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标榜新潮流，聘请王德熙到泸县川南师范学校当校长，请恽代英当教务长。我也随他们到川南师范学校当了三个月的附属小学教员。穆济波则在川师教书。他是从北京赶到上海，又从上海随我们去川南的。在沪州教书期间，我生下了穆济波的孩子，是个女儿。为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我把孩子送回穆济波的老家——合江，交由他的父母抚养。

在泸县我们积极提倡新潮流，宣传妇女解放，剪发放足。有一回，我为杨森的夫人田恒秋剪发，不小心把她的耳垂剪了个缺口，我心中一惊，她却显得兴奋的样子，笑了笑说，“为了新潮流，流血了。”

当教务长的恽代英一直过着繁忙而又刻苦的生活，不管春夏秋冬，都穿他那件粗灰布长衫，他兼教了很多的课，还时常出去作通俗演讲，进行各种社会活动，把革命的种子，撒播到青年们心中去。他的劳动所得，大多用来帮助贫穷学生。川南师范有一部分学生，就是在他的教育培养之下光荣地参加了共产党。记得有位衣冠楚楚的童子军教员谢树平，原先对恽代英不讲究服饰，很不以为然，认为他到了冬天就在灰布长衫里塞进棉袄，多邋遢，多不雅观。他根本不知道恽代英整天忙于革命事业，哪有工夫去注意衣着外表。但后来那位童子军教员在恽代英的熏陶下，不但转变了看法，还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在武昌城下，他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恽代英由于劳瘁，他的脸色总是苍白的，而他还抽出时间帮助我学习。他利用每天清早5点起床盥洗的一点间隙教我读英文，在洗脸漱口时，听我朗读旧课，检查我是否学懂了。到他洗漱完毕，吃“鸭儿粑”的时候，边吃边教我新课。鸭儿粑是椭圆形的黄色米糕，乃川南特产小吃，因形同初生的鸭儿得名，一个铜子一个。他每天早餐都只是吃三个鸭儿粑，外加一杯开水。

泸县的市民、学生、中小学教员等，每逢周末，都喜欢到白塔寺“通俗教育馆”的大会场听恽代英演讲。他讲的每个问题都分析得很清楚。他一口湖北话，口齿清晰，言辞通俗易懂，态度和蔼可亲，吸引力极大。听讲的人愈来愈多，会场容纳不下，他们情愿站在会场外面隔窗倾听。那时没有扩音设备，好在恽代英嗓音宏亮，谈吐从容，即使隔窗很远的人也听得清楚。

每逢星期或假日，恽代英还带领教员和学生一同去郊外远足，泸县郊区是有名的花果山，桃子、李子、柑子、袖子。橙子、荔枝、桂圆等等，满山遍野，鹅黄、嫩绿、绛紫、胭红，色彩格外鲜艳。这儿还是蜂蜜的特产区哩，那醇香的味儿，闻着也够人陶醉的了。游览的路上，恽代英不放松我的英文，指着各种水果一味地问我。我们心情愉快地登上钟山顶峰，席地野餐，眺望沪州全景。每次都是尽兴而归。我们打破以往先生对学生摆架子，学生见先生就畏首畏尾的坏习惯，师生关系极其融洽，大家特别乐意与恽代英接近，感到只要和他接近，思想就会开朗，精神就会勃然奋发。

附属小学的女教员们，每逢周末也都去听恽代英演讲。会场座位不够，我们就挤在演讲台上，坐在恽代英背后听讲。有一次，散会后人都走光了，我们三个女教员手挽手，我夹在中间并排走回学校，中途，忽然有人从背后猛力把我的左右两个同伴推开，使劲地抱住我，不由分说在我的脸上猛吻一下，就回头飞跑。我们连忙追赶狂徒，高喊：“捉强盗啊！”眼望着这坏蛋从十字路口岗警前面跑过，一拐弯就不见了。我们气极了，只好从那稀疏暗淡的路灯（四方形玻璃盒内放着的油灯）下，默默地走回去。我的心里完全明白，这是一支破坏我们活动的冷箭。反动势力已经伸出它的魔爪对准我们了。

回到学校，大家看到我们乌天黑夜回来，面有惊慌神色，不知为的什么。和我们同行的胡兰畦（四川著名的进步女性，当时也是小学教员）顾虑人们在思想上对于女教员的轻侮，就撒了个谎说：“德君的金质胸章给强盗抢走了。”

我心里很憋气，倒在床上，翻来覆去，彻夜不曾合眼。等天刚亮，英文书也忘记了带，就跑到恽代英那里哭了一场。

“小学教员不干了！”我说：“我要离开这里，到革命的最前线去，我要一脚踢翻这个鬼世界，哪怕牺牲生命在所不惜。”

恽代英慈祥地笑了笑，露出一口整齐但不太洁白的牙齿，沉重而略带讽刺地说：“这个社会，怎么能容得下你这样的女孩子呢？在妇女剪发运动中，你做‘剪发匠’，剪掉了那么多妇女的头发，你还同男人一起宣传新思想，用旧眼光看起来，当然都是大逆不道，不守清规的了。这些豺狼，自然要对你下毒手。”

恽代英沉思了一会儿，接着又抬起头来说：“别着急，出路总是有的，我有办法帮助你先离开此地。”

什么办法呢？以前，我曾向杨森建议，保送100名青年男女赴欧美留学。于是他就向杨森说，提前拨100元给我做路费去法国。杨森同意了，我便带上这笔钱离开沪州，先到上海，再作打算。

恰好，上海平民女学校，极需要人参加筹备开学，工作部的事情正等着人干。我就这样做了平民学校的工作部部长。朋友们取笑我：“啊呀，黄毛丫头当部长啦。”平民女学校于1922年春开学了，我人在上海，可心在法国，但工作又确实要我留下，有什么办法呢！我只好先服从大局。

平民女校开创之初，阵容确实可观。陈望道、施存统。沈雁冰等是文学部教师，柯庆施、沈泽民和我在工作部工作。工作部的车间有12部织袜机器，4部织毛巾的机器，再加我原来在四川省立女子实业学校时学会的手艺，便可制造些轻工业日用品。可是开学后的劳动实践很不理想，能够经常在车间生产的人只有我和技术员阿金，我织袜子，她织毛巾。由于生产的人少，收入自然少了。这样，只能依靠文学部学生半工半读的劳动来支持学校起码的开支。

女作家丁玲，那时叫蒋冰之，女教育家王一知，原来叫做杨代诚，瞿秋白的第一个妻子王剑虹，都是平民女校文学部的学生。

李大钊、陈愚生等经常三。两两，到平民女校二楼亭子间商量事情。有一次，李大钊来得比较早一点，他叫我上楼去，又把亭子间的门关好，轻声细语地问我；

“你在工作室里，能注意到窗外的事，自己人来的时候，你处理得很对，万一有别的人来，你怎么办？”

原来，李大钊担心我年轻幼稚，当他们正在开秘密会议的时候，会把别的人也放上楼来，他便教我怎样对付陌生人。

上海平民女学校，因没有经济来源，到暑假以后愈加窘困，竟至无力再开学了。1923年，邓中夏担任上海大学的教务长以后，原来平民女学校的教师学生一并转到这个培养革命干部的大学里，许多学生后来成为革命的种子，遍布中国。

1922年7月，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陈愚生、杨贤江等在上海聚齐，到杭州西湖去召开少年中国学会年会，把我也带到西湖去了。他们不放心我单独一个人留在上海。

在杭州召开了少年中国学会杭州大会。开会那天，正下大雨。我们走出湖滨旅馆，乘船摆渡到了湖心亭桥边。这时水涨上来淹没了桥上的通道。怎么办？我毫不犹豫地脱了鞋袜，赤脚趟水过去。

“哈，还是强盗婆有办法！”有人嚷了一句，接着一阵爽朗的笑声，大家也脱了鞋，纷纷趟水而过。

这次大会通过了表示反帝反封建立场，求中华民族独立的有关决议。宣言是恽代英起草的。

在湖心亭讨论修改宣言时，有些人不完全同意，大吵大闹。我当时只顾给大家提茶壶，端藕粉，好多内容我都搞不清楚。

会议以后，邓中夏因为工作需要，把我带到南京去考大学。我简直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

五 “永不叛党！”

在火车上我忽然想到，像我这样一个没有上过正规中学的娃娃，能踏进堂堂大学府的门槛吗？虽然曾经补习过英文、代数、三角、几何等，但已经荒疏了很多日子，又这样地匆忙，如何能够考得上大学呢？心里一急，就吃不下，睡不宁，闹起病来了。车厢仿佛挂在空中打转转，我头冒冷汗。邓中夏来到我跟前，像医生一样，用手摸摸我的额头，拿手巾擦干我额头上的汗水。他把自己正抽着的香烟往窗外一扔，坐下来。安慰我说：“小弟弟，别担心，我有办法帮你考上大学。”

他这一说，我很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心里想：你是个工人运动的领导者，还会当医生，又像个心理学家，还能帮助我考上大学，难道是个万能博士吗？我疑惑而好奇地抬起头来，打量他。他身材健壮，衬衣还是雪白雪白的，领结还是那个酱红色的，笔挺的西装已不是咖啡色的而是浅灰的了，光亮的皮鞋也不是黑的而是黄色的了。啊！这才使我想到，夏天来啦！

邓中夏是打算先把我送到法国，然后再托人把我带到苏联。这个计划没能实现。现在准备在学校里开展学生运动，需要在各大学培养骨干。邓中夏叫我把头发蓄长，成为道地的女性。他帮助我进了南京国立东南大学。我原来报考的是文学系，经过入学体格检查，体育主任美国人麦克洛见我动作敏捷，身材修长，提出要我转到教育系体育科，邓中夏表示同意，他说，学体育锻炼身体，有充裕的时间参加社会活动。

在读书的同时，我们这些经济拮据的女生就为别人织毛衣，每织两磅绒线给六元，介绍所抽十分之一。我每月的伙食费是四元，这样也就够了。

邓中夏为革命事业奔忙于东西南北各地，他每次到南京来，都找我到台城、鸡鸣寺或那清静幽雅的梅庵去谈话。梅庵坐落在原来东南大学后门角上的花园里，是一座带走廊的建筑物，三间草顶平房，很精致。这里平常不大有人来，所以谈话大多在这里进行。他也常在这里同别人谈工作，开小会。此外，他常检查我的学习，指导我读哪些书报杂志，训练我如何工作。

1923年春天，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就在梅庵进行，邓中夏主持入党仪式。介绍人是陈阵和黄树萱，她们是女师的学生。邓中夏把誓词写在一张纸条上：“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也许是情势紧迫，怕被人听见，他只叫我读誓词的最后一句话“永不叛党”，这场景、这句话毕生铭刻在我心坎上。

正是由于革命前辈的培育，特别是邓中夏的亲切教诲，我这样一个无知的娃娃，才懂得什么叫做革命，才懂得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社会最壮丽的伟大事业，是我所向往的事业。从此，我踏上了新的征程，我要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不惜牺牲一切。

邓中夏稳重而安祥，经常面带微笑。因为他要领导各地的工人、学生运动，更忙碌了，不像从前那样打着漂亮领结，穿着笔挺的西装，而是一身不太整齐的普通学生服或是工人服了，头发也总是有些乱蓬蓬的。

通常他来找我，时间是在清早上课以前，或者下课以后的黄昏，有时径直到教室门口，向我打招呼。有一次，他一反平时的安详，紧张地叮嘱我说：“为了工作的需要，你必须多预备几套衣服和化妆品，随时准备送紧急要件。”

他给了我十块银元。为了节省，我到旧货摊先选了一身流行的衣裙，一双高跟皮鞋，一个漂亮的提包，一共花了三块钱。

邓中夏看了皱着眉头说：“莫非是害肺痨病死了的姑娘的东西？”他很不放心。

有一天，他向我演示如何对付反动当局的恶狗宪兵的检查。我们就在黄昏的时候，到梅花庵的大花厅里，把门关起来。他假装神气十足的宪兵要检查我，我也装作旅客大大方方，满不在乎地让他检查。

直到把我教得他认为能够使宪兵自发地以为不必检查的时候为止，这样他才放心叫我去执行任务。

一回，他叫我到苏州去。我穿一身白衣白裙白袜子，找到阎门临河的一家旅馆。

晚间的阊门仍然很热闹，人来人往，河畔仁立着不少穿宽条纺绸衫裤的女子，长辫子垂在背后，脚上平底绣花鞋，特别俏丽，有的还来回走动着，左顾右盼，不知在干什么。

我按约定地方登上二楼，走进一间房，在一张桌子后面坐下等候接头人。

一会儿，进来一个老头，身后带了一大一小两个姑娘。进屋一坐就拉起胡琴，那大的姑娘一下子坐到了我的身旁，唱起小调来。很明显，她把我认作风流少年了。接着她就要我出300元钱把她买去。正在我莫明其妙的时候，一会儿，进来一个穿对襟褂的男的，我看着像是接头人，便站起来，那老头和姑娘一见我这个剪短发的人下面穿的是裙子才一溜烟地跑了。我同来人对了暗号，对头，便按规矩交换了东西。

在我离开时，他笑着说：“你这个假小伙子，你懂吗？老头带的是妓女，如果你听完了小调后给1元钱，他们就会走的，不然就是表示要她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