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即便你答应了给300元钱，那女的也不见得会跟你走哩。”

又有一次，邓中夏找我送紧急要件到上海去，他告诉我，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目前分化得厉害，除了走向中国共产党的以外，有的走向了国家主义派，有的是风吹两边倒。他要我小心些，不能以为只要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人都是可靠的。

我立即打扮成一个阔小姐的样子，乘火车出发。

我把重要的文件放在包底下，把胭脂、口红、扑粉放在中间，上面就是邓中夏给我预备的精装本《圣经》、《赞美诗》。依照他的指示，我在火车上困倦的时候，就把《赞美诗》取出来作枕头，手里拿着《圣经》看，把书包压在身子底下。火车到达上海后，我直趋接头地点“一品香”酒楼，登上楼，停在一扇门前，照预定暗号先敲敲门，进去以后，看见天窗上角落边有一张白纸条时，我才把东西送给房子的主人。

“这是陈先生给你的，他还叫我来取东西。”我说。

那个人把东西接过去了，又给我一只小手提皮箱。他很不放心地用湖南话说：

“最好不要让人检查。”

我把小手提皮箱锁起来，演习开关纯熟之后，就把胭脂、口红等放在上面，然后告辞，搭早车到南京下关车站。

经过有宪兵检查的地方，我依照邓中夏所教的，大大方方走过去。宪兵要查一查，我从容地把箱盖打开，宪兵看见的只是些胭脂、口红、扑粉、《圣经》、《赞美诗》，又看到我很像个阔小姐，便在箱盖上贴一张“检查证”纸条，把手一挥，我就轻易地过关了。

邓中夏还给了我一项任务，叫我和张济帆、于泽洪一起到杨杏佛主持创办的《人权日报》工作，要我们半工半读。张、于两人是四川泸泸县川南师范学校的学生，恽代英培养的革命青年，现在东南大学附属中学高中部学习。《人权日报》的社址在南京北门桥附近洪武衡25号。我管总务，他们俩负责编辑与发行。

暑假期间，陈愚生从重庆寄给我200元作学费用。不久，四川来的学生说，他在宽仁医院治盲肠炎，因开刀后不肯休息，终至劳瘁而亡。我这才想到他寄钱来是觉得以后不能再顾着我了。我为此伤心了好多日子。

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北洋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变本加厉地摧残革命力量，张济帆、于泽洪被捕了，《人权日报》也被迫停办，我也开始被人注意了。邓中夏把我叫到玄武湖边作了一次谈话：

“小弟弟，在这样的环境里，你已经不能够再活动下去了。调你到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工作，好吧？”

我回答说：“怕什么！一个人总要死一回。”我又反问他：“难道你就不怕危险吗？”

邓中夏凝视着那碧绿清澈的湖水，很久都没有言语。停一会儿，他用手来把我蓬松的头发往后一持，仰天吐了一口长气，我见他那双大眼里涌出了泪水。在这短短的一瞬间，我深深地感到邓中夏同志不仅有着一颗对同志慈爱的心，而且有着为革命不惜牺牲自己的伟大的心。

组织决定我到西安去，以教书为掩护，继续做党的秘密工作。

在一个寒风凛冽，大雪纷飞的清晨，邓中夏约我到台城了望南京全景，向那气魄雄伟的历史名城告别。他慈爱地对我说：“到了新的工作环境，有的同志提到kmt这个外文字，表示国共合作，就是说明他是个跨党的同志；‘cp’是共产党员，‘cy’、‘sy’就是共青团员。还有‘大学’是党，‘中学’是团，‘小学’是少先队。这些词代表的意思要搞清楚。目前党的政策是要和国民党合作，打倒卖国军阀。要团结群众，启发被压迫的劳苦大众自觉地起来革命。夺取政权以后，才能够建设我们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个革命事业的奋斗历程，很辛苦而又很艰巨，聪明的孩子，小弟弟，我信任你，你是很坚强的。”

我当时激动得掉下泪来。我回答他：“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去做。我一定坚强地奋斗到底！”

六 西出潼关

离开南京而要去的新地方就是陕西省立女子模范中学和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在两校担任体育教员，这是掩护我做秘密工作的岗位。为了赶上开学的日子，我于1925年的年底，在北风凛冽、大雪纷飞中启程，经过浦口转陇海路往西北进发。同路人有三，一对西北大学的教授夫妇，一个《人权日报》的报了。

那时的交通运输乱糟糟的，有限的座位，无限度地卖票，买得车票的人，简直不得其门上车，有的只好从窗口爬进去。车厢里的人们，挨挤得比装进罐头里的沙丁鱼还要紧密，不容两脚落到车厢底板，夹在人缝中双足悬空，憋得人透不过气来。有一些买不起车票的穷人，只好爬到车顶篷上。车顶篷上再容不了的穷人，就钻到车底下，把身子吊挂在车轮中间横着的铁杆上，火车开行，车轮轰隆隆地转动，很可能把他们掉在铁轨上轧成肉酱。机头怒吼着吐出浓烟和煤屑，落在车顶上。在那样冒着风雪奔驰的当儿，蹲在车顶篷上的人们，偶一不当心，就很可能和夹在浓烟里飘下来的雪片一起落下地来。我挤在车厢里，心似乎吊在那些劳苦人的身上，忐忑不安。

到了陕州，火车不通了。交通线上找不着旅店，只能在小市镇旁借宿骡马店。只见遍地马粪，马房里仅有门框而无门扇。我们买一些夹杂泥沙的黑面条汤来勉强充饥。寒气砭骨，我们又买些木炭、木柴加上骡马粪烧着取暧，熊熊的火堆升腾起浓烟，熏得人双泪长流。前胸几乎烤焦了，背后却给门框外面冲进来的西北风吹得冰凉，好不容易熬到天明，同行的西北大学教授夫妇和报了，我们雇四辆骡车继续前行。骡车有两个大铁轮，中间轴心上平铺着木板，三面有木格子富的车篷，车中部只有席板供盘脚坐一个人，行李捆在坐客背后的窗外露天处，车两旁有两根粗木棍夹着骡马。大铁轮转动在高低不平的道路上，一颠一簸的，把教授夫人的头碰了几个包，她哭起来了，懊悔不该来。我是个搞体育的，把双手抓紧木窗格，掌握重心，身体随着颠簸上下跳动，等于在做体育活动，出发时不觉辛苦，到后来时间久了，两腿也有些麻木。我们就这样颠颠簸簸地到了潼关。

在关口上，有人拿起两米长的铁棍，尖端颇犀利，拦住一口刚进关的白木棺材，猛力地从那棺材头顶打进去，又抽出来，然后立刻就把那披麻带孝手打引魂幡的孝子逮捕了。原来那棺材里并非死人，而是走私的鸦片烟。

这时，来了四个英武的带枪的青年，看年纪十八九岁，他们要求搭我们的车，顺道回西安，我们都同意。四个青年很高兴地分别和几个赶车的并肩坐上车头，并且协助赶车的驱车前进。从外表看起来，等于是我们的四个武装卫士，这片地方乱得很，大兵土匪作害，有几个“保镖”未尝不好。

一出潼关，左右两壁高峰积雪，陡峭峻拔，山沟夹道弯弯曲曲，只能容一车一马，愈前进道路愈崎岖，都是三四尺高的石坎，幸亏那强劲的骡马，使力往前拖，大铁轮跟着撞滚下去，那位曾经碰肿了头的教授夫人，大嚷大叫：“头碰破了，出血了！”坐在我前面的青年战士，从他的灰布棉军衣口袋里掏出一大把花生，回过头来叫“大姐”，顺手把花生递给我，他又送一把给赶车人。他剥着花生，边吃边说：“那个护送鸦片烟的‘孝子’，只顾赚大钱，不肯花小钱请武装护送，赔了本还要吃官司，活该！”又说：“咱们也是护送鸦片烟进关的，什么事情也没有。”

我问他：“小弟，你们护送队能得多少奖赏啊？”

他眨眨眼睛回答我：“狗屁的奖赏！奉上级的命令，叫你走东，不敢走西，还不是原粮原饷，要是大姐不让搭车，还得乖乖儿跑回西安去，跑得快也得五天路程哪！大姐，你们南方多么好啊！到咱们这穷苦的陕西来教书，多么难得呀！咱佩服你，尊敬你。”

我又问他：“小弟，像你这么聪明，年纪轻轻的，为什么不念书？”

他气哼哼地说：“哼，要吃饭啊！咱们穷小子，要念书谁给饭吃？”

忽然前面枪声响，我猛往前扒住窗格，想看看怎么叵事。青年朋友赶快伸手拦住我，叫道：“大姐，别动！”他飞快跳下车，他们四个都一齐把黑亮亮的手枪举起向空中挥舞着。

“前面有土匪劫车。”赶车人说。他停下骡车，用力把我往车篷里推。

不多时，勇敢的青年朋友们笑眯眯地回来，各人跳上各人的车位，继续前进。

“他们是土枪，咱们是洋枪。”青年朋友骄傲地说：“所以他们跑了，只劫了最前面一辆车，是法国神父的车。与咱们无关，随他去，别管他。”

出了山沟，道路就平坦多了。骡车辚辚，五天路程，平安地到达西安东郊霸桥，四个青年下车道别而去。临别时，我向他们致谢，问他们是那个部队的，他们回答是国民三军杨虎城的队伍。目送他们身影消逝，我倒有点伤感起来，他们都是劳苦娃子出身，能否做他们的工作，把他们引上正道呢？也没有问个名姓，唉！

到了西安，正赶上陕西省立女子中学校开学。跟党的负责人王寿金、刘含初联系接头后，我即担负起秘密的妇女工作任务。

生活的新的一页开始了。

火凤凰——秦德君和她的一个世纪--第二部 重逢刘伯坚

第二部 重逢刘伯坚

一 西安解围

挺秀的大雁塔、小雁塔显得愈来愈模糊了，暮色在不知不觉中合拢来，整个西安城灰蒙蒙的。

这是1926年严冬的一个傍晚。

庭院里的枯树枝被风吹得飒飒作响，窗玻璃不时也格格的发出声音。忽然，在呼呼冷风中我感觉到一种异样的声音，虽然很轻微，却叩在我的心扉上。

这是皮鞋踏地的声音，有点熟悉。啊，是他，刘伯坚！我惊喜得身子不禁颤动了一下。

西安时局大约在二三月份紧张起来，北洋军阀吴佩孚指令部下刘镇华率领12万大军进攻西安，西安城被困得水泄不通，交通断绝，粮食匮乏，百业凋零。日夜枪声不绝，时密时稀，偶尔还夹杂着隆隆的炮声。街头、庭院时有流弹飞过，窗户脚下也会有炮弹片骤然掠过，甚至偶而床底下也钻进了子弹壳。

城内人心惶恐。我把仅有的衣物行李拍卖，每天花时间到荒地去拔一些野生的黄芪嫩苗，用清水煮熟了充饥。困守在城内的20万军民，冻饿而死亡的不少于三分之一。由于军民齐心御敌，守城的国民党爱国将领杨虎城又有很高的威信，尽管警察、邮政等公务机关全被解散，而社会秩序依然有条不紊。人们都抱有信心，坚持抵抗军阀的走狗刘镇华，决不让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反动势力伸展到西北地区。这也是对当时正在进行的北伐有力的支援和配合。

现在西安终于解困了，反动军阀的围攻被粉碎了。刘伯坚来看望我了。

“还在莫斯科，就知道你被围困在这里，真是大难不死啊！”他泪潸潸地拉着我的手说。

我心潮起伏，思绪万千，热泪盈眶，家事国事不知从何说起。

还是先把西安城里的事讲给刘伯坚听吧。

西安被困时，粮食无来源，城里的财主们趁机发财。他们把地窖里可食的东西，如榨过油的渣饼，腊肉店里的腊子油，还有黄花、木耳、白糖、盐等等，都从地窖里翻出来高价出售。到最后，除了天空的飞鸟捉不到以外，凡是地面上行走的动物，如骡、马、狗、牛、羊、猫、鼠之类全都被吃光了，门板、窗格、桌椅都劈了当柴烧，连那千百年的名木古树也遭了厄运。饿死的人一天天增多，开始还有薄棺装殓，继之则用席一卷，捆上绳子送到皇城背后，埋葬在荒地里。到得后来，惟有听其自然地横倒竖歪，陈尸满街。刘镇华趁城内面临危机，派飞机散发传单，威逼诱降，并悬赏20万元购买杨虎城的首级，继而又投掷炸弹，在这炮弹掠空、全城饥荒的危机中，军民坚持守卫省城，终于等来了伯坚你们啊！

刘伯坚微笑着听我说话。我急于为革命多做工作，他说：“别着急，我们工作才开头，任务多得很呢。”

送走刘伯坚，我兴奋得久久不能入睡，脑海里不禁浮现出同他有关的一些往事。

二 初识刘伯坚

刘伯坚的家乡在四川川北平昌县龙岗寺，生于1895年正月9日。中学毕业后，到成都皇城坝高等师范学校（现迁到望江楼，改称四川大学）学习。我和刘伯坚相识于1919年五四运动高潮中。那时四川虽然偏处西隅，但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剥削之下的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反帝反封建的情绪也十分高昂。

学生们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门前高悬“模范监狱”四个大字的横额，讽示此校犹如一座监狱。在学校致公堂前面的广场上，由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刘砚僧、王维彻、袁诗尧，附属中学学生刘先亮、吴先优等等负责召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