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春涛、丁维汾、顾孟余等任执行委员。共产党员乐天宇、陈毅等人为干事。两党共同组织北平市各界反对北洋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的斗争。

郭春涛是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1926年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郭春涛又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受派担任冯玉祥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组织处长。我和郭春涛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的。他是国民党武汉政府派去的人。当时，武汉政府还是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坚持国共合作的政治路线，反对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春涛在西北军中是代表国民党方面的人，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我是随军女子宣传队队长，军特别党部委员，是代表共产党方面的。在整个行军和战斗过程中，双方处得很好。冯玉祥出师潼关，与广东北伐军会师中原后，郭春涛升任为西北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冯玉祥倒戈，清除西北军中的共产党，全部公开的共产党员被押送出境。郭春涛对我们相当同情，在我寻找组织，漂泊无依的困难时候，曾收到过他的来信，表示愿意筹款资助我出国去。后来，郭春涛又参加了国民党左派活动，反对蒋介石。

1931年，郭春涛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36年，由马叙伦介绍，与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刘湘会晤，刘湘任命他为绥靖公署秘书长。郭春涛积极策动刘湘促蒋抗日。

七·七事变后，刘湘调任抗日前线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郭春涛担任该战区阵地委员会主席，直接参与指挥南京保卫战，直到最后撤离南京时，坠崖受伤。

1937年冬，刘湘在武汉病死，郭春涛也因反蒋而失业。

郭春涛是一个拥共反蒋的爱国民主人士，与共产党有着长期合作的亲密关系。

1938年初，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重庆成为“陪都”。1939年，周恩来指示，要王炳南与郭春涛配合，在重庆组织“东方文化协会”，目的是团结东方各国家、民族共同抗日。这样，郭春涛就放弃了先护送我和女儿到延安，然后自己赴苏联学习军事的打算，留在了重庆。他建议我“留下帮助他工作”，董老（必武）也建议我留下。而我也就被他们说服，成了郭春涛的助手了。由于志同道合，接触频繁，不久，我们结婚了。（此前，王心卫在成都已病故了。）我和郭春涛在报上登了结婚启事，婚礼简单朴素，就在杨虎（此人下面还要介绍）家备了薄酒，请了几位亲朋友好欢聚一番，就算告成了。从此，我和春涛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直到伴他走完人生的历程。

二 参与组建“东方文化协会”和“民联”

组建“东方文化协会”需要有个办公和活动的地点，这地点自然而然就设在我在重庆的家里了。

重庆储奇门内，凯旋桥下的一座三层楼绿房子，就是我在重庆时的家。自从蒋介石王朝从南京撤退到重庆以后，蒋家的军事委员会就把我的家屋占据了。我的表弟周宇寰本是个农村小学教师，投笔从戎，在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八期毕业后被保送到德国深造，后回国在国民党军队工作。他和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唐纵的关系很好，郭春涛也熟悉唐纵，由于他们的斡旋，就由唐纵负责把我的家屋归还给我了。

那时，周公（恩来）、董老（必武）为首，和杨杰、杨虎、张澜、陈铭枢漳伯钧、姚觉五、郭春涛等不公开的九人小组，就在我的家里聚会。他们在客厅里会谈，由我一个人进进出出做招待。我体会九人小组的工作目的是：促使蒋介石把持的国民党中央所属军事系统以及各地区各方面的军事头目，共同合作进行抗日。

1939年5月3日、5月4日，日本飞机大规模轰炸重庆，以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为主要目标。我家是比邻，像倒煤球一样的炸弹从空中落下来，把我的家炸得稀巴烂，我变成无家可归的人了。

郭春涛原来在南岸老君洞进门的右手边租得一间半房，在大殿左边角落里有个独院，住着郭春涛的湖南同乡，号称为“神童”的沈曼若，他率领16位秘书在那里著书立说，恰好其中有间只能容一榻一人的小屋还空着，我就暂时租来住下，每天下山到海裳溪，再搭轮渡过江，找工找料修复被炸之房。郭春涛也热心地帮助觅工寻料，并在院内挖个防空洞，忙得不亦乐乎。

每天过江时必经储奇门码头，那里被炸被烧，两千多人横倒竖歪，陈尸江边。憔悴不成人形的死者家属在烟火中边哭边找自己的亲人。死者有缺腿断臂的，有失去下半截只存头胸连肚肠一摊的，睹此种种惨象，人们无不义愤填膺，痛骂日本帝国主义以及消极抗日的无能之徒。

由于人力物力等困难，我的房子只能部分修复，但还算宽敞，楼下开300多人的会议也能容下。于是由王炳南、郭春涛积极筹备的“东方文化协会”就以我家作会址，在我家门前挂上“东方文化协会”的牌子，我也从老君洞搬回来住了。协会由王炳南出面联系，请于右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为会长，郭春涛出面联系，请罩理鸣（国民党政府司法院副院长）为副会长，郭春涛、王炳南、秦德君、李俊龙、胡秋原为常务理事，郭春涛任常务理事兼秘书长。日本反战同盟的青山和夫、鹿地亘、绿川因子、池田幸子，台湾代表谢南光等也参加了筹备事宜，东方一些国家均有代表来。协会参加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沟通了各国的抗日信息，同时还研究分析日本大本营的动向，提供情报供各国参考。

在协会筹备之初，王炳南约我到“天林春”吃饺子，畅叙大革命高潮时期我们在西安的往事。故人重逢，倍感亲切，谈昔论今，感叹时事，不禁激起满腔革命热情。我慨然承担了东方文化协会所需的经费。协会工作繁忙时期，有工作人员二十几位，管吃管住，而无工资；工人四个，两男两女，管吃管住，还给工钱。春涛的表弟朱汉英是当时的驻会秘书。日常事务归我管。印度来的女政治家都弥亚新发表演讲，就是在我家举行的。越南胡志明派来的代表姓陈，个子矮小，大家叫他“小弟”，就住在我的家里，回国时把他仅有的手提皮箱留在我的家里，只身离去。箱内有一条薄薄的红色毛毯，我叫他带走，他说：“不，此去路途险阻，携带不便，我们后会有期。”他走后，我一直把他的小箱儿带在身边，在艰险困难时，就把它寄存在安全的人家里。全国解放后又带来北京，想碰上他，物归原主，不料一直不见他的踪影。到了“文化大革命”中，那小箱儿跟我一起遭了厄运，它从此无影无踪了。

东方文化协会的四个工人中，有位女青年是长征队伍过大渡河时掉队的女兵，她说她是泸县女中学生，偷跑出去参加红军，掉队后不敢回乡，而流离在外。她喜欢单独和我谈心，诉说她长征的经历。她的同伴中，做警察的很多，她说都是长征中掉队下来的，有人上庙出家当了和尚，有人改名换姓报考，当了警察。川流不息的警察来找她，惹得其他三个工人说长道短，也引起文化协会工作人员的顾虑。这件事我曾经告诉了邓颖超大姐。不久，不知道那女工有什么隐情，哭哭啼啼地走了。她的胸部竟有了奶汁。等到邓大姐来找她，她已不知去向。

凯旋桥下我的家作了“东方文化协会”会址后，九人小组就转移到杨虎、杨杰家轮流聚会，每星期一次例会。为了保密，仍然只有我一人进出照料一切。杨虎的家在重庆国府路范庄，杨杰的家在南岸新建别墅。

杨虎、杨杰、张澜、陈铭枢、章伯钧、姚觉五、郭春涛原都是反蒋家王朝的积极分子。杨虎原来是孙中山的贴身马弁，又是国民党第一艘兵舰肇和号的舰长，因打败背叛孙中山的陈炯明而立下功勋。他和国民党的海军陆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当时各地方军事头目都把他叫做“大哥”，他又是上海帮会头目，等于上海十里洋场的土皇帝。他颇器重郭春涛的才干，郭春涛按周恩来的指示，跟杨虎结拜为兄弟，推动杨虎做于革命有利的事。杨虎对郭春涛言听计从，亲如兄弟。为工作方便，郭春涛要我也叫杨虎为大哥。

东方文化协会成立之后发展很快，东方各国、各民族纷纷派代表来参加。

我曾将原来的想法向董老说过，我要把重庆和成都的家业交给党，我和女儿秋燕到延安去受锻炼，但后来遵从郭春涛和大家的意见改变为白区工作了。东方文化协会活动蒸蒸日上，但经济上的问题也客观存在，我力不从心。1940年，我想回成都去处理家业，变卖一笔款子作为经费来开展会务。

“皖南事变”发生了，蒋介石的特务横行，乱抓乱杀，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硬说东方文化协会是共产党的大本营，武装没收了我重庆的家，我沦为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后来，在南纪门韩家巷一个贫民窟里有个破院，把它租下来，修理以后，才又挂上“东方文化协会”的牌子，原来的工作人员都散了，只留下一个秘书杨少屏，办理善后，工人只留下一男一女。家中仍然是川流不息的客人来会谈。还有，从近郊、远郊进城来从事民主活动的人们，夜深了或下大雨必须留宿者就留在我家里。此时我正打算回成都处理家业。忽然重庆警备司令李翰丞请我去一趟。李翰丞把成都地方军头目潘文华通缉我的指令给我看，上面写道：“查民国甘三年朱、毛、萧、贺率红匪长征，经过西、秀、黔、彭时，剿赤司令官为女匪秦德君所惑，不肯清剿，致有今日之延安政府，危害民国。今王总司令已故，着将迁居重庆的女匪秦德君逮捕归案究办……”上面还提到要没收我的全部财产。李翰丞对我说：“当心呀，谨慎些！潘文华叫我把你押解到成都去查办。”后来李翰丞夫人洪双瑜也邀我到她的新居李子坝“翰苑”去，她既沉重又愤恨地对我说：“该千万割万刀杀的潘文华，他见翰丞没有逮捕你，便派暗杀队来重庆杀你。暗杀队就利用专车贩运鸦片，到了重庆浮图关，警备队把鸦片没收了，把暗杀队的人抓进监牢关起来了。翰丞为了保护你，和潘文华结了冤仇。秦参议，当心哪！可能还有花招咧！”

如今，我在重庆的家被没收，在成都的家又被掠去，临时在韩家巷贫民窟新建的家，只能容得下二十人左右开会座谈。经济来源日益枯竭。欲话说，破船也有三个钉，只好将一些破烂清点出来，能进拍卖行的就送交拍卖行，不能的就在韩家巷口马路边摆地摊卖。那时的困境，局外人是不得而知的。

当时，章伯钧为首的“第五党”（后改为农工民主党）、张君劢为首的“国社党”、曾琦、李璜为首的“青年党”、梁漱溟为首的“乡村教育改进社”、黄炎培为首的“职工教育改进社”、沈钧儒为首的“救国会”，在党的领导之下合组成为“民主政团同盟”，公推张澜为主席，后又改名为“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张澜是秦仲高的老师，秦仲文做旅长时又驻防在张澜的家乡四川顺庆，他们往还甚密。张澜介绍我加入“民盟”，任民盟中央的妇女运动委员。民盟组织部长原来是朱蕴山，后来改为周新民担任。

重庆有两个妇女组织，一个是宋美龄为首的“妇女指导委员会”，物质条件好，经济充裕，有很大的会所，有很多的工作人员，都是“夫人派”，俨然一大衙门；一个是邓颖超大姐为首的“中国妇女联谊会”，三十来个人签名发起的，开会只能临时借会场，但仍然举办了不少有意义的活动。我也是妇女联谊会的会员。

1940年，正当我的经济情况十分拈据时，适逢周恩来介绍苏联大使馆武官（后来是大使）罗申找郭春涛，请郭春涛帮助他了解中国当时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党派、各阶层的一些动态。罗申问郭春涛经济上有什么要求，郭春涛提出只需三个人（他自己、我和女儿秋燕）的生活费用，从此我在经济上才稍稍松了一口气。有时我也帮助郭春涛送材料到炮台街23号苏联大使馆罗申家里。1941年，春涛得悉，在奥国总理来访时，德国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透露，德国即将进攻苏联。春涛及时命我将这一信息通报给罗申。为了这一切，后来罗申曾送来一份由斯大林署名的致谢电报，对春涛给予国际反法西斯运动的支援表示感谢，称他为“卓越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周恩来与郭春涛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彼此相处很好。郭很爱戴周，对他言听计从，周也颇信任郭，所以工作起来，一直十分顺利。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为着团结国民党内外的进步人士，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春涛和王昆仑、许宝驹等18人在曹家巷陈铭枢的家里和韩家巷我的家里，轮流聚会，多次座谈，建立了“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后简称“小民革”），王炳南参加了筹备工作。日本投降后，蒋介石要发动内战，在新形势下，为了团结国民党各阶层人士反对蒋介石独裁，在“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基础上酝酿成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徐冰参加了筹备工作。有一次在曾家岩50号“八路军办事处”（门前挂的“周公馆”招牌）开筹备会，柳亚子站起来严肃而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