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作家出书难以卖出的情形，我是幸运的，因为我道出了我们打工者的心声。

9月，好消息不断传来，妹妹顺利考起县城的中学，弟弟考入了吉安师专中文系。这实在是天大的喜讯。虽然都不是什么名牌大学，但我已经很开心的了。我想：“该我家花钱的日子还在后头呢！不过，能让他们圆我的大学梦也值。没钱，有父母和我们三姐妹扛着，应该也可以应付的了。”晚上，也许，我做梦都会笑醒的。

93年10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广东卫星广播主持人白雪的邀请，电话直播采访我打工成才的事迹。那天我讲了两个小时，把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原原本本地讲给收音机前的听众。并与听众连线，解答听众的问题，一个南开大学的女学生问了我一个问题。

她说：“你每天那么努力工作和学习，你的动力源是什么？我的回答很让她失望也振奋。”我说：“我只是需要，觉得女人除了工作，应该还有自己的爱好和兴趣，仅此而已。”94元旦节，广东卫星广播“打工明星耀珠江”栏目播出了我向打工朋友向大家拜年的贺信，主持人白雪深情款款地读完我充满诗情的信，我的泪无声地流了下来。我要离开我亲爱的常平，作为一个已为人妻、将为人母的女人，面对生育与升职，我选择了生育。

我知道，作为女人，就一定要有牺牲，这种牺牲是每个女人都要经历的。我牺牲的是我那份开展得很好的工作，及前方看得见的机遇和前程。我的前方铺好了一条路，而我却要提前退出这个历史舞台。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回到老家能继续我的文学梦吗？

走之前，小桦送了我一条丝巾，春霞是惠州的总厂财务，经常过来和我对帐。她送了一条她自己编织的网状三角形围巾，很漂亮的那种，我拿了与她们每个人的合影。像宝贝一样带回了家。

第八章第二节

2.

诗人的卖书生涯苦并快乐着。

在《东莞日报》文艺部编辑主任李逸江老师在他的《打工诗人的卖书生涯》报道中这样写道：

1994年6月，新华社发了通稿，报道了广东省东莞市常平镇打工妹汪雪英写的诗集《漂流花季》在北京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全国至少有百十家报纸刊登了这一消息，不久之后，广东的《佛山文艺》丛刊《外来工》杂志的主编刘宁老师又为她发表了一条书讯，从此，打工妹汪雪英成了青年女诗人汪洋，在全国出名了。

我知道汪洋，是一位来自江西永新县的农村打工妹，但从来没有见过面，她曾给我写过几封信，地址是常平镇某管理区一家杂货店。我以为她成了杂货店的老板，就要求她在信中把电话号码告诉我，以便随时联系，谁知她毫无反应。

今年10月中旬，我打电话给我在常平镇桥梁餐厅的朋友刘利民先生，请他帮个忙，找一找她，当天下午，我到了常平镇，在刘利民先生的带领下，终于见到了汪雪英，原来她并非什么杂货店老板，只是租住了杂货店后面一间出租屋，如果我打电话给她，就算是传呼，杂货店老板也要收她一元钱。

80年代，南下大军如滚滚潮流，汹涌澎湃。我曾在1986年写过一篇介绍南下打工妹的文章，叫《n妹在东莞》，发表在《黄金时代》。我按照当地群众的习惯把来自外省的外县的女民工称为“nan妹”，虽不算准确，却绝无褒贬，在神州大地，南下打工是十分新鲜的事情，一个打工妹写了诗，就更加值得骄傲。

眼前的汪雪英，完全不是我想象的样子，我想象中的打工妹，是身穿统一工作服，发梢上戴着一朵鲜艳的红花，配着耀眼的厂徽，出入工厂车间，在大街上流连徜徉，端坐在电影院里，一群无忧无虑，神采飞扬的年青姑娘。而这位不到30岁的汪雪英，穿着一身非常朴素十分整洁的衣衫，在狭窄的出租屋里，在为出生才五个月的儿子洗澡，原来她早已辞了工，暂时做了家庭主妇。屋子是陈旧的，狭窄的，只有几十平方米，住着两对夫妻六口人，这是常平地区常见的十二椽瓦，（当地农民叫十二坑瓦）砖房子，月租一百三，住着两家人，没有更多摆设，没有电视机，没有报纸杂志，写作的桌椅同时也是吃饭的桌椅，只有一部小型收音机，收听广播国家大事，煮饭的炉子散发出一股刺鼻的煤油味。

汪洋的感情表达方式不是那种兴高采烈的，大喊大叫的，对什么事物，她都显得很有节度，成竹在胸，没有特大的抑扬顿挫，更不是哗众取宠；而是不亢不卑的、准确的、清晰的、甚至是平静的叙述。仔细听，仿佛一道美丽的山涧清泉，汩汩流淌，显示出一个女人成熟的风韵，对于一个普通打工妹出书这件大事，她说只是做了一件平常的事，书全部卖了出去，她没有亏本。没有亏本就是有钱可赚，赚多少，她没说。她的本意也不是赚钱，找到了这种情感表达方式，已经足够。她说话的语气异常平淡。仿佛是叙述一个平常的故事。

18岁那年，她和千千万万南下大军，来到了改革开放的前沿－－东莞。

18岁的少女，心中都有一个美丽的花篮，装满着五彩缤纷的幻想。见到南下打工这个波澜壮阔的场面，见到改革者的前沿阵地——东莞日新月异的变化，姑娘们十分激动，于是大家互相鼓励，一起写诗。她的书出版了，她亲自去卖书，对于卖书，我有过种种设想，是摆摊，沿街叫卖，还是委托新华书店出售？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作家签名售书》，描述过作家签名售书的情景：年近六旬的老作家，满面红光满头大汗地被围在众多的学生中间。一双双年青的、少男少女的手伸向他，一本本散发着油墨香的新书从他的脸前、眼前、额前、耳朵前后、手下、笔下、腿下、胳膊窝下伸过来，人群中不时传来“给我签，给我签！”的请求哀求命令和说不清是何种语气的呐喊，还有更激烈的欢呼起哄声。

汪洋是这样吗？她怎么卖书的呢？听听她自己的叙述：

1994年6月，北京寄来了第一批书——300本，一天到晚不出厂门就卖售了，我是放在办公室的窗口卖的，窗外贴张“作者亲临售书”的红纸，工友们看见了，都涌向前来，评头品足，纷纷议论之声不绝于耳。因为在此之前，新华社发了通稿，大大小小的报刊都知道我出版诗集这件事，不少人给我写信，来信如雪片般从各地而来，有交友的，取经的，买书的，也有一些聘我工作的，还有几封求婚的。

三个月时间，我收到700多封读者来信，回信成了每天的必不可少的作业。

面对一下子“红”起来的我，工友们惊呆了：我们身边不起眼的丑小鸭怎么会引来社会这么多关注的目光！真的是不可思议。

偶尔周日晚下班之后也到街上去卖。有一次，一个很想认识我并想和我交笔友的男孩无意中在常平镇的某条街道碰到卖书的汪洋。他把诗集前前后后仔仔细细细地看了很久，又看到地上的“作者亲临签名售书”的纸片，问“谁是作者？”我笑笑，指着扉页的照片，既然摇了摇头：“不像不像，书上的女孩清汤挂面，一双有神的眼睛，怎么会是你？你骗人！”陪我一起卖书的女孩愤愤不平，毫不客气地拔刀相助：“人家卖给你一本书才收3.5元，还要给你签名，就是骗子也没有骗你多少。书不要成本吗？卖书不要时间吗。”男孩听工友如此一说，觉得颇有些道理，连忙道歉：“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开开心心卖了书。

还有一次，在东坑的三甲电子厂门外，我拿去的两捆书卖掉了一捆时，来了一位青年打工者，他看过之后，把价钱压到一元，我说不卖不卖，又不是卖旧杂志。他说：“你不卖别人也会卖，我可以到其它书摊去买。”我说：“你如果喜欢就买，别的地方是买不到的，如果钱不够我可以少收，没带钱的话我可以送给你。我的前提是只要你真的喜欢这本集子。他好奇了：“有这么好的事？”汪洋自豪地说：“说话绝对算数，书是自己写的赚不赚钱没所谓。”他高呼：“啊哈，你就是汪洋！我在《深圳青年》看过介绍你的文章，总算把你找到了，不好意思，我身上只有一元钱，等我发了工资之后再把钱送去。你在哪里工作？我一定找到你的。”我说：“不用找了，你把书拿去，我送你的。”我把书郑重地放在男孩手上。他硬要把身上仅有的一元钱给我。推来推去，他丢下一元钱也丢下一句话：“发了工资我到工厂找你！”半个月后，我转到另一家工厂上班，初认识的经理秘书刘敏娟，也是我的同县老乡，约我逛商场，不料却碰上了那个男孩，他硬是要把钱补给我。我当然不会要的，他说去过我原来的工厂，同房间的工友告之我转厂了，这几天每晚下班，他就在这一带转，想不到真的碰上你了。后来他请我们喝饮料、吃东西，花掉了一本书十倍的钱。

在黄江镇，一个广西的女孩送给我一个笔架；在常平司马，一个湖南的女工生拉硬扯，要和我合影留念，在常平，一个叫陈国红的广东女孩，也是个文学爱好者，一次性给我寄来了60元钱，还附了几个朋友的地址，请我逐个给他们寄书去，并且要亲自签名，写几句祝福的话作为圣诞节的礼物。此后，我就和陈国红成了好友……

她在娓娓叙述她卖书的故事，完全沉浸在一种幸福的回忆之中，这当中，有苦也有乐，最大的乐事是当每一本书卖出去，见到工友们脸上满足的笑容。

她说：“我认为，这不是对她个人有什么崇敬，而是对打工妹写诗出版这件事本身表示了兴高采烈。”

我也明白，汪洋决不是为了赚钱，真的没有想过赚钱。与她写诗，卖书相比，即使赚到几个钱，又算什么呢？我想，汪洋的卖书与我的《作者签名售书》一文中所描述的景况是多么的不同啊！卖书生涯并非全部都是诗，如同生活本身并不是处处都是快乐和美满的。当遇到危险的陷阱时，汪洋又怎样勇敢机智地保护自己呢？一天晚上汪洋到一家工厂签名售书，卖完走出厂门已经快10点了。没走几百米碰上一个驾辆摩托车的青年男子，口口声声愿以四元的价格“顺路”带她回厂。

她说：我走到金美管理区附近，青年男子载着她往苏坑管理区方向的小路开，那里是一片浓密低矮的柑桔林，黑灯瞎火，四周阴森恐怖。便警觉起来，我知道那里曾经发生过几起凶杀案。感觉不对，立即叫青年男子往回开，他说到那边转个弯就到了。转个弯？她理直气壮地说：“我认识这个地方，认识这条路，没有人会舍近求远的，快给我停车！”青年男子没有停车，反而把油门加大了。她临危不惧，勇敢地从后面纵身跳下，爬起来摸摸摔得流血的手往回走。

青年男子却调转车头追上来，死乞白赖地伸手向她要车费。她用广东话坚决地说：“要车费？跟我到派出所！我还没找你要医药费呢！上车之前我就记住了你的车牌号码，你是跑不掉的。”响当当的本地方言，响当当的理由，对于任何坏人有一股巨大的震撼力，青年男子脸色死灰，吓了一跳，不敢再撒野，只好灰溜溜跑了。

事后她回忆起来，平静地说：“其实我根本没有看清他的车牌号码，我是唬他的，在这种人、这种事面前，我不能不采取保护自己的紧急措施。”

我不太懂诗，对于她的作品，我无法评价。我只想说，一个普通打工妹，的确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某市某报某编辑撰文大骂汪洋：“为了出名拿一栋房子的钱出一本很粗劣的诗。”我以为，这是恶意中伤，大可不必理会它。最后，我想引用东莞诗人方舟的一句诗来结束本文：因为爱诗，他们一无所以，因为爱诗；他们拥有一切。

这篇报道曾荣获了广东省好新闻二等奖，占据《东莞日报》整整一个副刊版面，还配了刘述康老师的评论文章和配发了我诗集中的两首小诗。

1994年的六月，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的打工妹能出版诗集，在整个中国还是首例，引起了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南方日报》、《江西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青年报》、《羊城晚报》等全国一百三十多家新闻媒介先后报道，我被誉为全国第一个出版诗集的打工妹，一时间打工朋友的信雪片般从全国各地飞来，有买书的、祝贺的、交友的，我结交了一批很活跃的打工文学青年，他们给我以无边的激励；几年后，他们也都成了作家并做了编辑、记者。十多年过去了，至今，我都跟他们保持着很好的联系。有些信，我至今还保存着，那是我一段刻骨铭心的辉煌的记忆，我怎能忘却？

《羊城晚报》记者主任冯平、还有陪同的两个人，由《常平报》主编殷凤铃带路，到我们那个小厂采访，事先给厂长打了个招呼要求配合。每人我赠书一本，临走，她们硬是要我收下了20元的书款，好令人感动。

很多文学爱好者给我写来书信，与我交友，还有一些是求婚的。报纸杂志一时间热闹起来，写我的人多，找我的人也越多。那些不如意，我早就忘了。有一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这不是什么好事，你可以听我慢慢道来。

第八章第三节

3、

拒绝性骚扰，打着文学的幌子骗女孩子，平时最烦这种人。却偏偏要让我遭遇到。

广东省一家省级行业性杂志，有一个叫远方的编辑，发过我几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