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江边一副滑竿上悄悄地卸下一具“女尸”，又迅即被人抬到守候在那里的一条木船里。木船立刻解开缆绳向下游的“鬼城”——丰都进发，这“女尸”便是我。

当年8月，我抱病从上海回到离别12年的家乡——四川忠县。母亲见我身染沉疴，非常心疼，百般照顾，希望我补养身体，快快恢复健康。但是好景不常，风波又起。因为两年前，茅盾在日本曾给我母亲一封信，说是我和他一道去莫斯科了。这次我回来，当地的青年党徒们硬说我是莫斯科来搞“赤化”的危险分子，要把我抓起来。怎么力？我只好装死，连夜从家乡逃出。由二哥秦仲文护送，在丰都，弃木船，搭小汽轮到重庆。先是寄居在临江门的姑母家。姑母的儿子，我的表哥熊福田，思想进步，是重庆有名的“红色律师”。后来，因疾病缠身，我的堂兄秦仲高便把我接到他们家疗养。

秦仲高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的机要秘书，有文才，与刘湘的秘书长刘庸彝是同窗好友。刘湘这个四川军阀，那时政治野心很大。想独霸四川，进而统治全中国。所以他四处网罗人才，收买人心。他听说我是抗清英雄秦良玉的后裔，又参加过北伐战争中原战役，在西北军中是个头面人物。在刘庸彝的推荐下，便任命我为第十一军司令部的参议官。从此，在四川军队里出现了我这样一个惟一的女军官。1931年的春天，举行了就职仪式。仪式是在二十一军的司令部礼堂里举行的。那天，二十一军文武官员齐集，我和秦仲高胸前都挂着军官出入证，“立正！”一声口令，夹道而立的两排卫队齐举亮堂堂的五尺长枪，向我们敬礼。到了礼堂前操场边，我和秦仲高下了轿，礼堂门前已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二十一军全体文武官员——文官则长袍马褂博士帽，武官则草绿色毛料军装，笔挺挺地。将官的出入证是红色的，校官的出入证是黄色的，尉官的出入证是蓝色的。人数可真不少。秦仲高向我介绍说，那站在第一排正中穿军装的高大个子就是刘甫澄（刘湘的号），他的确与众不同，目光炯炯，气宇轩昂。刘湘身边是一个穿着西装，头戴高帽的大个子，秦仲高说，他就是海关监督。刘湘身边还有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外交官，叫季叔平。

就职仪式之后，照了一个集体像，然后就散了。

秦仲高带领我到秘书处、军法处、副官处、政务处、财务处……这个处，那个处，一一走走。刘湘以重金聘任的顾问林润荪的接待室宽大堂皇。林顾问官是代表刘湘接待客人的，谁要想见刘湘必先通过林顾问。他也是“日理万机”，够忙的了。刘湘幕府里的人士，在就职仪式上都认识了我这个女军官。一时间，秦仲高家里便门庭若市。来客有的关心我的病情，有的串门聊天。可是我的病一天天沉重，腰痛得像被切断了似的，站立不久就想躺下去。我知道，病情与我的心情有关。我，一个共产党员，阴错阳差，失落了组织关系，像没娘的孩子一样，颠沛流离，身心交瘁。为了改变寄人篱下的状况，求得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我竟然成了军阀的参议官，虽然是出于无奈，但也是由于我政治上幼稚，走入歧途。每每想起当年我在革命队伍里意气风发的时日，总是黯然神伤。党啊！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你的怀抱呢？

当时，社会上受“三国演义”的影响，仿效桃园三结义，纷纷结拜兄弟，以便互相扶持，结成势力。在秦仲高家里，刘庸彝、林润荪、秦仲文、新蜀报总编辑王伯与、民族资本家杨典章、佛教协会秘书长陈新之等，也相约喝血洒结拜兄弟。当时有人提出：“八仙过海，应当有个何仙姑”，于是他们七人把共喝的一杯血洒的最后一口留给我，一定要我喝下，这样我也成了他们七兄弟的姑小姐了。巧在他们都没有姐妹，从此，照看我病痛的人就更多了。医药及滋补品源源不断，我的腰痛终于好转。可是我又得了俗称“鬼摆子”的恶性疟疾，忽冷忽热，冷时像掉进了冰窑里，热起来像过火焰山，汗水把衣服被褥都湿透，从傍晚到天亮一个过程，被折腾得瘫在床上不能动弹，往往一个星期后才能走动。可刚养好点，冷不防地又犯病了。这样我被折腾得筋疲力竭，拖了三年多。最后不知谁找来一个偏方，竟用蘑芋根子炖鸡吃好了。接着我又得了一种病，发高烧到42度，胡言乱语，低烧时也是三十八九度。眼见病情日益恶化，我的义兄嫂们在护理我的同时，到大梁子棺材铺里，把我的寿衣寿材都买好了。这样，一直病到1934年秋，幸逢西藏的“松蓬活佛”从南京回到沪定，路过重庆，秦仲高求他救我。活佛说：“像这样的病，我们那里很多，不要紧。”他把从西藏带来的一种土红色的药丸用冷水调散后让我吞下，我的病居然奇迹般地逐渐好转了。

光阴似箭，在我辗转于病榻上时，因刘庸彝大哥七十高龄的老母，身边没有女儿，就一定要我做她的干女儿。我在秦仲高夫人的陪同下到了小井巷刘公馆看望干娘，她一看见我，喜欢得简直合不拢嘴。虽然是小脚，仍喜孜孜地上楼下楼地带领我们，看看这，看看那。

刘湘的亲信当中，还有一个名叫王心卫的，也常来看我，并顺便找秦仲高摆龙门阵，摆他当年如何同刘庸彝辅佐刘湘创业的事，还闲聊刘湘夫人的逸事。他说，刘湘比夫人小几岁，是个小女婿，夫人十分泼辣，不许刘湘看中的女子进门。刘湘有一个参谋长叫郭昌明，此人四十岁才安家，和一位四川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结婚。初上任时，他带着年轻的妻子专程到回水沟刘湘家里去拜见刘湘夫人。一进门就看见一位很朴素的农村妇女在埋头洗衣服。郭的妻子上前问道：“大嫂（重庆把保姆叫做大嫂），军长夫人在家吗？”那位“大嫂”抬起头来，没有答话。进屋把围裙解下，从容地走出来，径直走到郭夫人的面前，双手拍拍身上的灰尘，拉扯拉扯衣襟，冷冷地问道：“你看看，我像个军长夫人吗？”然后又立刻尖酸地反问道：“你是哪家的小婆娘？”在刘湘的幕府里，凡是出现服装人时、年轻、漂亮的女子，她都一律把她们叫做“小婆娘”，弄得那些年轻的夫人。太太们都不愿上她家的门，见她的面。这位郭夫人可不了解这些情况，回头抓住郭参谋长大哭大闹，一口咬定郭昌明是个有妇之夫，骗了她，不然军长夫人为什么把她叫做“小婆娘”呢？

刘湘习惯召集高级官员们到他家的客厅里议事，刘夫人最喜欢做包打听。客人们趁刘湘不在的时候，你一言、我一语地专扯刘湘找小老婆的故事刺激她，惹她吃醋出洋相。大家故意高声说话，她在窗外越听越生气，怒不可遏地闯进客厅里，把茶杯、茶壶、烟盒、花瓶、古玩摆设、桌椅等等砸得稀巴烂。要是此时赶巧刘湘进来碰上了，免不了对夫人一阵拳打脚踢。可她仍旧殷殷勤勤地服侍丈夫。尽管夫人脸上还挂着眼泪，但她看见刘湘因为打她，累得大汗淋漓，就赶忙端来热水，绞出湿毛巾给丈夫擦汗，还拿来蒲扇给丈夫扇风，惹得大家捂着嘴巴鼻子忍不住地笑。

刘湘想治她，想来想去，只有在经济上卡她，家庭开支每月只给100元，想逼她自己提出经济要求，并主动退位。可是夫人也自有主意，她是要人不要钱，要权不要财。她身边有她的亲信周晓岚、刘树臣哼哈二将，二人是她的亲戚，管理着枪支、弹药，管得紧紧的，刘湘部下任何一个师长、旅长不通过这哼哈二将，就拿不到一枪一弹。而刘夫人自己极能吃苦，也不在乎钱，她在家里洗洗唰唰，缝缝补补，烧锅做饭，还要兼搞副业，喂猪喂鸡，什么都做，就是不准刘湘讨小老婆。她自己因为从事体力劳动，身体也炼得结结实实的，虽是改组的小大脚，走起路来也轻快利落。因此，刘湘始终拿她这位夫人没有办法。

王心卫颇健谈，话匣子一打开，就津津有味地谈起来，谈到刘湘的家务事、国家大事以及天下大事，谈到得意之处，这个五十来岁的武人，面红耳赤，手舞足蹈。他和秦仲高面对面地靠在鸦片烟灯盘子的两边，一谈就是半夜。

在刘湘的军队里，从刘湘开始，高级将领中弥漫着封建迷信的污浊空气，因此出现了一些荒诞可笑的事。当时有一个人自称“左教”的祖师爷，人们叫他“左老师”。他把刘湘部下的高干和夫人们都动员在他的门下练“剑仙”，说是准备将来打垮日本。他卖给每人一把剑，据说是赤足黄金，400元一把，每把剑都有个剑名，持剑人就是“剑仙”。林润荪夫妇一人一把，儿子一把，又花了400元送我一把。我的剑名叫做“遗隐道人追风剑”，字样就刻在剑上，我就当然地成了“遗隐道人”。左老师每晚饭后在林润荪的书房里教我们四人练剑。给我的口诀是“风烈烈，冷侵侵，遗隐道人不留停”。教我盘脚坐在蒲团垫上，左手拿着黄金宝剑，抱在胸前，把口诀反复念三次，把右手食指和中指向左手一推，口说：“去！”说是这样练七七四十九天，剑就会自己飞出去，天南地北，由持剑人指挥，百发百中，可以消灭日本，保卫中华。他并定于某月某日清晨，100名剑仙弟子在重庆南山的南天门会合。我明知是愚昧之举，但置身官场，也只好逢场作戏了。谁知到规定的那天，100名男女剑仙弟子准时等候左老师于南山的南天门，一直等到天黑，却不见他的影儿。猛然有人传来一个消息说：“左老师犯了天规，玉皇大帝把他召去跪在南天门，希望众弟子向玉皇大帝跪下求情。”这时大家才恍然大悟，这原来是一个骗局，大家都受了愚弄。那个骗子已经带上骗取的巨款坐飞机逃之夭夭了，原来那100把剑是浙江凤祥银楼定做的，每把剑连工带料只花了80元，而他却卖了400元，一把净赚320元，共赚了32000元。这天大的骗局，酿成了刘湘幕府中的天大的笑话。

二 交换条件：不打红军

当时，红军正在长征。以贺龙为首的第二方面军经过四川酉阳县、秀山县、黔江县、彭水县。刘湘奉蒋介石之命，派遣他的心腹王心卫，以“剿东总司令”的名义堵截红军。

王心卫对林润荪说：“酉秀地区地势险要，在崇山峻岭的半山腰，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右边是峭崖，左边是绝壁，下面是奔腾的江水。一旦失足，只有丧命。那里雨水又多，下起雨来，地面上就滑得站不住脚，有个叫做桐油岭的地方，从地名就可以知道下雨后的路况。这么险的路，不要说行军打仗，就是空着两只手，一步一步的往前挪都够危险的。我们要是真的据险堵截，红军能过得去吗？红军也是人嘛，林大哥，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林润荪和红军总司令朱德原是四川仪陇县的同乡，又是云南讲武堂的同学，都曾当过川军的旅长。以前，刘湘曾通过林润荪拉拢朱德。他叫林写信，派专机飞向江西，空投给朱总司令，希望能与朱总司令合作反蒋，红军长征到了四川，林润荪正想和红军取得联系，听了王心卫的话，他连连点头。王心卫见状便赶忙向林润荪献计说：“我们何不向刘湘推举秦仲文为‘剿赤副司令’，授以兵权，以这为条件，争取他的姑小姐秦参议官做我的夫人。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姑小姐同红军取得联系，不是一举两得吗？”林润荪知道，王心卫劳碌奔波为辅佐刘湘创业，40岁以后才安家，不幸4年前他妻子服毒死去。王心卫就孤独一人住在通远门城墙边的“桂香阁”古庙里。如今，王心卫看上了秦德君，他知道秦德君与共产党和红军有关系，若想博得她的欢心，必须不与红军为敌。林润荪经王心卫这么一说，也不由得盘算起来。他为了辅佐刘湘实现统一四川后再进一步统一中国的野心，也想拉拢红军，把红军作为棋盘上的一步棋，所以他欣然接受了王心卫的献计，先去找了秦仲高、秦仲文兄弟商议。恰好秦仲文思想进步，倾向革命，也想跟红军一起，把西、秀、黔、彭建成红军的根据地，而且他也正想通过我去联系。（据“文革”中发现的历史材料，秦仲文原系共产党员，在国共合作期间，因首先打出青天白日旗，被地方军阀剥夺兵权，失去组织关系后，赋闲在家。）

于是，由林润荪出面召集，开了一个“四人会议”，地点是在老街83号，也就是我寄居的秦仲高家的对门陈心之家里。这“四人会议”实际上是我终身大事的判决会，但当事人却没有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力。我只是个挂名的参议官，既不算是终生的职业，又没有自己的家，寄居在兄嫂家里，不管兄嫂对我怎样好，仍然有寄人篱下之感。作为女人，我渴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但是谈何容易呢？

我待在秦仲高拜佛的蒲团上，双手捧着佛珠，和观世音菩萨面对面，心里乱糟糟的。

唉，和茅盾的四年之约已过，况且他已两年不与我通信了。仲文以为我还是共产党员，可以通过我联系红军，我又没有勇气告诉他，我早已失落了组织关系。王心卫为了和我成婚，不惜作出讨好我的举动，可是我对他又有多少了解呢？会不会再次上当受骗呢？

这时，陈心之夫人、秦仲高夫人，屋里屋外，进进出出。她们俩今天是主人，招呼茶水、点心，并随时向我传递会议的有关消息。她们说：“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