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门外有50亩洼田，连年遭水灾，颗粒无收，不过是想敲我5000元，我一时糊涂，相信了他的鬼话。”其实我也不想真的闹出什么人命来，于是我说：“要钱还不好办？我出钱给他地买过来不就行了，只是今后他不许再踏我的门坎！”一场闹剧就这么收场了。但我对这里的生活越来越感到窒息。唉，我，一个共产党员，当日驰骋沙场，如今怎么误人了歧途。

四 刘湘之死

1936年，郭春涛由刘湘的高级顾问马叙伦介绍到四川来策动反蒋活动。郭春涛是国民党左派，是周恩来留法时的同学、好友，他一向反对蒋介石，与共产党关系密切，思想进步。在大革命北伐时期，我们同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他是国民党武汉政府派去的，我是共产党方面的，是国共合作两个方面的人。而今时过境迁，我们又成为反蒋抗日的同路人了。他希望我帮助他了解地方上的一些情况，并和一些人建立关系，我很乐意这样做。

郭春涛去见刘湘，凭他的才识与辞令，说得刘湘五体投地，请他做秘书长，还请他再找几个笔杆子，与刘湘的枪杆子相配合，好跟蒋介石争霸。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了，成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我也积极参加了，并且想方设法寻找上前线杀敌的机会。成都的《华西日报》第一版发表消息：“秦德君请缨杀敌。”我也曾资助一些青年，由郭春涛写信给周恩来和林伯渠，介绍他们去延安。

此时，郭春涛积极策动刘湘出兵抗日。刘湘任国民革命军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郭春涛为国民革命军第七战区委员会主席。

刘湘奉蒋介石之命出川作战。可是，刘湘在对白的作战中惨遭失败，1937年冬，从南京撤退到武汉。刘湘在南京饮食不当，得了肠胃炎。

蒋介石表示关心，指示刘湘身边的崇蒋人物，劝刘湘住进了武汉的“德国医院”治疗，为他选了专门的医生，还选择了一位年轻漂亮的特别护士陶小姐陪伴。据说这位陶小姐很乖巧，刘湘对她颇喜爱，把贴身副官、侍从、马弁一一从身边赶走，朝朝暮蓦地同陶小姐厮混在一起。随从们乐得清闲，也一个个在武汉寻各自的快乐去了。如是几月，刘湘病势渐沉。

在成都的亲信将领们闻讯，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我这个国民革命军第七战区司令部的参议官陪同刘湘夫人飞武汉，“抢救”刘湘回四川。我心里明白，此事责任重大，非同小可。一则刘夫人醋劲大，一旦发现刘湘身边有了美娇娃，定会不顾体面，大吵大闹，难以收场，我就得从中调解，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二来刘夫人从不参加社交活动，又只能讲大邑县的土话，我还得给她当参谋和翻译。将领他们知道刘湘夫人动不动就把部属的年轻夫人称做“小婆娘”，她们都不愿接近她，因此嘱咐她必须对我有礼貌。这样我才答应陪她去武汉。

刘夫人并不了解刘湘已经生命垂危，出川前先回到大邑县去和刘湘的三弟扯家务事，拖延了两个星期。俟启程之时，刘湘的死讯已经传来，大家决定先不告诉刘夫人，仍然由我陪她飞往武汉奔丧，我们俩在飞机场才见面。

那一天，寒风凛冽，雨雪纷飞。刘夫人在飞机上昏晕呕吐，她叫我帮她把狐皮大衣脱下来，挂在衣钩上，惟恐弄脏了。而要我把我的貂皮大衣脱下来给她盖上御寒。那个年代的飞机没有空调设备，再加上那一次又偏偏把航线飞错了，竟然飞到甘肃兰州，然后又折回到西安飞机场加油，冷得我直哆嗦，好不容易才熬到武汉飞机场。一下飞机就看见前来迎接我们的人胸前都戴着一朵白花，臂上缠着一圈黑纱，刘夫人并不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对来人的问候她听不懂，也不在意。车子一直开到刘湘治丧处——当时的武汉第六小学校。门前笙箫鼓乐，吹吹打打迎接前来吊唁的客人，从大门外的两边就摆满花圈、挽联，一直连接到礼堂。礼堂的正中间，放着刘湘安眠的棺材。礼堂的左角有一个小房间，房间里有一张单人木板床，床上放着刘湘生前用的被褥，朱红色绣花被面，乡里乡气的。床前有个两屉木桌，桌上有笔筒、墨盒等文具，床头有两把木椅子和一个木茶几。我们被带到这间小屋子，刘夫人一进门就四下张望，然后指着被褥问“甫公（刘湘）呢？”李副官的夫人指着礼堂正中间的棺材说：“在那儿。”我心里顿时紧张起来。没想到刘夫人倒是态度从容，心平气和地问我：“你知道吗？”我只好点头回答：“知道。”她埋怨说：“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说：“我们是在飞机场才见面的，叫我怎么说得出口呢？”她沉默了一会儿，改变了“我是君来你是臣”的高傲态度，恳切地说：“甫公没有姊妹，你就当是市公的亲妹子吧，你要同我一起披麻戴孝呀！”她立刻叫来了李副官，给我们量尺寸做孝衣。待她把这些交代清楚了，她就向刘湘的棺材走去。走到离棺材大约有一丈左右，她猛地向棺材扑去，我赶快抢前一步，把她拦住。有人立即拿来一把藤椅放在她身后，我把她放在藤椅上，然后用双手撑住藤椅的扶手，不让她动弹。四周马上围了一圈的人。她虽然从藤椅上蹦不出来，但一边哭嚎，一边用穿着黑牛皮的尖头皮鞋的小脚向我乱踢，踢得我一双腿又青又紫，又红又肿，差点不能迈步。

刘夫人闹着要我陪她去找蒋介石拼命，说是：“亲日派成功，逼死我的抗日英雄！”可是谁也不敢给她开车。那几天武汉市雨雪横飞，我和她都不识路，上哪儿去找蒋介石呢？她气不过就打人，见人就随手抓起东西向人家砸过去，什么茶杯、茶碗、笔筒、笔墨等等，茶几、椅子也全都砸得稀烂，弄得人们都躲得远远的，不敢见她。这样一来，她更生气，说什么“人情淡薄，世态炎凉。甫公在世时，一呼百应，而今甫公不在了，就没有人理我了”，说着说着就呜咽起来。我看她已慢慢平静下来了，就对她说，不是大家不理她，而是怕挨打，只要她不再打人，我就去把人给她叫来，而且建议最先找陶小姐，了解刘湘得的什么病，是怎么死的。

我们在比较秘密的情况下，找来了陶小姐。陶小姐说刘甫公是饿死的，也是累死的。医生说刘甫公不能吃任何东西，连水都不能喝，每天只靠打针、输液维持生命。打的是什么针药，护士不能过问，护士只能听医生的。可打针输液不但没有治好刘甫公的病，病反而越来越严重。再加上何应钦每天晚上都要来找甫公谈什么国防问题，常常搞得精疲力竭。临终时，甫公双手只是乱抓，其状至为悲惨！陶小姐说到此已经泣不成声，刘夫人则是恨得咬牙切齿。最后，陶小姐说：“我的家乡是安徽宣城，市公说他也是早年从安徽宣城迁往四川大邑县的。他将来要叶落归根，回宣城去。他还说等他病好了就保送我去美国留学，等我学成回国，我们就生活在一起。”

陶小姐的话道出了刘湘的死因，是累死的，饿死的。然而麻烦的是陶小姐的另一番表白。她哭着对刘夫人说：“夫人，我没有亲人，让我跟你回去，服侍少爷小姐一辈子吧！”这个问题怎么了结呢？就连如此泼辣的刘夫人也被难住了。后来还是由选派陶小姐做刘湘特别护士的人出面，给了陶小姐一笔钱才把刘湘这笔风流债一笔勾销了。

刘夫人余怒未息。当时武汉负责刘湘善后事务的人，要我想办法把刘夫人骗回四川，免得她再闹事。为抗日大局着想，我劝刘夫人赶快给刘湘办完丧事，回四川挂帅，统率甫公的军队稳定四川的政局要紧，不然夜长梦多。刘夫人同意了我的意见，尤其是听说她可以像秦良玉那样以夫人的身份挂帅，就立刻同意迅速办完刘湘丧事，马上回成都。

刘湘的追悼会场就设在武汉第六小学治丧处。前来悼念的人都胸戴白花，臂缠黑纱。刘夫人穿戴未亡人的孝服，而我这个假妹子却头戴麻冠，身穿长到脚跟的孝衣，腰捆麻绳，头技长孝帕，这真是逢场作戏，身不由己。

蒋介石率领文武官员，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刘湘的灵前。翁文灏个子颇矮小，额头上有个大疤，站在第一排从右数起的第一位。旁边的孔祥熙显得又高又大，目光闪闪，这一高一矮，颇引人注目。追悼会按程序举行。刘湘的遗嘱是郭春涛秘书长仿照孙中山总理遗嘱的笔调写成的。最后是悼念的人向死者亲属表示哀悼，他们行的三鞠躬礼，而刘夫人和我这个临时的妹子回行的却是跪拜礼，低头弯腰的跪在灵前不能抬头。俗话说得好，孝子的头等于狗儿头，我这个女参议员，当了狗头，可真有点令人哭笑不得。

追悼会仪式举行完毕，我扶刘夫人到礼堂前右边小房间里会见蒋介石。一进门刘夫人便双膝“呼”的一声跪下，接着一个震耳欲聋的响头，随后就放声大哭起来。蒋介石知道刘夫人曾经要找他拼命，颇为尴尬地拉着我的胳膊说：“刘姑奶奶，请赶快扶刘嫂子回去休息吧！”矮而胖的刘夫人是个健壮的劳动妇女，颇有一把子力气。她的怒气没有发泄够，是拉她不动的，要是硬拉，说不定把她惹急了，还会出麻烦。再说我也想借此吓唬蒋介石一番，便对蒋介石的话不予理会，由得刘夫人大喊大叫：“亲日派成功，逼死抗日英雄！”蒋介石急得额头上直冒汗珠，抓住我的胳膊不放，结结巴巴地直叫我“刘姑奶奶”，求我扶刘夫人去休息。

等到刘夫人哭累了，声音也哑了，想下台阶的时候，我顺手一扶，她便从地上站了起来。蒋介石赶紧说：“嫂子，对甫澄兄的后事以及子女问题，兄弟负全权责任，保证对得起嫂子全家。”于是刘夫人这才准备返回成都去。

启程那天，由何应钦执绋送刘湘灵板上长江轮船以便运回四川安葬。我扶着刘夫人跟在何应钦的背后，刘夫人一边走一边哀嚎，“亲日派成功了，逼死我的抗日英雄喽。”一路上雨雪纷飞，她反复哭喊着，直至灵柜上了轮船为止。回头来，我同她乘上飞机回四川，日本飞机跟踪我们的飞机。我机飞行人员十分机智勇敢，左弯右拐地飞到重庆降落，又由重庆换乘小飞机回到成都。

刘夫人在成都真的自行挂帅，统领全军。她今天扬言要杀这个对刘湘不忠的，明天扬言要杀那个对刘湘不义的。闹得不可开交。这样一来我家倒热闹起来了，都委托我劝刘夫人指定刘湘的继承人。

刘夫人喜欢打麻将，因为她脾气大，把年轻的太太们叫做“小婆娘”，因此就没有人敢接近她，只有她身边的两个保姆陪着她。她们打牌时，三缺一，就常把我请去凑一角。她的规矩是五块底，每人面前摆五块钱，她只能赢，不能输，五块钱完了就收场。她赢了就满心欢喜，把什么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请我们吃，把什么好玩的都拿给我们玩。她若是输了，就面红耳赤，又吵又闹，甚至把牌桌都掀了。我深知她的脾气，故意输给她，在她心满意足的时候，我就很关切地向她提出，光杆司令不行，还是要决定甫公的继承人才是。后经将领们考虑再三，终于公推出了潘文华作刘湘的继承人。潘文华委任我为二十九集团军参议官。

刘湘死后，郭春涛失业，到重庆去了。刘夫人叫我办遗属学校，我谢绝了她的要求，背着王心卫弃家出走，乘小飞机到重庆另觅我的新路，自然参议官的职务也随着结束了。我终于逃出了军阀的营垒，准备在抗日的大潮中，尽我的一份心，一份力！

火凤凰——秦德君和她的一个世纪--第五部 重上征途 舍生忘死

第五部 重上征途 舍生忘死

一 投身民主运动

到了重庆，我打定主意，带着女儿秋燕赴延安，重新回到党的怀抱锻炼。这时重庆已成为国民党的陪都，我与重庆的郭春涛联系上了。他答应帮助我找关系，并护送我到达目的地后，他再赴苏联学习军事，回来参加抗战报效国家。但是周恩来指示他在重庆配合中共党组织从事民主活动，他便留下了。在郭春涛和朋友们的建议下，我也改为在白区同他一起工作了。

郭春涛原名“名忠”，湖南炎陵县（原酃县）水口乡人，1898年生。1911年他考入湖南省长沙市第一中学学习，在校曾参加湖南长沙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运动，从事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及抵制日货等活动，与毛泽东相识。191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受到杨怀中、李大钊的影响，接受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五四运动。1919年郭春涛与蔡和森、李富春、李维汉、王若飞、蔡畅等同赴法国勤工俭学。留法期间，组织成立湖南新民学会欧洲分支在巴黎留法学生的“工学世界社”，蔡和森被选为社长，郭春涛被选为秘书长。1921年法国政府应中国北洋政府驻法公使的请求，将有反北洋政府倾向的蔡和森、向警予、郭春涛、张昆弟、罗学瓒等人作为首要分子驱逐出境，遣送回国。

在广州，郭春涛受到孙中山先生的接见，并加入了国民党。继而又在北京大学学习，参加了李大钊领导的保障民权大同盟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1923年成立“中国人民党北平特别市党部”，李大钊为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