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地说：“孙中山过去了，我柳亚子要坚决地领导国民党走以俄为师的道路，跟共产党走到底，不打倒背叛革命的蒋介石小朝廷誓不罢休。”

1941年开始的各种各样的民主座谈会中酝酿出来的“三民主义同志联谊会”筹备成熟了以后，于1945年10月28日在曾家岩“特园”开成立大会，到会的有（以签名为序）：陈铭枢、阎宝航、谭平山、潘震亚、王光钧、叶南帆、何公敢、王葆真、杨放、于振法、张秉义、杨维懋、梁蔼然、杨集贤、丁日初、余俊生、王昆仑、郭春涛、肖隽英、吴信达、于志疾。杜云芦、叶和中、董冰如、高启杰、范朴斋、陈伦、秦德君、张赫荪、董紫剑、吴茂荪、柳亚子、朱蕴山、高崇民、邹民初、孙荪荃、许宝驹、马寅初、杨杰等39人。选举陈铭枢为主席，郭春涛为秘书长。成立中央临时九人干事会（即委员会）和临时监察会，同时成立了组织、宣传、农工、青年、工商、文教、妇女、华侨8个委员会。重庆分会也相应建立。推定陈铭枢、谭平山、王昆仑、郭春涛、于振法、许宝驹、何公敢、柳亚子、朱蕴山9人为常务干事。我为中央五个常务监察之一，还参加了“中国革命史料编纂委员会”的筹备工作。“民联”将全国暂划为华北区和华南区，与广西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密切联系，并告以改名称的理由。推举李济深、何香凝、李任仁为华南区负责人。安徽、贵州、广西、甘肃、陕西、河南、河北、山东、江苏、湖北、湖南、浙江、福建、云南、四川、江西、东北、新加坡、吉隆坡、加拿大等地均有会员负责开展工作。

为推动抗日工作，“民联”又起草了《告美国人民书》。《反内战宣言》，提出了有关政治协商会议的主张，表明了成立全国各界反内战运动联合会的态度。派杨集贤、谭惕吾。叶和中、陈伦、甘祠森、何公敢、柳亚子、朱蕴山和我9人参加反内战筹备会，声援“一二·一”惨案中的昆明学生，发表致昆明全体教职员、学生函与重庆各报馆函，并发动会内外个人写信与捐款。

1948年，何香凝、李济深等在香港创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全国解放后，“民联”、“民革”就合二而一，成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是后来的事了。

记得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来和谈的时候，在曾家岩50号八路军办事处约见我们“中国妇联”的几十个人。毛主席一进门就和每一个女同志一一握手，握到李达夫人王会悟时，王就放声痛哭不已。毛主席说：“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就是在她的家里开的。”毛主席给我们指示谈话以后，就站在会场门前，又一一握手送别。我走在白薇背后，毛主席拉着白薇的手微笑着说：“白薇咧，蓝苹记挂你哪！”白薇、蓝苹就是30年代在上海戏剧舞台上轰动一时的“白色的蔷薇、蓝色的苹果”的一对名人。被接见回来以后，我就积极参加筹备组织中国妇女文化公司的事了。

三 妇女文化公司的风波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一面高唱和平经，一面磨刀霍霍，公然破坏与共产党签订的“双十协定”，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全面内战，向解放区进行军事进攻。共产党领导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从此拉开了帷幕。为配合共产党的军事斗争，对于敌军的策反工作，也采取了积极行动的步骤。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清晨，我沐浴着温煦的阳光，首先把一件很重要的材料送到重庆炮台街22号信箱里，然后才到打铜街口福钰银行去开“中国妇女文化公司”的成立大会。这个文化公司是邓大姐领导的“中国妇女联谊会”文化组筹备起来，准备由重庆复员到上海时开展工作的机构。

我被推举为文化公司的总经理。郭春涛热情支持，帮助我创建这个文化事业。他从潘震亚、高崇民、陈铭枢、柳亚子等友人那里筹集了资金。我也从刘必珊等友人那里得到了一笔款项，并请郭沫若题了“中国妇女文化公司”的招牌字，准备带到上海去开办文化事业。

文化组有个组员，也是这个文化公司发起人员之一，这里姑且称她“l君”。她跟我并不熟识，骗取了一封胡风的介绍信找来，表示愿意先到上海去打前站。并且提出要把我的私人印章和文化公司的印笺交给她，还要求郭春涛写介绍信委托在上海的杨虎出面，帮忙向上海市政府钱大钩联系办理接收有关这个文化公司所需的一切事项。我们觉得先去个人作准备也好，便同意了。于是郭春涛写了个介绍信，把我的私章、公司的印笺，业已收到的190多万元款项，一齐交给她作先行。l君原来只是愿意为编辑部写稿子的，现在她表示要做公司的总务主任，我们也同意了。这样l君把总务主任的职务骗到了手，带着我总经理的委托书和郭春涛的介绍信等出发了。

不久，我也来到上海。上海，是一座光荣的城市，历史上有着与帝国主义及反动派斗争的光荣业绩，但它也是国民党的一个反动营垒。想起我到上海的时候，自己也觉得好笑。为了工作的方便，我从头到脚打扮了一番，穿一件黑底闪银花的南京织棉长旗袍，剪裁得腰身很细，乌黑的鬈发刚好齐在衣领口上，白珠珠框黑珠珠的发带系在头上，黑皮半高跟鞋，白色丝袜，俨然是个衣着入时的女总经理。

郭春涛随后也到达上海。我住在北四川路公司的三楼，l君住二楼。不久我便发现她瞒着我，悄悄地已把公司五大间玻璃门市部租出去两间给一个绸缎商人，还把以公司名义接收的供职员住宿以及储放文化公司物资的四所洋楼也租出了一半，所得的金条全入了她的腰包。我开始对她怀疑起来。

当时，由于战云密布，时局紧张，党在上海的办事处已从马思南路撤离上海，留有地下组织由吴克坚负责。吴克坚，湖南人，矮墩墩的胖个子，一到冷天，常用长围巾围起他那圆面包脸，光露出两只眼。

“你知道‘翔宇’的指示吗？”1946年的一天，郭春涛对我说，“党组织已从上海撤退，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去了香港，‘翔宇’指示我留下来搞好策反工作，由吴克坚同志与我建立固定的联系，传达周副主席的电文，还有党员徐大可也参加工作。”

我知道“翔宇”就是我们敬爱的周副主席当时的代号。

此后吴克坚、徐大可和郭春涛经常密商，讨论如何展开策反国民党蒋军的活动。我们有秘密电台，直接接收党中央的指示。这地下电台是通过杨虎的关系设在伪警备司令部的，因为在敌人窝内，反而更安全。对于策反的对象，开始的时候由郭春涛出面接头联系，工作将近成功时，再由徐大可与他联系。等到工作已完全做妥，再由吴克坚与策反对象最后接头。而我的任务是在策反国民党军和杂牌军的海陆空军以及警察人员等的行动中传递情报，做交通员之类的事情。

有一次，我到四马路中央饭店七层楼屋顶临时加盖的矮小房间里，见到我二哥生前的一个朋友，四川新蜀报总经理王伯与，这个人是无党派人士，有正义感，后来牺牲在重庆“白公馆”里。这回他是到上海、杭州来玩的。他介绍了一个叫晏道刚的人来。晏道刚曾经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工作过，因为对蒋不满而丢了职务。在敌后重镇的上海，由于我党军事上的不断胜利，有很多敌军人员在新形势下急于谋取出路，晏道刚就是这样的人，他与郭春涛接过头后，就介绍了他的得意学生，国民党军事委员侍从室机要处处长化名“江浩东”的人，供给我们关于国民党的党、政、军各方面活动的资料。

江浩东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曾写过一篇关于宋美龄的桃色新闻，投到报馆，文章没有刊登，江本人却因此惹了大祸，被监禁八个月，险些送了性命。也许由此对蒋有所不满吧，提供情报表现得很积极。他把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在全国负重要责任的组织名册，将军统、中统、cc集团的一些内部情况，以及它们分布在长江流域一带的特务组织，都提供给我们。

党的地下组织选择了华龙路顾家武2号陈贤慧家作机关。陈贤慧是我的朋友，她是个爱劳动，性格温柔善良的妇女。她的女儿张凤君在中国科学仪器公司做机务、打字等工作。她们母女二人冒着风险协助我工作。每天由江浩东送情报，从顾家弄前门进去交给陈贤慧本人，然后由我从华龙别业后门进去取出来，送情报的与取情报的没有对过面，所以送情报的不知道取情报的是个什么样的人。而我却把送情报的人了解得清清楚楚。有时我到得比江浩东早一步，就上楼在窗户玻璃窗里张望弄堂里来来去去的人。事先约定，如是紧急要件，就在封面上写“张凤君谨启”，立刻由贤慧送交我；不那么紧急的事情，封面上写“张凤君启”，则等候我按时去取。

我们所做的主要是军事方面的策反工作。此外若有重要情报，也及时处理，例如关于蒋匪特务准备搜捕交通大学地下党和爱国师生的黑名单，图谋暗杀宋庆龄的情报等。

我们本来想利用“中国妇女文化公司”的招牌作一下职业掩护的，可是由于l君的原因，这不行了。她利用总务主任的职务招摇撞骗，捞到了一大笔外快，心犹未足，还无耻地更进一步向我提出，要与国民党分子“合作”，妄想把公司的经济权交给国民党的经济特务头子陈xx，开展文化事业的活动，要接受文化特务头子陈高庸的“指示”。我坚决顶了回去，l君见计谋未能得逞，就不择手段，朝朝暮暮率领国民党特务集团的一群小喽罗，借故跟我瞎缠。一个冬天的早晨，天气很冷，我正弯着腰站在日本式火钵跟前，把一支烧红了的铁火钳插在红火里，右手拿着另一支火钳拨弄着红得可爱的杠炭火头。我想把房间弄得更暖和些，这样才能够坐下来写点东西。忽然从我背后传来一声l君的怪叫：“打呀！把她从窗口掀下去，跌死她，粉身碎骨！”我猛回头一看，l君一双手早把衣袖口高高卷起，摩拳擦掌向着我准备动手了。在她背后还有一群年纪轻轻的男男女女。巧得很，那间房屋朝南的窗户下，顶着窗口摆了一张写字台，床铺又是靠墙放的，火钵子恰好放在写字台和床铺的中间，其余的就是一个死墙角。我的左右和背后都走不过人。我就一转身，左手随势抓住插在红火里的那把铁火钳横举起来，右手把另一支红火钳高高举起，双脚的重心踩得稳稳的，跟l君面对面相持着。我说：“恶鬼，你来吗？试试看！只要你动手，就回敬你这个！打得你脑袋分家，我可不负责任。”我又把一双红通通的火钳指向那站在l君背后的一群小喽罗，说：“喂，你们要做帮凶吗？我就左右开弓回敬你们这样一对好东西！”

l君虽然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看见我手中这么一对烫人的红火钳，吓得她立刻就把拳头松开来，缓缓放下。跟在她背后的那一群，看见我的个头儿比l君还高，手里还有这么一对新武器，不愿意吃眼前亏，都阴悄悄地灰溜溜地踉踉跄跄地直往外退。l君还在咋咋唬唬地弓起背、扭起一双脚，转身臭骂：“你们这些饭桶！”然后跟在那一群家伙背后，边骂边下楼去了。

对于l君的这种恶劣行为，我气得口吐鲜血。按我的脾气，非和她斗下去不可，但念及目前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任务，不能因小失大，便决意解散妇女文化公司，剩余的经费归还原主。这样l君再也不能利用公司招摇撞骗了。

于是由郭春涛的朋友国民党司法院副院长覃理鸣介绍，我先悄悄地搬到汾阳路振舍别业居住，然后请闵刚侯律师做全权代表，通过法律手续解决了中国妇女文化公司的一场风波。

振舍别业是一所小巧而精致的洋式平房。建筑在一块四周空旷的土地上，绿柳成荫，围墙内的花园万紫千红，无邻居纷扰。这环境对于做地下工作者极为合适。不料那个地盘却原来是上海渔业大王黄某在敌伪时期霸占来的，姓黄的不过是想罩副院长介绍个有势力的人，住在那里帮他保持房产而已。但原业主坚决要求收回产权，而且业主又是个国民党的军阀，我自然不可能有条件去对付他们，惟有搬走一条路了。于是又委托一位姓武的朋友出面，租到江苏路月村62号的一个大杂院楼下的房间。户主姓武，我作为姓武的表姐暂时住在那里。吴克坚惟恐我长久住在那样复杂的人堆里，会出乱子，坚决要我转移。我便借口住医院，秘密搬到复兴公园后门复兴路964号一位姓陈的二层楼上。这里离顾家弄很近，工作起来更加方便了。

四 反内战，壮士牺牲

1948年，正当淮海战役激烈的时期，我的侄儿秦士宪由杭州笕桥空军基地发出快信，催促我去一趟。那时我正巧接到一项任务，就是到国民党空军基地，通过侄儿的关系了解国民党空军的思想动态。我仔细考虑能够完成这一重要任务的方式方法，便去山阴路约秋燕过去在重庆南开中学的好友郑苏苏一路前往。因为在重庆时，秦士宪和秋燕。苏苏三人常在一起聊天、玩耍。我由于工作关系，顾及到秋燕的安全，1946年就把她送到解放区去了。现在找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