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就问我：“刘伯坚结婚了么？”原来，她是一见倾心呀！

往后，刘伯坚仍然是下班送我口宿舍。我的宿舍在西安书院门陕西省立女子模范学校内，进校门向右转弯的一个独立小院便是。食堂就在进校门左手。回校以后，厨师早已把晚餐弄得妥妥贴贴，等待着我。1926年年末的冬天，虽然是北风凛冽，大雪纷飞，我俩踏雪而归，不但身子暖和和的，刘伯坚的手捏着我的手，手也都是暖和和的。房间里工友收拾得清洁整齐，卧房里还烧了暖炕，连心都感到热乎乎的了。

刘伯坚责怪我说：“你为什么要把我推进八阵图里去？”看来他以为我是有意识地把王淑贞介绍给他的了。怪不得他写来了择偶八个条件呢！咳，冤枉透了，我何曾想到这些呢。如果成人之美呢？我可不是圣贤，叫我如何舍得下呢！越想越为难，哎呀呀！难哪难，我想着想着，呆着木鸡，甚至伯坚在说些什么也没听见，他急得猛地把我紧紧抱在怀里，痛哭不已，在我脸上身上乱吻一阵。我理解他的心情，我不怨怪他这样的一反常态，只怨自己年轻幼稚，不懂世情，想不出怎样解决这个难题。

我爱他，他也爱我，可是当中夹个穆济波，怎能成为夫妻呢？如果我同穆济波离婚，再同刘伯坚结婚，不就名正言顺了么？伯坚也是这样考虑的，他向我求婚了。可是我顾虑重重，决断不了。当时的社会对于女子离婚是会传出种种流言蜚语的，也有可能将我羞于启齿的那一段事情宣扬开来，我觉得压力太大，更重要的是，我想到，刘伯坚在军中威信很高，如果卷进了离婚案件，有可能影响他的声誉和工作。处在封建思想的包围中，为了革命工作，我必须割舍私情，顾全大局啊！这样，在我个人的幸福伸手可及的时候，我却忍痛让它从我的手指缝里流逝了。

刘伯坚知道，穆济波和我从感情上已彻底破裂，在生活上也已分居。他住他教书的那个学院，我住我的女子模范学校，彼此很少来往。原因要回溯到1920年在南京发生的事情。在南京，我上东南大学的时候，因为生第二个孩子时，曾一度辍学，我的女同学就常来看我，其中有一位姑娘和我非常要好，她因病，暂时住在我家。那时穆济波是东南大学附中的教员，他垂涎这姑娘的俊美，竟然背着我用暴力把她奸污了。这位女同学含着羞辱离开了我家，去给一个做官的人家当家庭教师。哪知她再次遭受凌辱，因而饮恨自杀。当我知道她自杀的真相以后，深受刺激，同穆济波大闹一场，决心离他而去。这样，我奉党组织命令，西出潼关，到西安，是独自一人离家出走的。但不久，穆济波又带着孩子追到西安，当了一个学院的教员，我们关系冷淡。但是，要同刘伯坚结合，却是云遮雾拦，关山重重啊！

我郁郁寡欢，伯坚也是愁肠满肚，一连三天他都是下班后奔到我的宿舍里来，好在我住的是一个单独三间房的小院，院前有小天井，夜来很清静，他的愁闷情态，使我不忍心让他在寒风凛冽的黑夜里，再孤独伶仃地回红城总司令部他的宿舍去。

伯坚在我这里住了三个夜晚了。我们都想到，长此以往，会出乱子。我想，万一王淑贞想不开，悬了梁，那就更会影响伯坚的政治声誉，政治上的损失，是难以补偿的。我要以革命前途为重，而不能只顾儿女私情。不过，这叫我又如何割舍得下呢？左思右想，我还是违心地拒绝了他的求婚。这时，于右任、冯玉祥又来作媒，介绍王淑贞给刘伯坚。为了统一战线的工作需要，刘伯坚勉强同意了，这铸成我终生的遗恨。

不觉已是严冬过去，桃红柳绿的时候了。我们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配合北伐，提出“出兵潼关，会师中原”的口号，要进潼关，展开消灭奉系军阀张作霖和北洋军阀吴佩孚的两大战役。我满怀欢欣，盼望着就这样鸿雁南飞，在革命的凯歌声中，轰轰烈烈地和从武汉南来的北伐大军会师于中原。总政治部同志的担子更重了，刘伯坚、邓小平同志等因此也更加紧张忙碌了。

刘伯坚找我商量，他要我在出师前的动员大会上作鼓励将士勇气的演讲，表示我愿为革命胜利而效命沙场。他说这是总司令的意思。并说，总司令还要我在大会上提出组织女子宣传队，随军北伐的建议。果然，冯玉祥在全军将领面前将我的军，把我说成是300年前的抗清英雄秦良玉第二，他说：“女同志也要上战场消灭敌人，男子汉应该怎么样呢？想想看！”为此，冯玉祥当场拨1200元给我们作为组建女子宣传队的经费。

总政治部宣传处陶金熔设计做了一面“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女子宣传队”的红旗，旗帜一打出去，妇女们纷纷要求参加。当时有规定，国民革命军不能携带家眷，因而军事头目们的夫人、小姐都来报名，还有女教员、女护士、女医生、女学生等等，组成了娘子军队伍，浩浩荡荡地随军出发了。

在出发前夕举行了一次婚礼，新郎是刘伯坚，新娘是王淑贞，时间是1927年4月。她的哥哥嫂子催促着她赶快办喜事，她本人也急不可待地一再恳求。再加上队伍就要出发了，时间紧迫，刘伯坚无可奈何接受了新嫁娘，也不谈他择偶的八个条件了。

队伍开拔前，新嫁娘王淑贞也主动报名，加入了女子宣传队。

娘子军欢欣鼓舞地高唱国际歌随军前进。路过临潼休息之便，娘子军们都跳进“贵妃池”沐浴，简直是满池子的美人鱼，惟有我坐在池边洗脚。大家都叫我脱衣服下水凑热闹，新嫁娘则讥笑我封建脑袋，而我有口难言。因为在出发前的动员大会后，我参加文艺表演跳舞时，就已经觉得身体有些沉重了，若是随大家一道下水，她们岂不发现我的肚子不正常了吗？在临潼，我私下里告诉刘伯坚，我已怀了他的孩子。

前线士气高涨，战士一鼓作气攻下豫西25个县。刘伯坚告诉我说，总司令叫我去当洛阳县长。我知道，这是刘伯坚的主意，他是担心我腹中的孩子，不愿意我在前线奔波。可是对于旧社会无官不贪的弊害，我深恶痛绝，我说：“革命者不做贪官污吏！”当时我这个21岁的黄毛丫头心眼太直了，也太幼稚了。虽然朝会上冯玉祥批评了我的看法，说是“治理好一个县，就能够做国家元首”。但我还是拒绝当县长，一心要随大军前进。

我们在潼关驻扎半个月，每天清晨4点起床，和总司令部的秘书长何其巩、总参谋长石敬亭、参谋长李兴中等，以及总政治部刘伯坚、邓小平、郭春涛、邓飞黄、黄少谷、曾晓渊、陶金熔等，大伙儿齐集城隍庙参会朝会，听冯玉祥讲话。20分钟后，我们就分成两队，骑马到黄河边演习南北会师。一队往南，一队向北，先到的南队，在黄河边广场高呼：“国民革命成功万岁！”北队从黄河边浅水滩踩水过河来和南队会合，又一齐高呼：“南北会师万岁！”

演习毕，我们原队回到城墙上，练习射击。每天都把张作霖、吴佩孚的头像打得稀巴烂，伯坚还教我一些普通军事常识，例如炮声隆隆中嘴不要闭紧，嘴唇微开就不会震聋耳朵。

此外的时间，我们主要向群众和士兵做宣传工作，和战士们一块儿吃饭，同甘共苦。纯朴的战士们都很热情地对待我们，他们很激动地说：“你们女同志也来参加革命，和我们一起上战场，打倒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我们男子汉更应该上前线杀敌，死也甘心。”他们看见我们没有碗筷，都争先拿自己腰间挂的一双竹筷，夹起他们吃的盐水菜连同黑面馒头给我们吃，还把自己仅有的一个搪瓷碗盛热水给我们喝。

两周以后，我、谢葆真等一队娘子军，跟总政治部的同志们由黄河乘木船开往前线。经过陕州，先到一个大庙里。这是一个临时伤兵医院，收容有2800名受伤士兵。庙门内的地上横摆着一副白木薄棺材，旁边躺着一个十五六岁的战士，他的前额右边突出着一个紫黑色的小包，据说里面有一颗尚未取出的子弹。大殿两廊的禅堂、饭堂里里外外遍地挤着伤残士兵。后殿两廊，也躺满了受伤的人，有四个伤兵看见我们来送慰劳品，就挪动身体将他们自己盖的被单扯来蒙住头。和他们躺在一起的战士说：“他们四个是敌人的伤兵，军阀的帮凶。他们把我们打伤了，还在我们这里享受医疗，要是再享受我们的慰劳品，想必不好意思喽！他妈的！”我们揭开蒙头伤兵的被单，问他们为什么打仗？为谁打谁？他们难为情地说：“我们原是庄稼人，是拉壮丁拉来的，不跟他们走就要被打死。……”说着哽哽咽咽地哭起来了。在正殿那十八罗汉包围着的大泥塑像夹道中间，摆满了木板条，上面躺着重伤战友，一看见我们，有的就伸出手来拦住我们说：“好同志，好姊姊，又看到你们了。”我们往里走过手术室，窗前碰着我们娘子军里的女同志，她双手捧着搪瓷盆，当外科大夫的助手。她是因医院人手不够，临时借调来帮忙的。我们一连去了五个临时伤兵医院进行慰问。都是大庙宇，设备太简陋。此后一想到那些伤兵的苦难，我就忍不住热泪盈眶，这是帝国主义、军阀走狗造下的罪孽啊！

四 暮云深，别离愁

半个月后，我们继续向洛阳前进。战争中铁路已经被破坏。我们行军，除了步行，只有骑马。我骑的是郭春涛牵来的一匹蒙古高头大马，我骑在它背上，显得特别神气。当骑到洛阳不远的途中，这匹高头大马忽然发疯般地兴奋起来直往前奔。眼看就到洛阳城下了，我们部队的战友们，以为我是在和他们竞赛，争取先进洛阳城，大家就你一鞭、他一鞭炮打在我骑的马屁股上，为我助威加油，邓小平也兴高采烈地挥鞭催征。烈马狂奔猛跳，简直前蹄朝天，马缰也松脱了。我已气尽力竭，不由得滚到洛阳城下路旁的石沟里。从此我就成了伤兵，躺在洛阳城天主教堂里，左腿血糊糊的。

刘伯坚看见我的狼狈相，愁眉双锁，叹息说：“同志们的玩笑开得太厉害了！原来想加鞭让你先进洛阳城，想不到跌坏了你的腿，咳！”

到了郑州，我们总政治部仍然和总司令部一起，驻扎在基督教的福音堂里。当地老百姓好奇地在我们住处周围绕来绕去。他们说，想瞧瞧女革命军。并且传说“西北进关来的女革命军多么厉害啊！胜仗都是她们打出来的”。

敌人的飞机在黎明时来投炸弹，落在我们驻扎地的围墙以外的菜市场，把我们的玻璃窗震坏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刘伯坚让把我送进医院。他天天来看望我，带给我一些关于时局的消息。一次他带来的一份报纸上，刊登了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杀害李大钊以及京津地区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等消息，我趴在病床上紧紧抓住枕巾，痛不欲生，伯坚也泣不成声。

这时，形势已急剧变化，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冯玉祥发生动摇，倒向了蒋介石。他将刘伯坚、邓小平等200多位共产党人“礼送出境”，发给路费，提供了一个闷罐车皮，拉走了。这些人大部分到了武汉，我也是这样去了武汉。冯玉祥离开了革命，离开了共产党，后来在事实的教育下，他又积极抗日，再度与共产党合作，反对独裁。1948年9月，他应共产党的邀请，从国外回来准备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不幸中途因轮船失火而遇难。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再说我们这些被“礼送出境”的共产党员，随着轰隆隆的火车到了国共合作时期的赤都武汉。

在武汉，我因腰伤，行走艰难，暂留武汉原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施存统处疗养，自此与刘伯坚分手。后来他去了上海，又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

不久，武汉亦演出白色恐怖，幸而我的腿伤已逐渐好转起来，于1927年11月平安地生下我和伯坚的女儿“秋燕”。我又由武汉而南昌，而南京，把女儿秋燕留在一个老船夫家里抚养，由老师汤用彤的夫人张敬平代管。我则到上海去找党。

世事沧桑，若干年后，我才得知，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刘伯坚被派往赣南军区任政治部主任，同时也在中央分局军委工作。1935年3月4日，在突围的战斗中，刘伯坚身中数弹，左腿负伤不幸被俘。他坚贞不屈，严词拒绝敌人的威胁利诱，拒绝出卖革命同志，于1935年3月21日牺牲于江西大庾。我和刘伯坚于1919年相识，大革命高潮以来，戎马倥偬，一直战斗在一起，不想武汉一别，竟成了永诀。此恨绵绵无绝期，我心头的创痛永生永世再也不能平复了。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过去了。而今江西大庾县的金莲山岗，“刘伯坚烈士之墓”的石碑上，刻写着他的绝笔诗：

带镣行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作。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祥。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