机枪手，因为是部队下来的，据说枪打得很准，因此我们第一个就选上了他。

又有一个一九六八年的老兵，是我们组里的道具师老杨。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了。当时我心想，我们这几个当过兵受过正规训练的人，枪法自然不会败在藏胞手下了，于是，我们提着枪，雄赳赳地上了靶场。

老赵摆出一副老军人的样子，熟练地把于弹推上膛，接着，啪、啪、啪……帅气十足地打了五枪，那风采决不亚于奥运会冠军。可是，当他兴冲冲地跑到靶前找弹孔的时候，却慢慢转过步，很腼腆地像个姑娘似的笑了。原来，这个一九四九年的机枪子的射击成绩竟然是——零！接下来是我们一九六八年的杨老乒。啪啪啪……五枪。只有两发子弹上了靶。

这时候，县委的噶书记也举枪打了五发子弹，弹弹中靶，而且环数还很高，一共打了四十五环。轮到我上场了，刘晓庆瞅着我，我自然也很想表现一下、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侦察兵出身。前面两位老兵败下阵来，我自然也不敢大意，小心翼翼地打了五枪，还好，两个十环，三个九环。一共是四十六环。五四式手枪是很难打的，当过兵或者打枪的人自然都知道我这个成绩还算不错。

为了照顾女同志，也让刘晓庆扫了五枪，可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五枪连二十环都不到。但是，我还是挺高兴的，因为在短枪射击中，我拿了冠军。紧接着是长枪射击。藏族同胞有一种独特的打法：他们把瓶子在不远处摆成令儿.打瓶子。这对于我来说，毕竟是一个新的“课题”。

虽然在部队时长枪射击是我的特长，我的有依托射击成绩从来没有出现过九环，都是八枪八千十环。可是。这种射击和正规的射击不同，首先，它的距离不是在整一百米上，弹道高不好讨算；第二，射击时，阳光正好照在瓶于上，会产生眩光，但是没有办法，硬着头皮打吧！

结果，我的成绩是十枪中九，而噶书记是十枪十中，一举夺得冠军。摄制组和藏胞平分秋色，这是最好的比赛结果了。

那一天，组里的所有人和藏族同胞们一起，过了一个愉快的“五·一”节。大家的脸上又绽开了那少见的笑容，晚上，摄制组的剧务搞到了一个录音机，请大家去跳舞，为了让大家高兴，我们带头去玩了一会儿，随后，就扶着刘晓庆回到了我们的房间。看着躺在床上的她，我真是心疼，这一天下来真够她受的。她拉肚子的毛病还没有好，我帮她脱了鞋，把她扶上了床，给她盖好被子。躺在床上的她，浑身上下已经没有丝毫力气，当我倒水回来的时候，她已经睡着了。

我坐在床边看着她，心里暗暗地想：我明白，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我一定要把这个戏拍好，一定要对得起你对我的爱和付出。

阿坝的夜是很静的，汽车的声音想听也听不到。虽然没有任们声音可以把你从梦中惊醒，可是每天晚上，你仍然会不时地坐起来。因为高原缺氧，连梦中的你都会感到呼吸不畅，而突然坐起来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然后再躺倒人睡。这种现象可能所有去过西藏的人都经历过，而且也渐渐地习惯了。

在阿坝的那些夜晚，每当我晚上坐起来喘气的时候，总会回洗头，看着她，替她掖好被子。即使没有光，我仍然知道她那苍白的脸上也散出了高原红，高原的风已经使她的皮肤变得粗糙起来，那满头的小辫使她不能经常洗头，而且在阿坝，洗澡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每当注视着我心爱的女人的时候，一种感激之情就会在我心头油然而生。这个女人和我一起度过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还为我做了那么多艰难困苦的事情，我这一辈子要做得多好，才能回报她对我的憎感呢？我要做出多么出色的成就，才能够不辜负她那颗热爱我的心呢？

这样的念头又把我的思绪从身边的爱人拽到了我的日常工作中来，我会一遍又一遍地思考我每天要拍的戏，思考着那些对我杂说还十分生疏的镜头。我要把这个动人的故事搬到银幕上，得到所有电影界同仁的认可、得到观众的好评。

我想，只有观众的掌声、才是对刘晓庆最好的感谢，我要为此而付出我最大的努力。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怀念吴喜千

怀念吴喜千

导演在摄制组就像一个挑旗的大元帅，各种创作人员都聚集在你的旗下。导演是需要凝聚力的，是权力和主宰。但是，对于每一个导演来说，都有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一一一他们的这种权力被认可的过程，《无情的情人》是我的处女作，也是我第一次开始行使导演的权力。

在我的摄制组里，有化装界赫赫有名的大范；有在北影首屈一指的老赵一一一而且老赵的脾气也是非常有名的，他曾经跟许多著名的导演都撂过挑子；还有许多北影厂和电影学院的人。

那个时候，如果说我多么有权威性，多么有凝聚力，都是瞎扯。包括后来才到组里的摄影师，他们对我都是抱着一种试试看的想法。但是，我党得，这个过程很快就消失了，我相信我的这种感觉是正确的。

虽然在导演的能力上，我很多情况下是边学习边打仗，但是，我相信我十几年积累的文学素质和艺术鉴赏力。我相信我能够凭借自己的才华说服每一个人。在这一点上，首先要感谢的是那些老同志，像老赵、大范月斌……还有我的副导演陈证一一一若干年之后，他在我执导的《趟过男人河的女人》中扮演小木匠这个角色。他是刘晓庆在成都话剧团的好朋友。还有一个就是吴喜千。吴喜千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老同志，他在那部戏里扮演多吉桑的父亲。

若干年之后，他在我的长篇电视剧《趟过男人河的女人》里扮演过菊大爷。如今，他已经过世了，但我仍然忘不了他。

一九九六年冬天，我在哈尔滨拍电视剧《飘雪》的时候，因为在北京，《迎春花》还有几集的后期混录没有完成，我从外景地坐飞机回北京，在通往机场的路上，司机告诉我，“你知道吗？吴喜千去世了。

当司机进一步证实了消息的准确性以后，我沉默了。在那一赐，我一直在想着吴喜千。从阿坝草原，到《趟过男人河的女人》，他的音容笑貌一直在我的脑海里萦绕着。回到北京，我要写一篇文章来纪念他。我跟他还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说呢！

当年在阿坝，就是他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就是他毫不客气地对刘晓庆说：“干别的你还可以，干导演你真的不行，比陈国军差多了。”

还有以后的那么多岁月里，他一直关心我的婚事，一直说：“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结婚，拍个电报，我一定来。而且，他还反复给我提着那个久久盘踞他心头的愿望，试图说服我……

他就这样走了，走得无影元息。

回到北京，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朋友们的时候，他们都不相信。因此，在我们发唁电的时候，还特意打了长途电话给上海，证实事情确实是真的。

他就这么平常地没有打一声招呼就走了，只有他的朋友们会记住他。他的成就还没有达到那种辉煌的境地，可是他却走完了人生的路……

有很多时候，只要一想起他，眼泪总是忍不住在我的眼眶里打转。这个爱喝酒、爱发牢骚、爱吵吵嚷嚷的有着一副非常具有男性怎力的笑容的吴喜千，那个襟怀坦白、落落大方的吴喜千……

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我和刘晓庆的争吵

我和刘晓庆的争吵

在阿坝排戏的时候，我做导演的能力被大家逐渐地承认了人

组里所有的创作人员都是这个行当的专家，他们能够很快地鉴定出一个人是否具备这样的能力，

电影就是这么个职业。一百个导演来拍一个故事，绝对不会拍出九十九个版本，一定是一百个版本。每个导演对他的故事都有自己的说法，每个摄影师对每个镜头都会有他自己的角度，向样、对于《无情的情人》的拍摄，我和刘晓庆之间也存在着分歧。

《无情的情人》可以说是刘晓庆的一个孩子，它还在母腹里躁动的时候，恐怕是刘晓庆对它的想法更加直接一些；可是慢慢地，孩子生下来了，它同样也是我的孩于，随着对它的接触，我自然会越来越了解它，因此对于它的前途，我自然也会加进我的意见。我是导演，我对于这部影片的摄制和最后的成功要负全部责任。

我们两个即使是每天睡在一起，也是站在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故事。我一直认为刘晓厌是一个非完“聪明的演员，但是也不能否认，她的表演有痕迹，有过火的地方，对于这一点，即使是我的妻子，我也会毫不留情地指出来。

有很多情况，这种问题是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我自然要当着大家的面指出她的问题。我也知道，这对每一个人来说，都不是一件令人舒服的事情。

开始还好，但是后来，我们在工作过程中发生了争吵，因为作为一个导演，我不能允许一个演员按照她自己的想像去表演，我要求每一个演员都应该按照我心里的标准去演戏，我相信我对每一个角色的感觉和节奏都是对的。

当然，刘晓庆也有她的道理，有她的经验。但是，我恰恰觉得，她以往的经验正是我前进的绊脚石。我认为，她应该以一个崭新的面貌来塑造这个人物，她不应该再复制一个“张岚”，或者是“小花”。我想，我们之间的这种争论是很正常的，而且也都是为了这都戏好，只不过是因为两个人在艺术上的见解不一样，角度不同。可是，我没有想到，这种正常的、纯粹是为了艺术的争吵，竟然成了我们以后离婚性格不和的证据。就是我的好朋友们也认为.我们既然是夫妻，工作中就不能发生争执，争吵了就是不爱了。

我历来认为这是一种庸俗的看法，有多少夫妻能够始终相敬如宾呢？而且，那些相敬如宾的人又是否能够坚持自己的看法呢？连自己的看法都没有的人真的可以算一个出色的人吗？

争吵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在艺术上的争吵恰恰证明了我们的执著和诚实。我相信在《无情的情人》中，我和刘晓庆吵架都是为了她好。

记得有那样一场戏：她在森林里对藏族青年多吉桑说：“你敢不敢撩开我的裙子“当时，我觉得刘晓庆把这场戏给演浅了，因为她勾引多吉桑除了是因为喜欢以外，还有这样一种关系，她想让多吉桑帮她复仇。与其说她看上了多吉桑这个人，不如说她看上了多吉桑那出色的枪法，所以她的这种勾引还有弦外之意。可是刘晓庆却没有表现出这种意思来，只是局限于“性感”上。那天在现场，我觉得她的戏过于表面化，所以就跟她吵了一架。

事后，她说我架子大了，太不给她面子了。其实，她没有理解我，我比任何人都希望她成功。也正因为如此，我不能允许有一点点失误。我深知，刘晓庆表演上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分寸感不好，容易流于表面化，如果想跻身于性格演员的行列，必须改掉这个毛病其实，表演的夸张只是内部感受不充实的外部表现形式，对于打扬琴出身、从部队宣传队折腾出来的她来说，是不自觉地形成的习惯。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