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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门寺地宫的皇室供奉物品中，藏有武则天、唐懿宗、唐僖宗、惠安皇太后供奉的丝绸衣物和纺织品700余件，其中织金锦是现在存世最早的实物之一。丝织品包括了绫、罗、绸、缎、绢、锦。这些丝绸衣物是丝绸的原产国用顶级的面料和最高超的手艺缝制而成的，它们出土后，经过了特殊处理，最大可能地恢复了原先的弹性。其中一条红色的裙子不知是哪位皇帝赠送的，它是惠安皇太后穿过的，还是武则天曾经使用过的呢？
当时，居住在长安城的人们并不只限于中原的汉族人，许多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胡人也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园。那时，在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商队是由中亚粟特人组成的。在长安城，到处都能看到粟特商胡活跃的身影。
粟特人的故乡在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流域，也就是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国一带。在粟特地区分布着众多城邦国家，唐代史官称它们为“昭武九姓”。“九姓”只是言其多，中亚并非只有9个国家。这些粟特王国中以撒马尔干为中心的康国地盘最大，另外还有以安、曹、米、何、史等姓氏为名的城邦国家。在中国的汉唐时期，许多擅长经商之道的粟特人沿着丝绸之路东行长安，有些人从此便移居中国。在以后的时间里，他们的经商、生活与仕途的情况渐渐被封存在大地之下，成为遥远而神秘的话题。
21世纪初，北周年间的三座粟特古墓相继在西安发现，它们包括：2000年在西安市郊井上村发现的安伽墓，2003年在西安市郊炕底寨村西北发现的史君墓，以及2004年在西安北郊坑底寨村发现的康业墓，它距离史君墓仅150米。粟特人在长安的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状况突然集中地呈现在今天人们的面前。
粟特火祆教徒有自己的一套丧葬礼俗：死者遗体先让狗吃过，只剩下尸骨后，再以火焚烧，然后装进长约50厘米的名为“纳骨器”的陶罐中。
但是在西安发现的粟特墓葬中，墓葬的形制却是与同时期中原的墓葬形制是一致的。石板拼制的棺椁都是中原的明堂样式，明堂里面，供墓主人安睡的是由石板拼合而成的汉族传统的床榻。为什么这个阶段的粟特人放弃了本民族的葬具而使用汉族传统葬具呢？当许多粟特人移居中原以后，其墓葬习俗随着大环境的变化而不得不发生变化。因为石头材料的棺椁和床榻比木头材料的葬具更接近他们传统的纳骨器材质，所以在西安被发现的粟特墓葬中都无一例外的是石制葬具。西安出土的这三座粟特人墓葬中，最能反映其本民族信息的便是一系列石雕石刻的图像。
康业墓的墓主人在下葬的时候安睡在石板制成的床榻上，床榻的三面围屏以线刻图画展示了他生前的活动。在方形石板上镌刻的397个魏体文字的墓志铭讲述了墓主人的详细身份。墓主人姓康名业，据说是中亚撒马尔干城康居国王的后裔，在中国曾担任过车骑大将军、雍州呼乐、甘州刺史等职务，大周天和六年去世。史君墓的墓主人姓史，曾在甘肃武威担任凉州萨保，北周大象二年去世。他的故乡应该在撒马尔干城之南，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安伽墓的墓主人曾在中国历任大都督、同州萨保。从姓氏和籍贯看，他的故乡应在中亚粟特城邦——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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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长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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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保”本为波斯拜火教或称“琐罗亚斯特教”的教长，随着拜火教在中国的流行，后来进入中国百官。在中国任职的萨保由中央政府册封，负责管理在华旅居的胡商并主持拜火教祭祀活动。这三位墓主人生前都曾在中国做官，史君和安伽生前还担当过萨保的职位，可见他们在胡人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
粟特人信奉的宗教是起源于波斯地区的琐罗亚斯德教，其教义认为，火象征了神的绝对至善，对火的礼赞是教徒的首要义务，故称“火祆教”或“拜火教”。在粟特人的古墓中，往往会有表现点燃和保存圣火的图像。点火的祭司多是半人半神的形象，他一定是戴着口罩，以免玷污神圣的火焰。
康业墓的石刻内容以墓主人生前会客和出行的情况为主，人物的形象具有汉人的特征。
男主人身着汉式官服，他会见的人是同样身着汉式服装的宾客；女主人及周边侍从从服装到发式都是中原汉族妇女的样式。他们居住的环境是中国样式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每幅画的画面都以较大的空间刻画了山水景象。具有典型的胡人特征的人物实际上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图像上的人物也许是墓主人的祖辈，也许是来自故国的粟特族亲戚。奇怪的是，康业墓没有表现本民族的祭司与圣火的宗教图案，中原汉文化因素倒是显得格外突出。
安伽墓的墓志铭由工整的汉字记述了墓主人的生平事迹。在安伽墓的墓葬门额上，一幅表现圣火点燃仪式的图画显得非常突出。与康业墓图案有很大区别的是，墓葬围屏所呈现的人物装束具有典型的胡人特征。虽然也有在中原建筑之中接待客人的内容，但更多的是表现墓主人或他的祖先生前狩猎、出行、饮酒和野营的经历。画面中的人物身着胡服，与中原服装的款式截然不同。墓主人生前喜欢在郊外的敖帐中休憩，敖帐旁边，这个舞者所展示的身姿是典型的胡旋舞，在长安，胡旋舞在宫廷中倍受青睐。尽管安伽墓中的石刻流露出明显的胡人色彩，但是所有人物的面孔却并没有刻意地突出高鼻深目的胡人特征。
而在史君墓的石刻上，粟特人的宗教观非常翔实地体现在生与死的细节中。墓志铭分别用汉字与粟特文字镌刻，汉字刻写得并不熟练，并且有一些错字和别字，也许史君本人或聘请的本族石匠对汉字的书写并不娴熟。但是石刻的工艺却相当出色，石匠遵照顾主的意愿从容而精确地雕刻出每一个细节：一个人首鸟身鹰足的祭司正操办着点燃圣火的仪式。他高鼻深目，戴着口罩，头上系着的丝带向后飘扬着。石刻中所有人的面孔都不是汉族人的模样。画面内容除了表现传统的狩猎、出行和宴饮场面之外，还带有与粟特本民族的意识形态有关的内容，比如粟特人固有的生死观念就体现得非常明显。拜火教徒相信，一个人死后，其灵魂在4天内还会停留在死者的身上，第四天进入裁判之桥，如果这个人的灵魂是善的，那么接待他的将是美丽的少女。死者生前的功过将决定他是被送入天堂还是地狱。恶的灵魂在通过裁判之桥时如履尖刀，所以将坠入地狱。在史君墓的石刻上，粟特文化色彩显得十分浓郁。
康业下葬的年代比安伽早8年，比史君早9年，从时间上看应该更接近粟特本族特点，但是从葬俗和刻画的内容上看，康业的汉化程度却远远高于前两者，而安伽的汉化程度又略高于史君。为什么下葬时间越晚的人反而汉化程度越少呢？原因是，史君是第二代到中国定居的移民，安伽是第三代移民，而康业祖先的移民史更早于前两者。所以说，整个家族或部落入华时间的长短是决定墓葬图像中粟特因素与汉族因素比例的关键所在。
粟特人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角色，他们长途奔波于东西两端，将商品提供给需求的一方，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同时担当了文化传播的角色。当他们的一部分人重新选择自己的居所和归宿时，京都长安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为什么当时的中国会有如此开放的态度呢？自从西汉的张骞打通西域以来，中原王朝拓展了原本封闭的视野，贸易与文化的交流频繁的往来于丝绸之路上。开放的唐朝以追求新奇为时尚，从而表现出对异国文化的强烈兴趣，这既是唐代的对外态度，也是唐朝皇帝自信心的充分表现。
那时的长安，流动着不同种族的人群。在名为西市的地方，处处可见西域的妩媚风情。文人们喜欢到胡人经营的酒楼吟诗作画，畅饮西域的美酒。李白曾经以这样的诗句描绘西市中的胡人酒家：“胡姬貌如花，当炉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将安归。”
唐朝女子享有较高的自主权，在长安城，穿着胡服是一种时尚，尤其是城里的贵族女孩子甚至穿上男式服装招摇过市。强大而繁荣使唐朝人不再像从前的祖先那样鄙视或敌视异域文化，他们以一种强烈自信的大国情怀，广泛接受来自远方陌生而新鲜的事物，并且逐一融入自己的古老文化之中。
出于对知识和贸易的渴望，许多肩负重任的使者和探险家穿梭于漫长的通商之路，寻找着东西方交流的渠道以及产生对峙时的解决方法。
那时，许多西域和南海国家派出使团来长安城觐见大唐皇帝，这使得长安城热闹非凡。那时负责对外事务的宫廷大臣们要熟悉多种语言，每天忙于安排一批又一批的外国使者，工作量异常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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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长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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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子李贤墓的壁画是按照外国使者所在国的方向绘制的。其中的一幅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左边的三位唐朝鸿胪寺也就是外交部的官员正商议着接待远方客人的事宜，而右侧则站立着三位分别来自东罗马、高丽和室韦的使者。东罗马，在中国史书中称“大秦国”，它分明在西方，大约是因为这位东罗马使者是从海路来华的，所以和东方国家的高丽、室韦使者一起被画在了墓室的东壁。
在武则天及唐高宗的陵墓前，伫立着64尊藩臣石像，如今只剩下61尊。他们所代表的是唐朝的盟国或友好邻邦。在唐帝国鼎盛时期，这些国家的使臣每年都会带着礼物来到长安，那些珍奇异兽让一路上的人们大饱眼福。
那时，抵达长安的外国人或来自欧亚大陆腹地，或需要远渡重洋。
日本的遣唐使、留学生和留学僧是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角色。从公元630年到894年的264年里，日本一共派出19次遣唐使，实际上到达中国的有15次。每次遣唐使的人数都在200名至500名不等，同时还有10名至20名留学生和30名至70名留学僧。遣唐使船总共派出48艘，其中沉没的有12艘以上，仅有一次没有发生重大的伤亡事故。2004年，西安发现了一方唐代日本留学生井真成的墓志。这块墓志是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明确“日本”国号的标记。
日本遣唐使团、留学生和留学僧的活动大部分以长安为中心，唐朝政府支付食、宿、交通等一切费用。
将近300人的日本留学生在长安的太学、国子监内学习，他们的留学时间往往长达10年至30年。在长安苦读17年的吉备真备回国后担任了日本政府的右大臣，他采用汉字楷体偏旁创造了“片假名”，成为日文新体文字。
日本留学僧总数比留学生多两倍，他们在长安各大寺院寻师求法。空海和尚是日本佛学界“入唐八家”之一，在青龙寺学习密宗，回国后开创了日本真言密宗。他根据汉字草体创造了“平假名”，也成为日本新体文字。
日本留学生和留学僧归国时携带的中国书籍多达16000卷，大约占唐朝官方藏书总数的1／4！
从长安回乡的人们对大唐首都的建筑艺术同样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那时长安城建筑宏大壮丽，为世界罕见。
古代建筑，尤其是国都的大型建筑往往就是一个国家国力的反映。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所拥有的巨大财富足以支持它兴建众多庞大的地面建筑，这些建筑的设计者在描绘这些图样时无不抱着傲视群雄的心态，因为他们的身后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支持。
由于以图像记录的唐代建筑少而又少，所以一块石刻图像会带给人们更多的想象，这就是为什么在碑林博物馆，一块反映了唐代宫殿布局的石碑残片被反复拓印的原因。
在唐长安大明宫内，规模最大的宫殿是麟德殿。麟德殿建于公元664年～665年间，毁于公元886年，使用和存在了大约220年之久。这座宫殿位于皇宫区西北部，大明宫西正门——右银台门内北侧，由三殿、两楼、二亭组成，是一个三殿串联二层楼阁的组合建筑。
麟德殿的结构很特别，是中国古代唯一座三重殿建筑形式，这个唐代建筑的经典之作，是唐朝皇帝举行宫廷宴会、观看乐舞表演、接见番臣来使的主要场所。唐代宗曾在此一次宴请神策军将士3500人。当时，唐代的官员都以能出席麟德殿的宴会为荣。公元703年，武则天在这里接见并设宴款待了日本遣唐使粟田真人，这是他第八次作为遣唐使来到长安。粟田真人在日本文武天皇时期的官阶是“朝臣”，职务相当于户部尚书，这一次他带来的许多地方特产让武则天很高兴，于是女皇便在麟德殿赐宴并授予了粟田真人“司膳卿”的职位。
考古者在大明宫遗址进行了长期的考古勘探，现已探明大明宫的面积为3.2平方公里，规模之大，是北京明清故宫的4.5倍。含元、宣政、紫宸三殿是大明宫的主要殿堂。大明宫的正殿含元殿建造于公元663年，皇室在经过实地勘查和风水占卜后，就将数以万计的工匠集结到长安，大量有千百年树龄的珍贵木料被源源不断地砍伐并运送进来了。
含元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