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他被捕后由大庾县监狱移到绥靖公署候审室，在移狱的路上，有感而发后写成的。

读着这掷地有声的诗句，我的眼前模糊起来，朦胧中仿佛又看见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挚爱的刘伯坚面带微笑的身影正一步一步向我迎面走来……我仿佛又听见他牺牲前写给我和秋燕的诗句：“南国春事不须问，万里芳信无由传。”（摘自《移狱》长诗中。）

火凤凰——秦德君和她的一个世纪--第三部 樱花盛开又悄悄落下

第三部 樱花盛开又悄悄落下

一 蜃景

在茫茫的大海上空，有时会出现一种迷幻的景象：巍峨的宫殿，玲珑的亭阁，疏落有致的岛屿，若明若暗，隐隐约约，虚无缥缈，变幻不定，不久便渐渐地模糊，成为一团淡淡的影子，随即消逝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海市蜃楼。苏东坡的《海市》诗开头几句写到：“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啊！多么神奇，美妙，望而生羡啊！

我的记忆里，还有一种比这更引人入胜动人心魄的蜃景，我称之为“樱蜃”。漫山遍野盛开的樱花，灿烂无比，妩媚已极。每一株都是一位高洁的少女，在和风微拂中绽开了笑靥。她们婷婷玉立，舒展双臂，漫卷衣裙，像圣洁的云，像迷人的雾，当朝晖映照的时候，排红万顷，溢彩流光，越发使人心醉神迷了。

可惜好景不常，它只是虚幻的蜃景，一会儿便隐去了。给予人的欢乐，多么的短暂啊！

他，一位伟大的作家，曾经是那蜃景里的人物。他，和我，在樱花下海誓山盟，在樱之国相亲相依。只是到头来，一切都是幻景一场！

让我打开记忆的闸门，从头说起吧。

二 同赴樱花之国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造成全国范围的白色恐怖。如前所述，我在北伐战争中坠马负伤，随即又同刘伯坚和一批共产党员从冯玉祥统率的国民党第二集团军中被“礼送出境”，在武汉同刘伯坚分手。我因腿伤未愈，行走艰难，暂留武汉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施存统（共产党员）家中疗养。

南昌“八一”起义失败后，蒋介石的爪牙胡宗铎、陶钧在武汉扬起了屠刀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他们宁可错杀三千，也不准漏掉一个，还满街张贴布告，悬赏捕人，限期自首。在这生死关头，施存统在武汉各报发表“悲痛中的自白”，声明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然后，带着一家老小离家走了。顿时，我没有了立足之地。

怎么办？我对南方的党组织情况颇不熟悉。那时，党在幼年时代，尚未建立严密的党员材料档案。组织关系往往借助于同志之间的互相证明而已。兵荒马乱的，我往哪里去找组织呢？1927年11月初，旧历9月的最末一天，我平安地生下了我和刘伯坚的女儿“秋燕”，这时我的腿伤已逐渐平复了。

我首先带着女儿到南昌寻找组织，却被江西军阀朱培德的副官处把我当作共产党的“奸细”扣押起来。幸亏朱培德的政治部主任周壁光的夫人高香祖出面把我保释。她是我在成都实业女校的同班同学，我在离开武汉到武昌前，在汉口一家大饭店门口曾偶尔碰见她。她一把将我拉进饭店她的房间里，又惊又喜地问我：

“你是人还是鬼？我在四川就听说，清党的时候，冯玉祥把你杀了。”她说着眼圈红了起来。她告诉我，她的丈夫在朱培德那里当政治部主任，有困难可以找她。她把南昌的住址写给了我。

正是借助她的力量，我才死里逃生。她还给我置办了行装，又给我一根金项链和路费，我便匆匆忙忙离开南昌，辗转到了南京。这时，穆济波并没有跟我去南京，一来是我走时并未通知他，二来是他看到大革命失败以后，共产党员时时处于危险境地，我对他也帮不了什么忙了，他便在朱培德手下觅了一个职位，也就不再追踪和纠缠我了。我们的关系至此彻底结束。

在南京，我暂住在我的老师汤用彤家。那时汤老师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接着我就去找在南京上学的同一个党小组的陈振，希望由她帮助我找到党组织，接上关系。

一踏进她的家门，她的女儿曾谦正在藤椅上神情颓丧地缩成一团。她猛一看见我，吃惊地站起来。

“妈妈呢？”我问。

“清党的时候，被砍成几块，用麻袋装起扔到浦口的江里去了。快走，秦姨，危险！”

我听了不由得心酸泪淋，悲痛已极。

我失魂落魄地到汤老师家里，汤师母张敬平眼见我狼狈不堪的惨状，十分同情。她就把我的女儿秋燕留下，托一个船民家抚养，同时给我一副金手镯和路费，帮助我去上海找党组织。

我正准备离开南京，忽然，杨虎城将军和夫人谢葆真到汤用彤家来找我。谢葆真原是女子宣传队的队员，她在西安经我介绍，与杨虎城将军结为夫妇，所以我们很熟。谢葆真告诉我，在河南，冯玉祥把杨虎城的部队截成两段，把后半段缴了枪，又在前半段尾部袭击。如今杨虎城手下只剩一万多人，退到了安徽和江西的边境，没有给养，便到南京找蒋介石求援。蒋介石不理睬，叫他们回去。谢葆真泪汪汪地问我：

“秦老师，怎么办呀？叫我们回去，还不是逼着我们被冯玉祥杀掉吗？”

我沉默很久，仔细思量，对他们说：“蒋冯合作不会久长。目前先寻找个地方渡过难关，等到时机成熟，你们再率部队，做先锋，消灭冯玉祥，打回陕西去。”这时，我想起了我的同学高香祖，她虽然是个家庭妇女，思想还开明，善交际，能活动，在那时兴走“内线”的社会里，也许她能助一臂之力，帮杨虎城渡过难关。

我的这个想法，他俩很同意，就派亲信王子安及其未婚妻陈湖苗二人由我陪同到南昌，直达百花洲高香祖的家，由她的丈夫向朱培德介绍。朱培德想加强自己的势力，很高兴地为杨虎城的部队解决了防地、军备、经费等问题。不久，杨虎城夫妇偕秘书米暂沉、随员郭则沉到日本东京休养去了。不久后，蒋冯破裂，杨虎城果然率部队打回了陕西。

再说我从江西便一直到了上海，念念不忘去找组织。我改名“徐舫”，住在陈望道家中，我求他帮助我办理组织手续去苏联学习。陈望道说，吴庶五（陈的前妻）在日本研究绘画，他劝我先到日本进学校，这样就可以领取“庚子赔款”中的留学生经费作学费，每月70元。而且日本也有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可以在那儿接关系。我同意了，他便写信托吴庶五在日本东京白山御佃町“中华女生寄宿舍”给我租一间三铺席子的房间。陈望道还说，沈雁冰用“茅盾”笔名发表的《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引起左翼文人在报章杂志上对他的批判，他很闷气，也想去日本，正在找同伴。沈雁冰曾在上海平民女校当过教员，我们认识，但没有交往过。

陈望道说这话的第二天早上，我正在天井里跳绳玩（那时我23岁），忽然门铃响，我从门缝里看见茅盾。他穿着深灰色的绸料长袍，黑色平底鞋白袜子，瘦瘦小小的，再加上又浓又黑的八字胡须，活像个算命先生。天气并不热，他手里却紧紧捏着一把黑折扇。我开玩笑故意问他：“你找谁？陈先生不在家。”“我找徐小姐。”我打开门迎他进来。他一边走一边歪着头笑眯眯地问：“你就是徐小姐吗？我姓茅，我叫茅盾。”我手里攥着绳子，请他到客厅里坐。他还取笑说：“在学小孩游戏呀。”

在客厅落座后，他与我商定了行程，我就上二楼开箱取出25元日钞给他，请他代买船票。日钞是5元一张的共5张。他把钞票放进小皮夹里，又取出来凑在鼻尖上嗅嗅，直说：“好香，好香，真舍不得花掉它。”我一再说明那钞票是偶尔压在洗脸的香皂底下的，并没有洒香水。我后来才知道，茅盾身上常常洒香水。

1928年7月初，我们离开上海赴日本。出发的时候，茅盾叫了汽车到陈望道家来接我。这时，他的八字胡须不见了，浅灰色的毛料西装穿得笔挺的，黄皮鞋擦得亮亮的，俨然一书生模样。他化名“方保宗”，我仍用化名“徐舫”，搭的是日本人的小商轮。没有客舱，都是25日元一个床位。乘客大约10人，除了我和茅盾，都是日本人，只有我一个女客。在船上，茅盾常常约我到舱外，凭栏眺望大海，兴致勃勃地谈他的著作，他的身世，谈他在大革命高潮时在武汉当《国民日报》编辑的情景，也谈对文学界各家各派的看法。不管他谈些什么，最后都免不了说到他个人生活上的不幸。他说，他是在襁褓之中，由父母之命，媒的之言，订了亲。尽管他18岁那年就提出反对包办婚姻，但母亲不同意，硬是大张旗鼓，吹吹打打地用花轿把儿媳妇抬进门来。由于新媳妇脾气不好，茅盾感到很难相处。

有时候，他在甲板上给上海的郑振铎等人写信，还喜气洋洋地拿给我看。我发现，上面写到我，我的穿戴、动作、语言，甚至我后脑勺的一绺少白头发被海风吹得翻滚成灰色，也生动地描写在信笺上。中华书局给我印了一盒100张“秦德君”字样的名片，他也不客气地从我的书包里取出来，一张一张的丢到海里，还快活地嚷嚷：“秦德君跳海了！”丢一张，嚷一声，居然把我的100张名片丢得一张不剩，最后把装名片的纸盒也丢下海了，再后来就只有丢他嘴里的香烟头了。

他个子小，我管他叫“小淘气”，他叫我“阿姐”，尽管他比我大10岁。

一路上风浪不大，我们就轻松愉快地到了神户。那时我觉得他还不错，为人不错，但说不上喜欢。我也没觉得他在追求我，但我感到也许有些方面我吸引了他。我想，我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志同道合，彼此谈得来，也信得过。我压根不知道他当时已脱党。他从来没跟我说起过，我一直以为他还在党内，是个共产党员。在我和他相处的日子里，他始终没有告诉我。

从神户上岸，坐火车到东京，我们俩一起去白山御佃町“中华女生寄宿舍”去找吴庶五。吴庶五已经替我在那里租了房间，但是并没有为茅盾作准备，因为她事先根本不知道他要来。茅盾是临时决定来的。吴庶五便想办法介绍他住进我们宿舍附近的“本乡馆”。

茅盾在“本乡馆”颇感寂寞，朝朝暮暮往我们女生宿舍跑。学生寝室不许会客，中国女学生共用一个会客室，茅盾嫌别扭，我和吴庶五便去看望他。不久，茅盾的好朋友樊仲云来到东京，住在“本乡馆”茅盾的隔壁，可茅盾还是情绪消沉。他对于上海文艺界批评他的《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消极反动，想不通。我对他说，革命低潮很快就会过去，等到高潮来了我们再干，我们俩先一起去苏联。茅盾那时没职业，手头缺钱，小说又受到批判，觉得没出路。我和吴庶五极力劝慰他，认为他是个书呆子，经不起大革命失败的风浪而闹情绪。我每当听到茅盾消极、颓唐、悲观、失望的呻吟时，都耐心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劝导他，鼓励他勇敢些，朝前看。茅盾听了很感激，他说他好比沉沦在大风大浪里，好不容易抓到了我这样一根救生藤。我也因他的话而深受感动，决心振作精神倾全力扶持他前进。

从此茅盾的心情逐渐开朗，已不是原来那般哀哀愁愁、丧魂失魄的样子，走起路来也不低头弯腰，而是欢快跳跃了，简直换了一个人。他高高兴兴地写好了一篇文章《从牯岭到东京》，在寄给上海《小说日报》发表以前，兴高采烈地送到女生宿舍来给我看。他顾不得旁边有人，紧紧地抱着我，把我叫作他的救星，挽救他的命运女神。他着重指出文章中的主导精神就是：“我看见北欧运命女神中间的一个很庄严地在我面前，督促引导我向前。她的永远奋斗的精神，将我吸引着向前。”他心情激动结结巴巴地说：“啊，啊，阿姐！北欧运命女神中间最庄严的那一个就是你啊！就是我亲爱的阿姐啊！”

他还指着从银座夜市的地摊上买来的英文版北欧神话书籍说，北欧运命女神的故事是说姐妹三人，大姐感伤过去，三妹蒙着面纱低头冥想未来，惟有中间最庄严的那一个勇往直前、永远奋斗的精神挽救了他。他说着说着就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激动得热泪盈眶，说不出话来。茅盾还说，北欧运命女神也是象征苏联。他说，他的二弟沈泽民夫妇在苏联，他已下定决心和我一起去苏联。他画了一张去苏联的路线图，由东京到京都，转敦贺，再转海参崴，去到莫斯科。他还说，必须先到京都找杨贤江办理组织手续。杨贤江就住在西京高原町。

我一到东京就进了“东亚预备学校”学习日文。我的想法是，万一去不成苏联，就要好好学习，才能争取用庚子赔款的留学生教育经费当学费，并且还准备参加在日本的中国共产党组织。

当时，杨虎城、谢葆真夫妇和杨虎城的秘书米暂沉、随员郭则沉都在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