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自治和妇女运动的著名人物吴玉章，想求他帮助我到俄国去学习。吴玉章当时是反对北洋军阀统治，搞联省自治和妇女运动的著名人物，他主张建设平民政治，改造社会经济，强调民主平权，提倡民众武装和妇女参政。

我在离开学校的时候，跑到校长办公室，准备把顽固保守的校长周烈痛打一顿，向他“辞行”，但他不开门，我气得举起拳头，“哗啦”一声，砸破一块窗玻璃，才悻悻离去。

我和同班同学李倩云，还有益州女校学生陈玉轩（竹影）三人女扮男装，从成都东门外望江楼搭小木船东下。

1920年初，岷江水浅，小小木船老是搁浅在沙滩边，需要背纤，一天只能走几十里地。好不容易到了嘉定（乐山），改换帆船，顺江东流，到了重庆，由吴玉章安排，我们三人住在重庆城内小井巷七号川东道尹公署秘书长、《新蜀报》创始人陈愚生家中。

吴玉章当时在重庆领导成立了“全川自治联合会”，全川100多个县，都有代表来参加，宣传、组织工作，很是忙碌。

重庆总商会大礼堂有1000多个座位，自治会举办的每次演讲都是挤得满满的，门窗外也拥挤着伫立听讲的人。吴玉章叫我们女学生也上台演讲，宣传妇女解放。我讲的是：男女平等，女子参政，女子放脚，女子剪发运动等等。

与我同来的两个同学后因有事回家去了，剩下了我一个人。吴玉章给了我100元现洋，让我趁陈愚生为奔走“少年中国学会”会务之便，跟他去北京，找李大钊，请他帮助联系我去俄国。

临行前晚上，在吴玉章和川东道尹叶秉成给陈愚生饯行的酒席上，我因不胜酒力醉倒了，同席的《新蜀报》编辑穆济波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趁我一人醉卧室中，悄悄进去将我奸污了。深更半夜醒来，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顿时犹如五雷轰顶，痛不欲生。我狂奔到陈愚生家门外，一头扎进水井里。这惊动了街坊邻居，他们把我救起。从此，我决定这一辈子不端酒杯。但穆济波有如一个魔鬼的影子，紧紧跟随我，纠缠我，使我大半生不得安宁。

初春，川江滚滚的波涛载着我和陈愚生乘坐的隆茂轮船，经过迂回曲折的险滩恶水，于一望无涯的巫山高峡之下，驶出了夔门，从重庆到了宜昌。我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和饱受创伤的心，默默无言。在宜昌需要改换长江大轮船继续航行。到武汉登岸，陈愚生上岸去找当地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人又是青年学生的领导者的恽代英同志。

恽代英脸色苍白，但精神很饱满。他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光头，粗布长衫——袖口小小的，下摆窄窄的，粗布袜黑布鞋。陈愚生和恽代英并肩缓步，边走边谈，登了龟山，又上了黄鹤楼。他们计划先到上海去找正在领导和组织工人运动的邓中夏，再到南京去找一些同志联系，然后大伙儿一起到北平和李大钊商量如何开好“少年中国学会”第一个年会，开展中国的革命运动。

五四运动的火炬照耀着我前进的道路，我暗自庆幸以后能在革命前辈的身边受教育而逐渐成长起来。

三 “少年中国学会”的小勤务

“少年中国学会”是在五四时期，李大钊、王光祈等发起和组织的，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全国性的进步社团。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后来会员从思想上分为三路：一路倾向共产主义，以李大钊为领导；一路是国家主义，以曾琦、李玫为首；一路是既不赞成共产主义，也不同意国家主义的中间派。到了1925年，这个组织即停止活动。

一天，在滂沱大雨中，我跟陈愚生离开武汉，乘轮船往上海。我仍穿着男孩子的衣服，路上很多不便，不敢进女厕所，上男厕所又心虚。就这样熬到了目的地。

轮船刚一靠岸，有个穿西装的青年上船来。陈愚生老远就笑眯眯地向他招手直叫：

“中夏，中夏，这里，在这里！”

邓中夏一口湖南话。因为我穿的是男装，头发也剪短了，他见到我，以为我是男孩子，就摸摸我的头叫我“小弟弟”，把我们带到远东饭店休息。

他们俩忙得很，经常去先施公司和永安公司的屋顶花园，还有半淞园、大世界、虹口公园、兆丰公园等地秘密商谈，并带着我。过了一个星期以后，他们又带着我一同到南京，约了好些同志在玄武湖、莫愁湖、明孝陵、清凉山、鸡鸣寺、燕子矾等地密谈，并商量决定大伙怎样到北平去开会。陈愚生需要先到北平去布置一切，我便跟他乘津浦路火车于1920年5月间赶到北平。

一到北平，李大钊早已等候在火车站上。李大钊穿灰布长衫，两撇刀片胡子，陈愚生穿蓝布长衫，他们都推的平头，都是白袜黑鞋，他们当年都是留日学生，故友重逢，亲热得很。

我们走出车站，到了沙淮回回营陈愚生的住宅。一进门，看见屋中间停放着陈愚生夫人金绮的灵柩。陈愚生扑上去抚摸着棺材，泣不成声。

李大钊沉默了很久，才安慰他说：

“愚生，你为了革命事业，耽误了陈夫人的病，自然是……但还有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做，你要保重。”

陈夫人去世后，丢下不满两周岁的小女儿陈白颀，由奶娘看护着她，住在邻居雷孝实、唐婉民夫妇家中。雷孝实也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开滦煤矿工程师。陈愚生和我也暂住雷家，和李大钊是邻居。

在北平，李大钊和陈愚生形影不离，他们一同到陶然亭选购墓地，很快把陈大人安葬了。

陶然亭原来是一片坟地，客居北平的一些名人亡后就葬于此。这里有一个大水塘，长满芦苇，塘畔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坟冢。有一座破古庙，庙门挂着“陶然亭”三个大字的横匾。旁边还有一座花神庙，门前一棵大槐树，坡下左边有座合墓，立着两块碑，一叫“香妃家”，一叫“鹦鹉冢”。香妃冢碑刻有“飘零风雨可怜生，香梦迷离绿满汀，落尽夭桃又浓李，不堪重谈夜花铭。”诗句是哀叹女子薄命的。鹦鹉家碑的《墓志铭》是：“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郁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时尽，血亦有时灭，一缕烟痕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这是以前某落第文人撰刻的。文意不外叹息命运多舛。每年清明节，前门八大胡同的妓女都到这花神庙上香，痛哭流涕，感伤身世，祷告花神保佑，早早脱离苦海。在陶然亭进门地方，垃圾堆成山，穷人和一些猪、狗都在这儿刨东西，求生存。

李大钊觉得这儿既偏僻又荒凉，不易为人注意，是秘密开会的好地方。陈愚生便在这里租了两间厢房为夫人守墓，实际是掩护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的革命活动。

我就跟着陈愚生住在这儿守墓，做些打杂的事。

一天，李大钊叫我到琉璃厂去买书籍、文具等。我雇了一辆人力车去。听房主人说，车钱顶多十个铜板就够了。可人力车夫见我是个年轻“男学生”，一下子把我拉到八大胡同（北平妓女荟集的地方），问我要一百个铜板，并指着有红绿玻璃门的房子说：“就是那儿。”胡同口站个警察，问他他也说就是那儿。我推门进去，二门上挂着许多牌子，上面写着香里香气的人名，最后我才弄清楚是个妓院，原来外地学生到这儿，有的去妓院游逛，车夫碰上不问什么，习惯地把他们拉到这儿来。我竟然被误认为外地来的风流学生了。回来讲给大家听，他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李大钊、陈愚生紧张地为召开少年中国学会第一次年会的事忙碌着。不久从国内国外来的少年中国学会的100多会员陆续到齐了。李大钊需要留在北京主持会议，不能脱身，于是就选派了刘仁静、张国杰到上海参加创党初期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0年7月1日，在北京召开了少年中国学会第一次年会。接下来几日又继续开会。我记得曾在北京中央公园（今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青绿树木掩映着的一排平房，里面房间相通，摆着椅子、长凳、方凳、圆凳。人们陆续到来，我在会场内外奔忙，为他们带路，沏茶。到会的人大多是教授、学者、外国留学归来的各行各业的专家，李大钊主持会议，特别着重指出，少年中国的人才济济，应共同努力合作，使人民得到解放，中国得到新生。

会后，李大钊和陈愚生照例回到回回营或陶然亭继续商议工作。

听李大钊谈起，前一批到苏联去的青年骆宾基等，还被反动军阀扣押在哈尔滨，不能出国。我想，我去苏联的计划化成泡影了。看样子，在北平还得呆下去。陈愚生鉴于我买书籍时闹的笑话，就买了一卷浅蓝色竹布，六尺长短，正好做一件女短衫，还买了六尺黑色大绸，叫我做裙子，恢复原有的女学生打扮。吩咐我在女高师附设补习学校先学习一段时间再说。我想以后再去考大学，但是经济来源呢？现在我手里只有一块洋钱，心绪更不安宁。

有一天，我正在雷孝实、唐婉民家客厅的躺椅上流泪的时候，忽然有人轻轻地拍拍我的后脑，我又紧张，又羞涩，擦干眼泪，揉搓着眼皮，装作睡梦初醒，翻身坐起一看，原来是李大钊同志。他微微掀动着那威严的两片大胡须，温和而又亲切地说：

“好孩子，怎么啦？没有钱吗？”

我很不好意思地摇摇头。

他又和蔼地问：“是想家吗？”

“想家”这两个字把我急得跳起来了，“我的家在哪里呀？”

李大钊又摸摸我的头，笑眯眯地说：“好孩子，到上海去工作吧。”

“工作”这个新鲜名词，使我又惊又喜，惊的是我能做什么呢？喜的是我能够工作，那就什么困难都没有了。李大钊的亲切关怀把我从窘困中解救出来了。

谁知道世事难料，一波未平一波起。穆济波居然从四川追到北京来了。他在雷孝实、唐婉民的家中找到了我，那方形的瘦长脸挤出几丝笑意，转动着那双单眼皮下充满红丝的眼珠子，说：“德君，我来接你了。”

“什么？来接我？”我怎能跟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生活在一起！我哭，我骂，我闹，周围的人虽然都同情我，但是都没法支持我。在那个时代，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糟糕的是，我已身怀有孕了。一个单身女子，生下来路不明的孩子，人们会嘲笑她，辱骂她，使她难以自强自立。再者，那些培育我参加革命和进步运动的前辈，他们自己的经济境况就不佳，哪里还有能力接济我和未来的孩子呢？如果孩子有了爸爸，一切便好说了，他便有义务养家糊口，而一些流言蜚语也就自行消散了。何况，穆济波本人就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帮助他在北京安家，对我的前途未尝没有好处。在人们的劝说下，我万般无奈，终于跟他走了。他到北京的一个中学教书，我租住了景山附近的房子。但是我们在一起，没有片刻欢乐，时常吵得昏天黑地，甚至厮打起来。我鄙视他，厌恶他，寻机脱离他。

四 黄毛丫头工作啦

列车在广阔的原野上隆隆奔驰，李大钊和陈愚生趁赴沪工作之便，把我带往上海。我离开景山时，并没有告诉穆济波，但后来他又跟踪而至。我望着慈祥的李大钊，又看看和霭的陈愚生，很兴奋，巴不得赶快到达目的地。但不知给我的是什么工作。

火车过了徐州以后，列车长报告说，前面铁路坏了一段，要大家换车。于是旅客们纷纷扛起简单的行李，走过一段崎岖的道路，挤上另一列车，因为两列火车的人并在了一列火车上，所以特别挤，不管二等三等车票的旅客，都得不到座位了。那些从窗户外翻进来的，连落脚地都没有，就跨在人们肩膀上，争吵声此起彼伏。

李大钊和陈愚生保护着我，唯恐我被挤坏了。恰好在一个角落里有个大个子，架起他的双腿带着一个包袱，盘踞两个座位，李大钊和气地叫他把包袱拿开让我坐，不料那个大个子男人很凶恶地回答：

“你知道吗？她是女人呀！男子汉出门，岂能跟女人坐在一排呀！你要知道，让了女人就要倒霉的呀！”

李大钊平心静气地向他讲了一番道理后，那个大个子才把座位让出来了。

到了上海以后，李大钊叫我先到闸北、虹口交界处的健华铁工厂内的袜厂做学习女工。还给我三十元洋钱去交押金，说是等到我学成熟练女工以后，再买十二部织袜机器，以便在上海平民女学校组织学生劳动。这平民女校是李达同志遵照共产党的指示正在筹办的，为的是利用这种办学形式作为培养革命青年和秘密进行革命活动的地点。我们在上海英租界铭德里租到一幢两楼两底的房子作校舍，宿舍在法租界的辅德里，平民女学校内暂设文学部和工作部，经费呢，准备开学以后由半工半读学生的劳动所得自给自足。这时，穆济波又跟踪而至，我也无可奈何。

在学校筹办期间，陈愚生又邀约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邓中夏、黄日葵、恽代英、曹刍、倪文盲、杨效春、肖楚女、王德熙等，浩浩荡荡开到重庆，宣传新思想。这时，川南军事头目杨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