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氏野马属群居动物，等级观念比较分明。

野生动物中有一种杀亲现象，野马也不例外，如果一匹野马发生意外被淘汰，当它的后代调进一匹新的公马时，它一定会把前一任公马的后代全部杀死，以保持它后代的纯正性。

普氏野马的生活环境，正是现在中心所处的位置，所以当它从欧洲回归到它的原生地纬度时，从生理生活各方面马上就适应了这里的环境，繁殖率和成活率立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正是这一被当时中原人称作“天马”的牲畜和它所拉的“战车”，改进了中原农耕世界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商贸经济和文化交流，掀起了人类历史上游牧世界向农耕世界的第一次冲击浪潮。而也正是这“天马”，使得原本在中国北方草原上并不强大的匈奴民族，充当了催化欧洲奴隶制瓦解的重要力量。这也许就是解释古老的印欧人，为什么要在墓葬中殉马，在鹿石和岩画上雕刻马与战车的理由之一吧。

除去我们在新疆看到的非常重要的活化石普氏野马外，我们在新疆的伊犁地区霍县博物馆内，还看到了一种古老的出土文物——青铜釜。据专家考证，冶炼和制作这种铜釜的技术，最早发明于商周时期的我国北方民族，而将其传出的就是我国北方草原的匈奴民族。

在汉代时期，北方匈奴受汉王朝的打击，分裂为南北匈奴。南匈奴融入中原，而北匈奴则在东边强大的鲜卑人逼迫下，于公元91年，开始了震惊世界的西迁行程。

300年后，一支号称匈人的强大骑兵队伍突然出现在了欧洲东部席卷欧洲半个世纪，沉重撞击了摇摇欲坠的罗马帝国。西方的奴隶制被东方的文明撼动了。作为匈奴人杀马请龙的祭祀器件——铜釜，伴随匈奴人走过并见证了这一西迁的全过程。

同样，还是在伊犁地区，位于尼勒克县美丽的喀什河南面的山上，还有一处努拉塞铜矿遗址。它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漆黑漫长的矿洞里人们的联想随时间来回飞翔：这里难道是当年匈奴人制造铜釜和刀剑武器的兵工厂？

尼勒克，翻成汉文的意思是新生命、萌芽的意思。匈奴的崛起，彻底改变了亚欧草原民族迁徙的方向。从这时开始，欧亚大陆上演了一幕又一幕更加动人心魄的从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

在伊宁，我们找到了一位专门打造马具的铁匠。现在的新疆，像这样的手艺人几乎已是凤毛麟角了。新疆是我国一个众多少数民族的聚集的地方，但以维吾尔族为主，维吾尔族的祖先应属突厥人。2000多年以前，因为给柔然人当锻奴，突厥人曾经几乎个个都是打铁能手。正是他们打造的马镫，在吸收了中国北方农耕交错地带的马镫技术后，经过改进传授给了匈奴人，从而进一步扩大了马镫的传播，客观上刺激了欧洲封建制的产生，出现了一个骑士阶层。

现在看来，这个再简单不过的马镫，使游牧民族空前的提高了马上优势。大大的改写了世界的历史。正如英国科技史家怀特所说：“很少有发明像马镫那样简单，却具有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它让骑兵与马结为了一体。”

历史年代的变迁，又一次把我们带到了风景如画的巴音布鲁克大草原，蜿蜒的裕勒都斯河水辉映着傍晚的霞光。据说，这里就是突厥人曾经的王国。自匈奴后，突厥人又在草原上建立起了一个东起辽海，西到咸海，南抵大漠，北至贝加尔湖纵横六千里，雄霸于东亚和中亚世界200年的突厥汗国。但奇怪的是，在这片美丽的大草原上，竟找不到一处突厥王宫的遗址，这是为什么呢？

风吹动着昭苏县小洪那海突厥石人旁的草丛，发出沙沙响声，在草丛的怀抱里，这些唐代突厥时期的墓地石人迎日送月，历数着远去的身影，期盼着明日的召唤。在它们其中的一些石人身上，雕刻一行行突厥文字，与克尔木齐石人相比最大的区别便是，在更接近人外形本身的同时，几乎所有的石人都手擎一只庆功的酒杯，身配一把象征武力的短剑。因此学者们称这一时期的石人为“突厥武士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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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石头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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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崇尚武士的年代里，突厥人信奉的是：“随逐水草，居处无常”才能“强则进兵抄掠，弱则窜伏山林”的生存法则。这也许就是突厥王宫神秘蒸发的根本原因吧。

尽管在茫茫草原，人们找不到任何突厥王宫的遗址，但篆刻在这些石人身上的文字，却记忆了突厥人率先在游牧世界拥有了自己的文字。

很快突厥文变成了草原民族相互交流的共同语言，传承下去就有了回鹘文、蒙文、满文。突厥人也因此成为了目前我们所知的阿尔泰语系中第一个有明确文字传世的草原民族。

至此草原游牧民族，在世界文明的大道上，迈出了实质性的一大步。而北方草原的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二次冲击浪潮也告结束了。

在新疆，我们有幸赶上了一次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那达慕是蒙古族一个传统的盛大节日。在这个节日里，许多庆祝活动都保留着浓厚的草原游牧民族生产和生活的特色。

早在13世纪时，从草原深处走来的蒙古人从突厥人那里继承了草原文字，也接过了游牧帝国的统治手段。原始落后的成吉思汗部落，在它完成突厥化以后，走在了民族发展洪流的前端，并把游牧帝国的军事和政治制度推向了及至。发起了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第三次冲击，欧亚大陆的地图被他们又一次的改写了。

伴随着成吉思汗又一次的西征，中国的四大发明也被相继带到了西方。有些专家说，正是来自东方的文明，为欧洲文明史上“文艺复兴”这本“宏著”积累了必需的纸张和资料。就连那个最终打掉了游牧民族马上优势的火炮，也正是蒙古人西征时，将中国的火器技术传入了阿拉伯世界后，才在西方形成的。

工匠们的知识、艺术家们的才能和被俘者的鲜血，从一个地区扩散到另一个地区，从而不合常情地通过传播知识与民族融合，将破坏性的战争变成了一种进步的基本因素。可以这样说，世界文明的传承和发展，离不开亚欧草原轰轰烈烈的民族大迁徙。东方文明的西传，对欧洲新时代的出现，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草原的上阴云疾速散去。牧民们手牵骆驼，缓缓地从火红的太阳前走过。远远望去，三道海子的山路上，巨大石块铺成大道。成吉思汗大道伸向白云，伸向远方。

站在这当年成吉思汗西征时走过的大道上，我们浮想联翩：那个曾经称雄于亚欧草原的游牧帝国随着这条荒漠的英雄之路永远的远去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似乎早有预料的说过：在我们之后，我们种族的人们，将穿上镀金的衣裳，吃上甜肥的佳肴，骑上良好的骏马，拥抱美丽的女人，他们忘记了对我们所应该做的。草原上狩猎者的后代，如果在定居生活的快乐当中，忘记了他们粗鲁的起源时也就忘记了他们所以强盛的原因。

起风了，风能刮去时间，风能刮走年代，但草原上的巨大石冢、鹿石、石人、岩画却在风声中永远站立不动。在游牧世界里，人们需要更多的草场放牧他们的牛羊，但同时他们又渴望有一个安稳的家，可这两者间也许是永远互不相容的。

蓝天白云下的石头城。

“塔什库尔干”有着两种不同的解释：用石头建起的城堡；用石头堆起的墓地。那么在草原游牧民族的眼里，石头、城堡、家园、与墓地之间难道真的有着某种情感的联系和希望的寄托吗？

丁虹

新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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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的记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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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家的门绘上彩色的图画，这是吐鲁番维吾尔族人所喜爱的。

每当他们盖起新房子，装上崭新的大门，便用许多种颜色的油漆描绘出花朵、鸟、寺院和几何形图案。这个风俗起源很早，现在仍是一种时尚。在1300年，吐鲁番的绘画却是以另一种内容出现在神庙中。

今天，在吐鲁番的神庙遗址里，人们依然可以近距离地欣赏那时的绘画作品。壁画的颜料有青金石、朱砂、氧化铜、金箔。除此之外，还有古代画家们毕生的心血。

在丝绸之路畅通的时候，众多商旅们拖着疲惫的脚步路经吐鲁番停歇下来，在这里计算着下一个旅程的距离、时间和利润，也有许多人为了信仰花费几天的时间，走进幽暗的石窟，静静地面对墙壁上他所敬仰的神。

那时候还有一些人，来自遥远的西方或东方，他们的目的很单纯，在长途跋涉中只携带简单的随身物品。他们是卓越的画家，心甘情愿地为了一个精神世界来此受难。

当夏季风降临到这个古老盆地的时候，吐鲁番的太阳开始考验所有生命的耐性。每年6月至8月，摄氏47度是这里经常的气温。赤裸在阳光下的地面可以达到摄氏82点3度。

艾丁湖是中国最低的地方，它低于海平面155米，其液体在今天已经被蒸发掉了，到处是结晶体，那些是比重很高的盐。

火焰山在夏季仿佛是一块炽热的红铁。1300年前，唐代诗人岑参路经这里，写下了“火云满山凝未开，飞鸟千里不敢来”的句子。因为敢于尝试飞临群山的雀鸟，其翅膀有被酷热的风浪烧断的危险。

在火焰山身后的峡谷中，一条曾经布满了绚丽图案的画廊静静地停留在时间的某一刻。

虔诚的工匠们从公元5世纪起在这个名叫伯孜克里克的地方开凿洞窟，一些来自叙利亚的画家加入到佛教壁画的创作中。他们刚到吐鲁番的时候应该都很年轻，没有人知道开凿伯孜克里克石窟并在这些狭小的洞窟里绘满壁画需要耗费多少人工和钱财，也许心中有佛的人们并不是以生命来计算时间的流速吧。

为什么在今天的吐鲁番佛教壁画中，绝大多数的人物的眼睛和嘴巴都被人损坏了呢？这起源于一个宗教的禁忌。在佛教壁画完成后的一段时期里，信奉伊斯兰教的当地人相信，壁画中的人物会在夜晚出来伤害他们的孩子，于是，除掉画像的嘴和眼睛被认为是有效的方法。

但是，又是什么原因使这些墙壁上的作品完全消失了呢？

尽管在公元13世纪以后，由于宗教的原因致使壁画遭受损毁，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壁画由于地震和塌方被砂土保存下来。它们被时间封存，侥幸掩埋了4个世纪。当这个秘密被人发现以后，这些作品竟从它的原生地离开了。

在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人们可以看到源自吐鲁番壁画。博物馆的人员介绍说：“这是德国唯一的一个展示印度及亚洲文化艺术收藏品的场馆，这个馆的核心藏品是吐鲁番的文物，那是四次吐鲁番的探险所得。你们现在看到的是吐鲁番最重要的壁画，这里是吐鲁番的供养人即君王的画像……”

1904年9月，“普鲁士皇家吐鲁番探险队”在德国军火商克虏伯·弗里德里希的资助下第二次进入新疆。到达吐鲁番的这支探险队由两个人组成，他们是柏林民俗博物馆的阿尔伯特·冯·勒柯克和博物馆的勤杂工瑟奥多·巴图斯。

勒柯克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几乎每天都能发现一些硬币，主要是中国唐朝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珍贵的纺织品，大量的文书残片，这些文书包括17种文字拼写的24种语言的文字，历史上他们都曾在这片地区使用过。

伯孜克里克，在维吾尔语中是“有美丽装饰的地方”的意思，美丽的装饰说的就是石窟中的壁画了。

德国探险队来到这里的时候，依然可以看到维吾尔族的祖先回鹘人绘制的作品。

勒柯克在日记写道：就在我们清理积沙时，忽然，好像变魔术似的，在墙壁上，奇迹般的露出了精美的壁画，其颜色是那么鲜艳，就好像是刚刚画完似的。

壁画上的人物是王室的男女供养人，画上的回鹘文字表明在公元9世纪末或10世纪初，回鹘的王室成员已经皈依了佛教。

回鹘人，是现在维吾尔人的祖先，曾生活在蒙古的鄂尔浑河流域。公元840年，吉尔吉斯人以10万骑兵攻破回鹘都城，回鹘人溃败，分三路向西逃亡。回鹘人原来使用的是突厥文字，在吐鲁番定居后，开始对文字进行改造，利用突厥文拼写回鹘语言，形成了现在的回鹘文字。

当回鹘人到达吐鲁番的时候，佛教已经在这里得到了广泛弘扬。

到达西域的回鹘人最初信奉的是摩尼教。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由摩尼在古代伊朗创立的，其原始教义是对现实世界持否定、消极的态度，因此被萨珊王朝视为异端并禁止，摩尼本人被处死。

摩尼教在唐朝也被称为明教，回鹘人移居到吐鲁番以后，很多石窟里的壁画悄然发生了变化：在有些石窟的墙壁上，表面一层是佛教的内容，里面的一层却还是摩尼教的。在伯孜克里克第27窟里，摩尼文字与回鹘文字混写在白色的衬底上。在高昌故城编号为k的寺院里，出土过一幅大型壁画，内容是：摩尼本人四周围绕着许多虔诚的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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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鲁番的记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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