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葆真是我在西安当陕西省立女子模范学校校长时期的学生，1927年同我一起参加北伐战争，胜利会师中原以后，和杨虎城结婚，我是女方的主婚人。他们夫妇愿意资助我去德国。邓飞黄、郭春涛都是和我一起参加北代战争的，他们来信表示愿意帮助我去任何一个国家。我当时不太愿意接受资助，想自力更生。同时也企盼在日本寻找党组织，接上关系。我想，好在茅盾也是共产党员，我们俩彼此可以证明。茅盾看到这些情况，不断催促我去京都找杨贤江办理组织手续去苏联。他要同我一起去。

那时，我同茅盾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我每天提著书包上学，一出门，就看见茅盾那笑吟吟的脸。他为我提书包，扶我上电车，一直送我到校门里。中午，他又在学校门口等我，我们一起去吃饭。下午一般是去看电影。我本来是不大爱看的，因为那都是英文字幕，茅盾英文好，他边看边给我翻译。看完电影，他就送我回宿舍，到门口就分手了。这些行动，他都有意避开吴庶五。后来，庆祝日本天皇昭和登基，日本政府把国内外一些著名的表演团体请到东京演出，我陪茅盾看了一场又一场，他最感兴趣的是摩托车在墙壁上横着跑。无论在什么场合，他都紧紧拉着我的手，惟恐我在人群中走失了。由于每天我只有半天课，下午便和茅盾在一起，连他去理发店也要我陪他。夜晚逛夜市也形影不离，公园、地铁、电影院、百货公司都有我们的踪影。经过这样频繁的接触，加上我们都是天涯沦落人，我也渐渐对他产生了感情，我觉得他博学多才，性情随和，对我关怀体贴，我有不懂的问题，他总是耐心地讲解。感情这个东西总是相互作用的，如果只有一方有意，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都不可能成功，因此，谁主动都无可厚非。至于我们俩，从友情到爱情，的确都是茅盾主动。现在有些书刊上，说我因茅盾是名人，疯狂地追逐他，那不是事实。我认识的名人很多，有的名气当时比他大，我也从不曾追逐过。我去日本，原想是住一段，能找到什么关系就去苏联，如果去不成，也想学好日文以后，能进入一个学校，争取到庚子赔款中的留学生助学金，生活也不成问题。但是由于与茅盾的交往，我的日文没有学好。这时茅盾口口声声要同我一道去苏联，我感到他的关切，同时也考虑到，就这样晃晃悠悠地呆在日本，手头的钱花光了怎么办？在茅盾的一再催促下，大约在1928年12月初，我们俩便到京都找杨贤江去了。

杨贤江是共产党员，1921年在北京开少年中国学会的会议时，他出席了，所以我们彼此认识。后来，他和邓中夏、恽代英等一些人去四川演讲，我们也见过。他和茅盾比我更熟，因为他们同在上海当过编辑。找到杨贤江，也许可以接上组织关系，并可以通过他办理手续去苏联。

我和茅盾去京都，吴庶五等友人不知道，因为我和茅盾没有告诉任何人。原来我以为找了杨贤江接上关系，当天就回来的，所以我去京都时，宿舍里的东西什么也没带，也没清理什么东西。在离开东京以前，茅盾对我更好了，他写了一封信寄给我十年不见的妈妈，说我和他将一块去苏联莫斯科了。

我和茅盾都住在杨贤江家里。杨贤江和夫人姚韵漪、儿子肉肉一家三口，雇一个下女，靠杨贤江笔耕度日，过得还不错。我们一到，茅盾就和杨贤江关起门来密谈，连我也不让听。究竟谈的什么，我至今也不清楚，我只知道从此以后茅盾就闹开了病。原来他就有沙眼，我就成了他当然的护理员，学着给他翻眼皮，上眼药。这本来不影响去苏联，但是，他接二连三地又说牙痛、心口疼、肚子疼，我当然很着急，百般照顾他，就这样耽搁下来了。从此茅盾再也不提去苏联的事了。我们就是在那段时间开始同居的。我也曾想到茅盾有妻子，但茅盾对我说，他不爱他的妻子，要和她离婚，和我永远在一起，我这才与他同居的。

但是，长久住在人家家里，未免太打搅了，必须另找房子住。巧得很，从上海去京都政治避难的红色青年高尔松夫妇、弟弟高尔柏夫妇、周范文夫妇、帝国大学的留学生漆湘衡夫妇、袁文彰等，在杨贤江家附近，早就租住着一排平房，可住七户人家。每户三间，其中两间六铺席，一间三铺席，加上一间厕所，一个厨房，有煤气设备。第四套房子正好空着。我们就搬进去租住了。我思前想后，进退维谷，只好放下心来，好生护理茅盾的“疾病”，只有他的病好了，我们才能去苏联。但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一场黄粱梦罢了。

这些青年人大都靠卖文稿度日，对茅盾很是欢迎，因为凡经他介绍寄出的稿子，上海出版商没有不用的，而且保证千字四元，提前支付。由于他们的稿子一般是由茅盾同时寄出的，所以稿费往往也同时收到。收到稿费时，大家常常集体出游。春天到郊外赏樱花，秋天到岗山摘红叶，去宝冢看歌舞，赴奈良登三笠山，临猿泽池。奈良的神鹿颇有我们中国峨嵋山上猴子的风度，与游人同乐，我还以花生米喂它。茅盾用相机把这个场面拍下来了。他每次出游都带相机，兴致勃勃到处拍照，没有一丝病容，但是他为什么总说自己有病呢？我不明白，也没多想，那时沉浸在幸福与欢乐之中。我们的住房虽然简陋，而门前道旁便是樱花，盛开的季节，如云似霞，我和茅盾在写作学习之余，携手并肩散步在花下，共叙衷情，含情脉脉的目光对流，但愿天长地久，地久天长，生活的道路似樱花般灿烂，两人相亲相爱，永不分离。茅盾向我表达的真挚的情和爱，使我的心亦如樱花般怒放。

有一回，我们乘坐高空电车，不料电车半途发生故障，悬挂在空中不进不退，乘客们惊慌起来。可这时，茅盾露出一张充满激情的笑脸，紧握我的手，凑近我的耳朵说：“阿姐，就这样掉下深谷里去解决了，够幸福的啊！”他那样诚挚地说出同我一道去死就是幸福，这是个什么样的幸福呢？难道一同活着就不幸福了吗？他是否有什么不能对我说明的隐情呢？我一时想不清楚。

平常的日子里，我们集体吃饭，由高尔柏的夫人唐润英和我做饭。我俩一起采购，她洗菜切菜，我掌勺，每日三餐，起早贪黑。但我主要精力放在茅盾身上，照料他的病体，替他抄稿，为他提供写作素材。

这一时期，茅盾心情仍然有些郁闷。他说没有想到《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在文坛上引起轩然大波，需要写一部更新的小说来扭转舆论，只是苦于没有题材，愁煞人啊！为抚慰他苦闷的心灵，我搜肠刮脸把友人胡兰畦的经历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说，从“五四”浪潮里涌现出来的青年，反抗旧势力，追求光明，有许多动人的故事，是很美妙的素材。接着我便把她抗婚出逃，参加革命的事情述说了一番。茅盾大感兴趣，决定以胡兰畦为模特儿，再加上其他素材，集中精力动手写一部长篇。他并没有见过《虹》里面的女主角梅女士的原型胡兰畦，由重庆出巫峡的山山水水，以及成都、沪州的风貌，他也没见过，我尽可能具体详细地对他描述。他每写好一部分，便由我抄稿，同时顺手把有关人物的语言，改成四川话。茅盾盘腿坐在室内的草席上就着小炕桌奋笔疾书，后来才换成高一些的长条方桌坐着写。小说终于写成了，《虹》这个名字是我起的。四川的气象常有彩虹，既有妖气，又有迷人的魔力。顺便说一句，《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合而为《蚀》的名称，也是我提出的。我说，幻灭之感，如日月之蚀，是暂时现象，也是必然现象。茅盾非常赞美我提的名称，频频点头，温柔地结结巴巴地说：“啊、啊、啊，我的好阿姐啊！在这个世界上，惟有我的阿姐好啊！”

《虹》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办的《小说月报》上连载，轰动一时。后又出了单行本，销路很广。但是原来计划写的《虹》，只写了一半，还准备写下一半，后因人事沧桑，没能完成。

杨贤江和高氏兄弟等人虽是以卖文为生，但多是搞翻译，也不翻译文学作品，都不是茅盾在文学上的知音。茅盾情切切地想要把我培养成他文学上的知己，经常和我谈论什么自然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说个没完没了。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我也被熏染得学习日文，以日本的普罗小说为教材，边学边译成中文，经茅盾的手寄到上海《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文学周报》上发表，秦觉、辛夷就是我的笔名。把日本文学作品介绍给中国的广大读者，我认为这很有意义。茅盾还说我有当作家的天才，只要把我的经历组织起来，串联起来，就是一部很好的文学作品。尽管当时上海文坛正在批判茅盾的三部曲，他却要我写一篇吹捧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章秋柳的文章，我对他的三部曲并不熟悉，不愿写，但经不住他再三请求，勉强写了，经茅盾加工以后，由他寄给上海《小说月报》，发表了，用的笔名是“辛夷”。梅兰芳获得美国“文学博士”头衔以后，上海《文学周报》曾出专刊骂他。茅盾非要我也写一篇，我对梅兰芳的事并不感兴趣，也是因为茅盾没完没了地动员，只得言不由衷地给梅博士一顿批评。

我和茅盾写稿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赚取稿费过日子。那时，茅盾的稿费有一部分还要养家，我由国内带来的原准备赴苏联用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

这时，我怀了茅盾的第一个孩子。因为贫穷，还因为我仍想去苏联，有孩子便是个累赘，我们决定做人工流产。茅盾说他对日本社会不熟悉，叫我回国去做。他把我护送到神户，我由那儿搭船到上海。先住到他母亲的隔壁，向叶圣陶取了一笔稿费作为住院费。叶夫人胡墨林热情地给我缝制了一些衣服。茅盾又写信委托已回上海的吴庶五陪我到四川路“福民医院”，找日籍医生“板板”做人工流产手术。我眼睁睁地看着医生把我远涉重洋，专程来请他屠杀的我的心肝儿子的尸体，泡在玻璃瓶里做标本，然后含着洒不尽的伤心泪，只身回到日本。在海轮上，遇到张光人（胡风）和朱企霞夫妇，他们和我是在南京相识的。茅盾到神户来接我，我给他介绍了张光人，他们就这样交上了朋友，那是1929年9月。1930年8月在上海，茅盾把我们俩分手前在上海合照的6寸纪念照片送给胡风保存，惟恐放在自己手里被人毁掉。1966年5月，十年浩劫开始了，胡风由秦城监狱转移到成都，路过北京，把照片转送给我。相隔36年了，感谢老友在长年的忧患中还保留这样一件寻不着、买不到的“历史文物”，真是弥足珍贵！

我和茅盾回到京都高原町，异国现实不容许我将息调养。我们雇不起下女，事事仍靠我操劳，身心疲惫，不堪言状。茅盾也深感内疚，热泪长流。他虽然也想减轻我的家务，但长期以来，只知读书写作，别的全然不会。有一次，他动手打开一个罐头，把手划伤了，他就惊惶失措地抱着头直喊：“我头昏了，不得了，不得了啦！”只好仍由我来收场。

三 樱花凋零

1929年冬，日本大检举开始了，在日本的中国共产党组织被一网打尽。平常教我日语的中国留学生漆湘衡、袁文彰被捕，和我们经常来往的沈起子也被捕了。从此，流亡在京都的红色青年纷纷回上海，就剩下我们两人。但茅盾坚决不肯回国，只要我一提起回上海，他就抱着我痛哭流涕。我当时很不理解他为什么如此。

高原町如今已变得冷清寂寞。我们迁到热闹些的一所二层楼房，每月房租24日元，比高原町的贵4倍。楼下有花园，园里有无花果树，果实累累。茅盾很爱吃无花果，他总是笑眯眯地向我作揖，求我上树摘给他吃。他还喜欢吃漆湘衡夫人从四川捎来的腊肉，可只有我亲手烹调的腊肉他才爱吃。虽然我俩情深意长，但异乡的孤寂，加之通货膨胀，生计日感拮据，不得不作归计。

1930年4月初，我们回到上海。先住了三天旅馆，后搬到杨贤江家里，住在他家的三层楼上。借来两张三屉旧条桌，两把木板桌子，一张摇摇晃晃的双人床。我和茅盾一起到景云里去看望鲁迅，他又帮助我和茅盾一起参加“左联”。我们还看望了茅盾的母亲，茅盾的卢表叔，又到他的好友郑振铎家里和商务印书馆的旧友欢聚。

为了生活，他写文章，我给他抄写，此外我还继续学习翻译。由于茅盾的面子，开明书店和我订约翻译一部日文《中国戏曲小说史》，10万字，预支稿费500元，作为临时生活费用。我翻译到两万多字时，又怀了茅盾的第二个孩子。这时，茅盾原来的妻子孔德氵止常来哭闹，搅得我们什么事也做不成。加上茅盾的母亲坚决主张茅盾恢复她一手操办的婚姻关系，同孔德氵止破镜重圆，而茅盾素来很是孝顺，这时左右为难，很是揪心。我的侄儿秦国士当时正在“中国公学”上学，眼见我们这样贫困，日子过得又不舒心，也力劝我暂回四川老家看望母亲。

这时，我开始感到茅盾在态度上，也有了微妙的变化。他说话有时说一半留一半，心神不定。一天，杨贤江的夫人告诉我，她在先施公司亲眼看见茅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