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各学校学生代表数千人，聚集起来商讨大计。他们游行演讲，向省军署（督军熊克武）、省公署（省长杨庶堪）请愿，通电全国各省各县共起反日救国，加强抵制“仇货”运动，并且组织了“四川学生联合会”。

学生们为了表示决心，砸了自己使用的洋瓷脸盆，撕烂自己身上穿的洋布衣服，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把商店的“仇货”抄出来当众烧掉。成都全城的大、中、小学生万余人，游行示威。走过长街，惊天动地。

当时我是学生代表之一。行将赴法勤工俭学的肖华清、阎明钦、刘伯坚等都是五四运动高潮中的健将。在抵制“仇货”活动中，奸商收买流氓在高等师范学校的“明远楼”打我们。我被打掉一颗门牙，但最后我们学生齐心合力，还是把流氓打退了。

刘伯坚把我送回少城实业街“四川女子实业学校”。那时他是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大学生，我还是一个中等专业学校的二年级学生。他身材适中，头上有少许白头发，英姿勃发，待人温厚热忱，知识广博，言谈动听。对我既像一位温和的师长，又像一个和蔼的兄长。我也像喜欢老师一样打心底里喜欢他。

刘伯坚的好友，从事教育革新运动的秦树枫，那时在川东教育厅工作，他和我的二哥秦仲文也是好友，曾结为同宗兄弟。他听说我在成都被打伤了，就写信托刘伯坚照应我，因而刘伯坚对我更加关切，也时时邀我一起散步、游玩。

那是何等美妙欢快的日子啊！刘伯坚和我走遍了成都的风景名胜，西南郊的杜甫草堂、诸葛武侯祠、锦江畔的望江楼、四季花香的百花潭，还有北门外的昭觉寺……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我们看到了传说是文成公主用自己的头发绣成的自己的像，还有供几百个和尚吃饭的一个大铜锅。我们品尝用青杠树叶烘出来的香喷喷的白米饭，锅底有很厚一层锅巴，用油炸脆了再加花椒盐，叫做椒盐酥锅巴，又香又脆。望江楼的醉虾活蹦乱跳，豆瓣鲜鱼也是令人馋涎欲滴。

我们在成都宽厚的城墙下远眺那无边无际的绿野青田，十分赏心悦目。我很喜欢爬上城墙边沿的跳蹬式的垛子上跑步，刘伯坚对此很紧张，惟恐我一脚踏空，滚下来摔坏了。于是我在高处跑，他在脚下跟，伸出双手来防范我摔下来。我笑着说，万一我摔到城墙外边去了呢，那岂不跃成肉酱。他急得头上直冒汗珠，叫我“小淘气”。

“你跳下来试试，看我接得住你不？”

我就显能干，从两米左右高的墙垛子上纵身跳下来，他一把将我擒住，才笑呵呵地松了一口气。可是从此他就不愿再带我上城墙了。

1919年中秋佳节，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第14个周年的日子。我们步行到离成都40里地的新都县桂湖游览。满园桂花树，又高又大，大多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老树了。满地铺的竹蔑席，有人爬上树，用竹竿在树枝上敲敲打打，于是，像天女散花一样，桂花飘落得满席满地，清香四溢。我们走饿了，小食店有桂花汤圆、红油抄手、担担面、兔肉牛肉、烧鸡等等可餐。我们早去晚归，走起路来，我比他一步也不慢。

“你这个铁脚板，名不虚传。”刘伯坚笑呵呵地说。

我那时已剪掉长头发，扮成男装。我们常常手牵手就像兄弟俩，也像老师带学生，徜徉于大路、田间。

然而过不了多久，他要到法国勤工俭学了，他与我相约说：“你毕业后也到法国来吧，我等着你，或者有可能我们再到苏联去。”

“那真好。”我欣然赞同，“我一定到法国去找你。我也愿意到苏俄去。”

中秋节后，我送他到望江楼下上船。由成都去重庆，下水船顺江东流，三天到嘉定，再两天到重庆。

这一别直到西安解围才重逢。他问我：“你怎么不到法国来？”

我不知从哪里说起，只能含着一眶热泪告诉他，那次别离后想不到我就遭了大祸。封建势力加给我种种罪名：闹学潮、办小报、剪发辫、女扮男装……他们认为“有伤风化”，甚至为我剪发的理发店亦被查封，理发工人也被逮到监狱去了。他们原来就恨我搞妇女剪发运动，截获了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复信后，趁机开除了我，不准我呆在成都，我只好到了重庆。可是又遭到了人面兽心的穆济波的欺侮等等，以及后来到北京、上海、南京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加入共产党。1925年“五卅”惨案后的寒假里，组织上又派我来西安等等经历，我都一一倾诉。同时我也告诉他，穆济波像影子一样纠缠着我，加上我又怀了孕，对外无法说清，也难以启齿，所以后来勉强同居了，已有了两个孩子，但两人感情始终不好，常争吵。如今在西安，我住我的学校，他带着孩子住在他教书的学校，彼此来往不多。

刘伯坚听了，一方面为我加入了共产党而欢欣鼓舞，一方面又不禁黯然神伤。他也告诉我，他1921年参与发起和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先任旅比（比利时）党的支部书记，后又任旅欧总支部书记。1923年，被旅欧总支部选送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不久被公推为旅莫（莫斯科）支部干事会负责人。支部书记。初到时，白天到工厂做工，晚上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还担负着管理中国留学生和旅苏华侨的事务，安排接待党组织选派的来自国内或旅欧的留学生，非常辛苦。就在这段时间里，他抓紧时间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并结合国内革命斗争的实际，在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水平方面都有很大提高。

1926年春，统率西北军的冯玉祥将军，由于在国内军事上的失败，通电下野，接着赴苏联考察，并要求援助。共产国际决定争取冯玉祥，并委派刘伯坚参加这一工作。5月间，冯玉祥全家来到莫斯科，刘伯坚前去拜望，并畅谈了国际国内的形势。以后，刘伯坚又向冯玉祥介绍十月革命的经验，阐明必须积极推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才能建立富强的新中国。经过苏联政府领导人、共产国际负责人和刘伯坚等人的争取，冯玉祥表示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向苏联学习。军队一定要改组，向苏联红军学习，西北军中也要设立政治部。冯玉祥还向共产国际提出，要求派刘伯坚和他一道回中国去主持政治部的工作。这样，1926年8月，刘伯坚就同冯玉祥和苏联顾问一道回国了。

西北军原先是北洋军阀所属的一支旧军队，刘伯坚到了军中，便开始了艰巨的改造工作。1926年9月，在绥远省的五原县，冯玉祥向全国发出了由伯坚起草的参加国民革命的宣言。接着，在五原县的大校场上，召开誓师授旗典礼，冯玉祥、刘伯坚发表演说，公开宣布全军集体加入作为革命统一战线组织的中国国民党，接受国共合作的纲领，接受“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提出打倒北洋军阀政府，配合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官兵士气大振。冯玉祥当场宣布，改西北军为国民军联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刘伯坚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原西北军的五色旗换成青天白日旗。全场欢声雷动，这就是有名的“五原誓师”。

为了革命事业的发展，国民军联军移师包头、银川。11月28日，国民军联军解除了直系军阀刘镇华部对西安的包围。刘伯坚这才进了西安城与我重逢。

他似乎不把我看作当年爬城墙垛子的小淘气了，而为我在革命道路上受到的锻炼高兴。

“今后我们可以并肩战斗了。”他笑呵呵地说，把“并肩战斗”说得特别重。

这话，像一股甘冽的清泉，淌过我的心头。

三 顾大局，割舍私情

西北军自从脱离北洋军阀，响应北伐，打出国民军联军大旗之后，军威大振，很快发展到20万人。武汉国民政府派郭春涛、邓飞黄、黄少谷等代表国民党来到西安，与西北军一起工作。为了配合南方北伐军继续北上，在西安，1927年春，国民军联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就任国民党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伯坚任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副部长，黄少谷为秘书处长，邓飞黄为宣传处长，郭春涛为组织处长。由莫斯科回国的一批年轻的共产党员中，陈家珍担任国民革命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部下史可轩的政治部主任，曾晓渊和陶金熔等分散在总政治部里的几个处里作骨干。邓小平同志那时最年轻，21岁，足智多谋，气宇不凡，是西安中山军事学校的政治教员，并在西安中山学院讲课。他才华出众，文武全才，能写会画，总是不辞细小，勤勤恳恳，不知疲倦地工作，培养军事人才和政治人才。他们当中，刘伯坚年纪最大，五岁，身着军服，长统马靴，显得十分威武。他长于演说，不用讲稿可以一口气讲几个钟头，没有重复的句子。那时党的北方局、南方局、上海局先后输送来200多共产党员，有陈延年、刘志丹、安子文、宣侠父、方仲如等。分别担任军、师一级政治部长或主任。各省党代表，如湖南汪泽阶、安徽朱蕴山等也云集西安，真是人才济济啊。我则负责女子宣传队，附属于总政治部，工作上与宣传处有紧密联系。因此，和邓飞黄时时打交道。

我们首先为饥饿已久的守城人民群众免费提供大饼。馒头。有的人饥饿已久，形同饿殍，一旦猛吃一餐，反而胀死了！这是没想到的。其次，着手整顿市容。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全体文武工作人员一齐出动，埋葬尸骸。

官兵士气十分高涨，但有时军内筹响不及，几个月都发不出饷，刘伯坚就深入到士兵中做工作。他的口才好，说话通俗易懂，鼓动性很强，往往能激励士兵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保持旺盛的斗志。因此，在西北军中流传着一句话：“听过刘伯坚一次演讲，胜过发三个月的饷。”

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都设在西安红城（原名皇城，现在叫做新城）。在红城广场上，刘伯坚和西安党组织经常一起发动群众，召开大会，组织游行，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此时我是西安市妇女协进会主席，负责妇女工作，又兼陕西省立女子模范学校校长。召开群众大会，主席台上照例需要工农商学兵及妇女代表各一人就座。总司令冯玉祥，总政治部副部长刘伯坚，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等都在主席台或阅兵台上，而我则是妇女界的代表。这一抛头露面，惹得西北战场上的战友们，都认识我这个黄毛丫头了。

刘伯坚忙于全军的政治工作，白天很少见他的面。我也沉在组织群众、开会和游行里面。在大革命高潮中，妇女们思想进步了，纷纷走出家庭参加妇女协会的活动。但还有一些家庭封建思想特重，婆婆打儿媳，丈夫打老婆，胡说妇女协会是离婚协会。有的青年妇女被打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妇女协会成了被压迫姊妹们的诉冤堂，日夜都有受伤的青年妇女被几个姊妹抬着到妇女协会来。妇女协会像个法庭，又像是家庭纠纷调解处。先是送法院验伤，再送医院治疗，然后送回家并向她们的婆婆、丈夫作说服教育工作，说明妇女协会的工作目的，并不是提倡离婚，而是主张男女平等。因为经常是夜静更深有受重伤的姊妹被抬到协会来求援，在协会工作的同志都忙得头昏脑胀，整个冬天，我没有吃好一餐饭，睡好一夜觉。妇女协会没有经费，我只好把当校长的工资拿来补贴。后来，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拨了500元给我们作经费。

虽然很忙，但由于工作关系，我每天必到红城走一趟。下班后，暮色深沉的时候，刘伯坚照例拉着我的手送我回宿舍。我们都是武装，他仍穿着苏联军用长统马靴。雪后天晴，夕阳的余辉映在戎装上，更显得我们精神抖擞。

在我身边有一个比较要好的女友，她是原陕西省女子师范学校早期毕业生，后在女师附属小学任教，名叫王淑贞（后改名为王叔振），她对我很好，我们形影不离。因此，我和伯坚携手从红城回到宿舍时，有时就变成三人行了。她一再要求我把刘伯坚约到她哥嫂家去吃陕西的名牌面食。她哥原是陕西省教育厅长，家里亭台楼阁，花园客厅都很阔气，厨师也是高手，官家习气颇浓厚，招待颇殷勤。我去过一次后，不习惯于应酬，也没时间，就不肯去了。从此她就不再总是跟着我了。

有一天，忽而接到刘伯坚的来信，信里写着他选择伴侣的八个条件：（一）身材玉立；（二）眉目清秀；（三）文理通顺；（四）不超过24岁；（五）不慕虚荣势力；（六）不要缠过脚的；（七）不要官僚地主家庭出身；（八）要有革命思想。平时，伯坚因我这里没有电话设备，便经常派人送急件给我，信中写的全是工作问题，从来没有提及私事。这封择偶条件的信倒仿佛是针对我而定的，这使我迷糊起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接着，多日不见的王淑贞跑来找我诉衷情，说她爱上了刘伯坚，非他不嫁，万一她和刘伯坚的婚姻成不了，她就不想活了。我这才觉悟到她不再紧跟着我，原来是把目标转移到刘伯坚身上去了。听了她的表白，我倒吓了一跳。我猛然想起，她第一次碰见刘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