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孔德批两人带着孩子在买东西，她说：“他们蛮好呢！”我听了不做声，心想，茅盾当着我的面，对孔德氵止不理不睬，躲得远远的，如今又背着我在一起，这是怎么回事？有一回，茅盾外出说是办事。我闯到茅盾的母亲家里，发现这两人正在说话。后来，孔德批三天两头往我们家跑，给他送吃的、穿的，茅盾还去接她。这时，上海的小报上，出现了一些骂我的文章。我估计，作者一种是偏向孔德氵止的，一种是对茅盾有看法的，唉，我一个革命的女子，何必讨这份闲气！我提出分手。说实在的，我心里也是不舍，但又想放个试探气球，看看茅盾是啥态度。茅盾先是不同意，后又说，暂时分手也罢，要求同我订四年之约，他以四年来写作，将稿费支付离婚费，我俩再图百年之好。我哪里下得了这个决心呢？他再三再四地恳请。

我被茅盾纠缠不过，也心疼他辛劳憔悴，日子过得不安宁，而且寄居在杨贤江家也非长久之计，只好同意他的四年之约。我从心底爱护他，又舍不得他，他拖着我到附近照相馆合照了一张6寸照片，作为暂时分手的纪念，两人各持一张以志不忘。茅盾后来送给胡风的就是这张。我们还约定四年团圆后，再续完《虹》的后半部。这是1930年8月的事。大计已定，我约茅盾和孔德氵止一起到虹口公园见面。

我和茅盾又一起去看望丁玲，对她说明我们的决定，暂时分离四年。丁玲坚决反对，她认为那样对我不利，也不公平。但事已至此，咋能反悔呢？

回头来，茅盾按计划护送我到福民医院，仍找日籍医生“板板”做人工流产手术。就这样，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又被“谋杀”了。他扶着我上手术台时，两眼泪不干，嘴里直喊“妹妹！妹妹！”双手搂着我的肩，心疼得痛哭流涕。他在医院陪了我三天，洒不尽的泪水。离开医院时，他情意绵绵地要我写个简历捎去，说要为我联系组织生活。他的关切使我深受感动。

没想到，一星期后，我只身从医院回到杨贤江家的三层楼上，哎哟哟，四壁萧条，人去楼空，倍感凄凉。我顾不得休息，下楼去找杨贤江。他沉重而又惘然地沉默很久，慨然叹息说：“北欧运命女神上当啦！‘四·一二’政变后，党的工作转人地下。沈雁冰以‘茅盾’为笔名，发表《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在上海进步的文坛上引起批判，待不下去了，才去日本的。他已经离开了组织了。”茅盾的好友樊仲云愤愤不平地说：“雁冰这样做，太不对了。”

我的天哪！忽然这样一个晴天霹雳，我顿时感到天黑地暗。我原以为，茅盾一直是个共产党员，我失落了组织关系，见到他，他就可以为我证明，这样，我也就有了组织关系。谁知道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政治生命被摧折，爱情给狗吃了，我还有什么前途呢？我的心百孔千疮，血流不止。我转身回房，顺手拿了两小瓶安眠药片，那是茅盾忘带走的，共200片，打开晒台上的自来水管用手接水，把200片全送进肚里。我只叹自己有眼无珠，认错了人，真是红颜薄命啊！这是1930年8月，我和茅盾在杨贤江家只住了四个多月。

当我苏醒过来，站在我病床前的白衣大夫说：“这是红十字医院，你来了一个星期了。”我看看胳膊上打强心针的创口，肿得像个皮球。我大哥秦希文烈士的儿子秦国士当时正在上海学习，他蹲在地板上给我揉肿块。他说，奶奶（即我母亲）已经12年没看见我了，天天在家哭，想念我。他恳求我回四川老家去。我一想，在上海也实在呆不下去了。经济上，没有来源；政治上，又失去了党的关系；生活上，惨遭不幸。再加上当时上海的小报上，风言风语，对我横加指责，我身单力孤，哪里抵挡得了？还是回家吧，回到妈妈的怀抱，在她的爱抚下，将息将息吧，我已身心交瘁。于是，出院以后，秦国士背我上了船，登程回四川。上船的时候，茅盾前来送我，还带来些路上吃的东西，一副依依不舍的模样。我当时只看了看他，没有力气说话，心里很是酸楚，但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四年为期。

宽阔的长江江面上，船儿逆水而上。我受尽折磨的灵魂与身体都奄奄一息，沿途屡屡昏迷与休克，不得不上岸在武汉、宜昌、万县住进医院。在万县，路费耗尽了，好在那里离我家忠县只有280里水路，侄儿由陆路回家要钱来接我。我到家已是秋凉时节了。

我离家已12年。这次，不是荣归故里，而是穷途未路回家了。当家做主的二嫂子不欢迎，牙尖嘴利的，逼我立刻走人。妈妈看到我太瘦弱，忙着给我煎银耳，还要把省下来的一笔钱寄到上海，接女婿茅盾来家见见面，然后再叫我们俩一道回上海。妈妈说着说着把先我而到的茅盾寄来的两封挂号信给我看，信里有我和他最后分手时照的6寸照片。

二哥秦仲文大病初愈，为着二嫂对我不好，通宵与她争吵，全家不得安宁，再加上有人在外扬言，说我是从苏联派回来搞“赤化”的，要迫害我。此人的根据是两年前茅盾在东京和我起程去京都前曾给我妈妈写信，说我和他一道到莫斯科去了。妈妈原来联系我读过的小学，让我去教书，免得我寂寞。现在情况危急，不得不把我装扮成死人，黑夜里用滑竿抬出城，放夜船，由二哥护送到丰都——传说中的“鬼城”，我再“复活”，由鬼变人，乘汽艇赴重庆，住到姑妈家里。她的儿子熊福田是“红色律师”，对我来说很安全。

我的处境好比是“屋漏偏遭连夜雨，行船又遇打头风”，走投无路，心力交瘁，病魔乘虚而入。先是腰疼得站不起来，继而恶性疟疾等多种疾病接踵而至。我的本家哥哥秦仲高特意把我接到他家养病。我不断地发高烧，卧床不起，百般医治无效，衣、衿、棺、椁均已准备齐全。后来秦仲高请来“松蓬”活佛，他用从西藏带来的药物，把我从死亡线上救活过来，这已是1934年10月了。

从前，茅盾三天两头给我写信，表示惦记我的身体，一再重复他的誓言，四年之后团圆。我有时相信，有时又不相信，因为他是个孝子，事事都顺从母亲，自己做不得主。我也经常给他回信，但是从他的来信中，我发现他根本没收到我的信。我知道，信被他的家人扣了，再也到不了他的手上了，便不再回信。我病重时，茅盾一连来了几封信，本家嫂嫂秦仲高夫人替我回信，告知我已危在旦夕，他以后便只来过一封信，说是他已搬家，但并未写明新的地址，从此杳无音信。

我一病四年，恍惚又是一世人了，回忆往事，肝肠寸断。原先茅盾与我相约分别四年即团聚，如今四年已过，所谓“百年之好”，什么“此生不爱第二人”，当初信誓旦旦，统统化为泡影。我愤而撕毁了分手时合影的6寸照片，烧毁了我四川以后他给我的一系列信件。他走他的阳关道吧，我还有自己的革命前程呢。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南京沦陷，蒋介石把重庆定为陪都。茅盾也辗转来到重庆，从事进步文艺活动。不是冤家不聚头，有几次我同茅盾不期而遇。

1938年在重庆天官府7号，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大门口，那天阴雨绵绵，我穿着玫瑰红晴雨两用衣正要进门，冷不防同正从里面出来的茅盾撞个满怀。他手里拿着黑雨伞。我们不约而同地都站住了，彼此都不知说什么好。我的喉头梗塞住了，他低下头去，不敢正眼看我。他还是那般消瘦，那般憔悴，我倒有些可怜他了。我想，他大概以为我早死了，现在居然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他的惊诧和内疚可想而知。后来我对胡风说，看茅盾那副穷相，很想在经济上帮他一把，但遭到胡风的激烈反对。他认为茅盾对不起我，不值得帮助。

又有一年为南社诗人柳亚子祝寿，也是在天官府街7号。满满四桌骚人雅士开怀畅饮，觥筹交错。茅盾忽而站起来，毛遂自荐地代表寿翁巡回敬酒。他原来坐在我背后一桌，同我背对背，这一转身站起来，就和我面对面了，我坦然正视，恰巧他在习惯性地偷眼觑我。两人目光相撞，他立刻把目光闪开了。唉，何不大方一点呢？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上海为郭沫若祝寿，在郭家客厅酒宴上，同样的情景又重演了一次。

1946年夏天，在上海花旗银行大厅里，为李公仆、闻一多追悼会开筹备会。因为忙女儿秋燕去解放区的事，我已四个夜晚没有休息，困倦极了。在主持人宣布开会前一会儿，我把头歪靠在手提皮包上几乎睡着了。茅盾迟到，是最后一个人场的人。他一进来就挨个握手。他来到我跟前，伸出手来。我心里有气，假装睡着，没答理他。四座愕然。散会后，就有人议论，说什么“秦小姐好骄傲啊！茅盾走到她跟前，她竟然刮茅盾的胡子——不理睬！”

解放战争时期，我在党的领导下，在上海从事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不幸被捕。敌人严刑拷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上电刑，我都没有屈服，没有出卖同志，保守了党的秘密，敌人一无所获。1949年5月，在国民党的法庭上，我被判处死刑。在行刑的前夕，解放军进军神速，把我从敌人屠刀下解救出来。但是许多朋友都以为我已经牺牲了。

四 余波阵阵

1949年8月，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期间，我住在北京饭店二楼17号房间。有一天清晨，我到阳台上活动锻炼，忽然发现三楼的阳台上有人。我仔细一看，茅盾！他双手扶着栏杆，笑吟吟地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原来他就住在我的头顶上。我当时百感交集，难以自持，转身回到房里，久久不能平静。可是就在筹备会议期间，有一天会上突然宣布我是叛徒，在国民党监狱中有出卖组织的行为，说是上海公安局来的材料。同时宣布撤销我的第一届政协筹备委员资格，令我接受审查。我奋起抗辩，向统战部申述。许多人不了解情况，对我立刻变得冷冷的了。这时，阳台上再也看不见茅盾含情脉脉的笑脸了，连背影也看不见了。电梯里上上下下，尽管有时我和他面对面，肩并肩，或是背靠背，他都如同陌路人一般。也许是他胆小，怕沾边惹上麻烦吧。

1950年，组织上给我作出“没有出卖组织”的正式结论，安排我在教育部工作，并且从第二届政协开始，一直到第七届，我都是政协委员。

在北京，我和茅盾又曾数次相遇。有一次，我去东安市场北门内“稻香村”水果摊前买苹果，忽然一个很熟悉的浙江口音“我要两斤苹果”，擦过我的耳鼓，我不由得往前一看。啊，是他，茅盾！沈雁冰！他现在心宽体胖了，尖削的下巴有些圆鼓了，已不是当年弱不禁风的模样了。他回头猛一发现我站在他后面买苹果，惊慌地一溜烟跑了。我拎着自己的两斤苹果走出北门，只见他慌张地钻进一辆黑色小汽车里，把大拇指咬在牙齿中间，歪着脑袋痴望着我。我很熟悉他这种沉思的姿势，心里想，何苦呢？干嘛没有勇气再回去拿买好的苹果呢？

在国宴上，在有些会议的会场上，多次碰面，也就不必提了。

1951年我在教育部工作时，申请恢复党籍，写了跟茅盾同路去日本的经历。组织上拿到文化部找他核实，他说他不是党员，不便证明我是党员，因此他的证明信上，只写了“秦德君当时的政治思想是进步的”。我想，这是关系我的政治生命的事情，他应该写我失去组织关系的三年期间积极寻找组织的情况，因为，是否能恢复党籍，那三年的表现至关重要。我便写了封信用双挂号寄给他，结果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十年浩劫，我被莫名其妙地投入秦城监狱，什么罪名始终不清楚。一关八年，受尽苦楚，腿也摔断了，直到1976年才出狱。

1981年，茅盾去世了。沈雁冰治丧委员会送来两份请帖：一份是请到北京医院向沈雁冰遗体告别，一份是请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沈雁冰的追悼会。这么一来，我的心颇不平静。去向他的遗体告别吗？向他，向茅盾的遗体告别，我们俩的目光还能相碰吗？向他，在茅盾的灵前去追悼他，我和他是个什么关系呢？站在他的灵前算个什么身份呢？思前想后，还是不去的好，免得触景伤情，空惆怅。这时我眼前浮起了一幕幕往日的景象：灿如云霞的樱花树下，悄声细语，柔情似水，床前枕上，海誓山盟，劳燕分飞，“四年为期”

阿！美丽的樱花，盛开的樱花，一霎时便悄悄落下，有如海市蜃楼，瞬间幻灭……

我和茅盾生前在一起的日子，正是他从悲观、动摇转向积极进取、追求光明的人生道路上的关键时刻，也是他后来成为文学巨匠的新的起点。我把这些鲜为人知以及一些误传的事实真相写出来，也许这对研究茅盾生平和创作的学者以及关心他的人不无参考价值。那么我这九十多岁老妪窗前灯下的精神也就没白费了。

火凤凰——秦德君和她的一个世纪--第四部 迷途觅返

第四部 迷途觅返

一 女参议官

1930年秋天，一个黑沉沉的深夜，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