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头上施起雾、下起雨，我们便各自乱七八糟，不可名状。

突然，我清醒过来，看着四周的人，再看看台上的演奏者。耳朵里听着仿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的音乐，我这一刹那，就象是听到“紫太阳”们庄重的宣言：“我们，不可战胜的来。并且，还将不可战胜的离开！”

记得“紫太阳”们调音时，我悄悄掩过去，问边角上他们那位鼓手：“哥们。稍会儿，能不能借用你的吊钹？”那位鼓手很礼貌地，拒绝了“臭屁虫”的鼓手：“这个，恐怕不大方便。”

记得“紫太阳”们调音时，阿莫问旁边还在喁喁私语的人：“你知道他们是谁？”于是，那人象是怪他不知道现任省会主席一样，沉声责备：“怎么搞的，他们不就是我们这里的‘紫太阳’么？”

于是，我回到现实——他们是“紫太阳”；我们是“臭屁虫”。而我们，将与他们相决于同一战场！

音乐已经结束，“紫太阳”也终于把台下各位的灵魂，交还他们。这时，台下掌声是少不了的。我在楼座，眼看着先前一位躲懒来到楼上小憩的评委大人，激动地摘下了眼镜，再高高鼓起掌声。

“紫太阳”们走了。无意再留心这里的残羹冷饭，继续高昂他们胜利的头颅，一路开走，剩下没有结束的一切。

……天黑了，比赛仍在进行。这时，本来就排在“紫太阳”后面的我们，又只得遵从组委们考虑大局的安排，退到后面比赛。于是一个又一个节目，走马灯般过去。我们叁在赛场里，从这边坐到那边，从这头站到那头。

可巧，还有另一支乐队竟也陪伴我们留在后面。那是一支更年轻的乐队，四个男孩一看就知道是学生身份。他们也带来了两个吊钹——这完全是为了照顾台上那一套，已经看不出哪里象钹的原配吊钹。这一回，我终于向他们商借成功，心里总算笃定下一些。

按次序，那支乐队先上场，接着才是最末一位的我们。把乐队留在最后，用组委的话说，是为了我们有非常充裕的调音时间——可现在，我们三只“臭屁虫”只惦挂饿得咕咕叫的肚子。

那支年轻乐队，只用十几分钟就调好音（我想这倒和我们差不多），然后开始直奔主题。他们以摇滚的方式，演绎张明敏那首《龙的传人》。

——其间，鼓手的鼓槌由于失控，打飞了三次，乐队演奏亦被迫中止三次。于是，鼓手也一次次高举起自己的双手。我在心里，不由暗暗为他们几个打着气。但最终，他们还是完成了作品，用隆隆作响的硬摇滚，还有主唱夹在中间那危危可岌的嗓音。最后，稀落掌声伴随他们离开，却把心底一股冷飕飕的感觉，留给了末尾一队佳宾。 “臭屁虫”就这样上场，带着肚子“咕咕”的异议，带着台下早已发倦的眼神。

没费多大劲，我们就把各声部调好。键盘手阿莫报出参赛曲目，而我现在，忙着把本来对着军鼓的话筒调整过来，对准自己下巴——却没想到，后来还是调高了。紧接着，全场一片寂静。

我清唱，阿莫和声。当我们的声音静止，那充满节奏感的乐声便响起来。

——去吧，我们的《都市》！

当中，也有失误。为了迁就那调错高度的麦克风，我打错一个小节鼓点，就是这样，我们整体又把错误进行了五六小节才收住手。这时我想，应该是完了吧？

——果然，一曲奏罢，没有丝毫掌声。怎么搞的？当中时都还有一些。好歹，意思意思嘛！

正当我这么想时，掌声响起来，“噼噼啪啪”，炒蚕豆一样。并且，还听到夹在掌声中有人说：“这曲子挺不错！”

那时，全场还没亮灯光，黑暗中也不知谁说了那句话。我们下来收拾好各自的一切，准备返回单位，原先报名处那位女孩在过道遇见我们，她就问：“回去了，不看结果么？”

坐在的士车上，司机恰巧放起本土另一支“焦点”乐队的曲子。这时，窗外是细细小雨，车里是淡伤的音乐，我们几个不发一言。我看着车窗外省会喧喧闹闹的夜景，心里想：“别了，我们还能再见么？”

正文 （24）

回到单位那两天，整个人很失落。如果说，自己还能不时想到什么，那就是模糊的一点希望：我们的歌，确实是好歌。

晚上独自在外吃完无聊晚餐，我回到宿舍，边看小说、边打开电视，这时电话响了。我信手拿起听筒，电话那头传出吉他手老何略带兴奋的声音：“嘿，老大。吃过饭没，现在干嘛？”

我懒洋洋地，边玩弄手里的电视遥控器边答：“吃了。干嘛？现在还能干嘛，看电视呗。有事么？”

老何：“呃……那首《都市》，我想出了一些改进，蛮不错的。你要不要看看？”

我心里苦笑一声——都什么时候了，还弄他干嘛？但是好歹，打起一点精神。就问：“哦，是么，怎样改动？”

老何：“是在配器上的。不过……时间恐怕来不及了！”

我这才心里一跳，忙问：“什么时间？什么来不及？”

老何这才老实交代：“这样的。阿莫接到那个大赛组委会打来的电话，我们进入复赛了。”

我拷——我一骨碌从床上坐起，差点想把手里的遥控器和听筒都摔了！不过，这只是太兴奋罢。

于是，我笑着骂他：“他妈的！你这小子，什么时候也学会拐弯抹角地跟我打起埋伏来了？看我不收拾你！对了，什么时候的事？”

老何也贼贼般笑起：“我拷，开个玩笑嘛！吃晚饭前，他们刚打过来，然后莫通知了我。”

这样，我们又匆匆地奔赴上路。 第二次去，没坐大客，倒是拣个便宜、坐上了的士车。

——那天下午，我们在候车点等候快班。等待中，阿莫被打发去买水和橘子，我和老何继续等候。当时，我无聊得拿鼓槌，敲敲打打路边的树干，而老何则在一旁，一本正经地细阅着他的吉他谱。这时，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走过来，不知什么身份，我倒有些猜测是跟车有关系的，于是碰了碰老何。

男子走近后，看看地上码着的几件乐器，又打量打量我们。接着，他就很有自信地问：“去省会么？”我们点点头。男子于是笑了：“坐我的车吧。”

咦？干净一猜，就说我们去省会——去柬埔寨不行么？

当然，我们不会傻得以为他会免费搭载。但看他衣冠楚楚，还不象有什么问题，就问怎么回事。司机说，他是省府开出租的，刚好上午有人包车，就上这来了，现在回去，打算再拉一票，赚点油钱。

咦？天又知道，候车点这么多人，他怎么偏偏看上我们这几个？不过，这似乎也无可厚非。

于是，两人开始与他砍价——要知道，这种事情很容易上瘾。就象吸毒的犯毒瘾，打牌的犯牌瘾，吸烟的犯烟瘾和酗酒的犯酒瘾。以后没事买把青菜，也会就两角五分还是两角八分与菜农们争辩半天——尽管明知一角钱以下的零碎已从社会上销声匿迹，不论两角后是五分还是八分，都改收三角，却也还是要砍。

好不容易，从每人四十元车费砍到二十五——？他妈的，都跟坐普通客车一样了！于是我和老何差点没笑破肚皮。屁颠颠地，连忙要把乐器放上他那辆红色奥迪。谁知那老兄赶紧阻止，说：“别忙，你们还得先给钱。”我一愣：“待会给你，还不是一样？”那老兄笑着，又低声解释：“车上有两个珠海人，也是去省会的。他们先给的是每人五十，你们要是上车再给钱，那两位就不好看了。”我们一听大悟，知机付了钱。

车上那两位乘客，果然一副好派头。头发梳得贼亮，人又白白净净，一位光穿件白衬衣，却扎起了领带，手上没事又是戴一只白金钻戒，又是戴一块‘i.w.c.’腕表——弄不好，也是白金的！拷，那就活该他们掏五十。邓小平同志先前就说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富起来之后是个什么呢？照愚见，应该就是刺激国内高消费了。所以么，他们这五十元该掏之至！我又再一想，还好是本国人。如果换是外宾，非理直气壮地跟他们要五十美金、五十英镑不可！

这回坐出租去省会，便端的又快又好，全程下来，只用搭快班三分之二不到的时间。在车上，我们三个乐手是不怎么说话的，于是热情的司机就与珠海人乱扯谈。

司机一面把稳方向盘，一面唾沫横飞，从越南原主席胡志明在位时的政变，说到省会现在的交通。司机说，胡志明在躲避政变时来到中国，起先就在他家住过一段时间，后来才让周总理指示人接去北京的。接着司机便誓言旦旦地赌咒说，胡志明那时赠给他爷爷一块金“劳”表，还放在家里。

司机又说，省会公安昨天在近市的西乡塘收费站，截住一辆车牌“云xxx”的大货，并在车上装着的废旧冰箱、洗衣机和电视机里，搜出了几十包白粉。车上三人跳车拒捕，于是开枪追截，有两人又拔出手枪顽抗，最后被当场击毙，那一带，就一整天都封锁起来。云云。

两位珠海人一边听，一边不停用汗巾细细擦着汗——尽管车里有个不怎么好使的空调。我倒是冷笑连连。再看另两位乐手，也是镇定自若、不发一言。好！不愧搞音乐的，有涵养。

接着，再没甚故事好说，司机老兄开起音乐，当时情形，就象一部蹩脚的凶杀电影刚散场。

到了省会，住上原来那家宾馆，还是原来那间客房。一切都顺顺利利，只等第二天下午参加复赛。

那次复赛，效果比第一次更糟糕。一首歌奏下来，不知错了多少地方，吉他也没有声音。结果我们豪气冲天地来，灰头土脸地去。自然，演奏结束时，稀稀拉拉的掌声还是有一点。我们走出赛场门口，又碰见了报名处那位大眼睛女孩。她还是笑着问：“怎么，不看结果么？”我们三人胡乱支吾几句，拔腿开溜。

哦。那时，已不是夏季里热烘烘的太阳，也不是微风习习，或许还伴随那首“晚风轻轻吹过，吹醒我往日梦”的初秋天气。所以那一天，我们三人只得在入冬的彻彻寒风中回归。

站在客车站候车室里边，我看着一地大包小包的行李，还有满满挤挤的人。人们都愣愣怔怔，只等着属于自己的下一个车次——或者，更应该这么说。他们和我一样，都在等着命运的再一次发配。

我把手放进裤袋，大腿于是隔着布感觉一阵冰凉。我又跺跺脚，脚也冷痹了，哈一口气出来，这时已是薄薄的雾气。

——啊，冬天来了！漫天大雁在南飞。

正文 （25）

命运在这个地方，又和我开了一次小小的玩笑。有时候，真感觉它就象一个顽皮的小孩。自己不单趔趔趄趄地走在路上，而且还毛手毛脚地拿一把破号子，不时吹奏出突兀的声响，就这样，不断和身边的人开着玩笑。

那是回单位两星期后，已是临近元旦。一天晚上，阿莫又给我打来电话，并且单刀直入告诉我，“臭屁虫”已经接到入京决赛通知。

刹那间，我愣住。对于命运出其不意的发展，我真不知该说什么，又或该笑、该哭，该痛骂。甚至当时，我在想：这个组委会在搞什么？

为了弄清真相，我们四出打听。阿莫义不容辞，又独自上了一趟省会，而我则给在省会某文化单位任职的大伯，打了个电话。结果大伯告诉我，这个比赛并非由文化部直接主办，让我们慎重考虑。

最终，我们没去签协进京协议，放弃了这个琢磨不透的机会，尽管我们一面已经跟单位申请，并且得到上级领导的批准。

我想，这也算是对屡屡开我们玩笑的命运，作一次小小反击吧。

总感觉，自己好象在很矫情地叫喊：“不自由，毋宁死！”——只是，依然可悲得如同小丑。

不久，“臭屁虫”乐队进入名存实亡状态。没有排练、没有乐手，原先的排练厅，活象一座废弃了的碉堡，这时只剩我这老弱残兵。一首没有主题、乱七八糟的蓝调，在里面不断演奏。杂闹的钢琴、小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口琴，还有萨克斯和号子。一切乱七八糟进行着，却又仿佛，有一根神秘的连线在牵引。乐队并没有解散，但也就象从未组建过一样，变得干净彻底。于是，上天又将安排我成为一个除了每天八小时工作以外，便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人。

一天，从排练厅里面出来。当我望向巨大的、空洞洞的天空，似乎看见了它在轻蔑地说：“来吧。游手好闲的生活，是那么自由自在；混混沌沌的生活，又是那么温馨舒坦。一个人，他活着或死去，其实跟一只蚂蚁、一只蛐蛐没什么区别。生老病死、荣华富贵，一切照样都在冥冥中注定好了——你看，一转眼十年又过去了不是？人生苦短，对酒当歌。来吧，来吧！”

于是，我提笔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对过去荒谬无知和草率冲动的日子，充满质疑和悔恨，并对今后的何去何从深深感到困顿。

我想，自己其实是在请教父亲：幸福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这似乎，已经是个千百年前的问题。我相信，早在第一个真正学会思考的人类出现时，这个问题就出现了。

或许对于很早时候的人类来说，幸福就是吃得饱，穿得暖，还有安安定定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