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马克思主义。

国内进步刊物如《新青年》、《晨报副刊》、《星期评论》以及《建设》

杂志等，不断译载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

以及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河上肇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等等。

此外，在日本的神州学会会员杜国库、邓初民、林砺儒以及田汉、李春涛等，

都在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有的还参加了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同盟。这些在

日本的朋友也经常寄有关日本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报刊、文件给林伯渠，

就是凭借这些零碎的材料和愈来愈详细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使他逐步认

识了马克思主义并且日益坚信它是拯救中国和人类的唯一真理，从此终生不

渝。

尽管林伯渠对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已由日益增长的怀疑转到绝望，但

他对孙中山这位革命先行者的伟大人格，却始终怀着崇高的敬意。他认为孙

中山从青年时代起，就把身家性命无条件地奉献给祖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艰

苦奋斗，数十年如一日，已“用自己的心血给中国人民写下了一段有声有色，

充满着光和力的伟大历史。”1虽然在革命方略上，孙中山有过不少失误，

因而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但在失败的同时，他也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

随着时代的潮流而继续奋进。五四爱国运动前后，林伯渠在孙中山身边工作，

亲眼看到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在屡遭挫折后，毫不气馁，仍然忙于总结

革命经验教训撰写《孙文学说》，并亲自校对出版。

“五四开始时他沉默”2，及后，全国学生、商民、工人的三罢斗争，

把北京政府的三个卖国贼赶下台，使他极大地提高了对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

的认识，得出学生运动“于此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巨果，可知结合者，即

强也”的结论3。同年十月，孙中山向青年学生演讲时指出：改造中国的方

法“只有革命”，要“把那些腐败官僚，跋扈武人，作恶政客完完全全扫干

净他”4。正因此，林伯渠十分佩服孙中山，认为孙中山是中华民族杰出的

代表，是世界上有数的伟人之一。这年十月，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

国国民党，林伯渠继续留在上海，协助孙中山工作。

1林祖涵：《纪念国父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西北周刊》第5期，1

938年3月10日。

2黎澍等访问林伯渠记录：1956年10月23日。

34 《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8—250页。

一九二○年的春末，林伯渠年迈的母亲因病逝世。他接到家中的电报

后，匆匆搭船赶回临澧老家。由于他终年为革命奔走，未能好好尽到奉养老

母的责任，见老母病逝，不禁失声痛哭。他拒绝了乡亲们建议请和尚念经超

度亡魂的作法，为母亲举行了新式葬礼。

安葬母亲后不久，林伯渠又回到上海。这时，他除了负担母亲的丧事

费用外，还得负担两个弟弟在外的读书费，靠国民党党部发给的一点点生活

津贴，是不够开支的。他住在上海霞飞路一家门面很小的糖果铺阁楼上，平

日常常是只买些大饼、油条或馒头之类的便宜食物充饥，或者有时上小饭馆

买碗雪里蕻咸菜泡饭。

就在这旧民主主义革命处于山穷水尽和个人生活十分艰难的日子里，

林伯渠接到李大钊从北京的来信，信中提到陈独秀已在上海发起组织共产

党，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等人都参加了。他自己和张国焘、邓中夏也在

北京组织了共产党小组；信中还介绍林伯渠去会见陈独秀。就在这年的初冬，

林伯渠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和陈独秀见了面，并进行了多次谈

话。一九二一年一月，林伯渠经李大钊、陈独秀的介绍，加入了上海的共产

主义小组。他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后，曾和沈定一（玄庐）、李汉俊等进行过

几次座谈，讨论《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国际两次大会的决议与文件。从此，

林伯渠便踏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征途，以崭新的姿态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

想而斗争，而且是终生不懈。如果说中国年青一代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马克思

主义者，主要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提高政治觉悟开始的，那么，

林伯渠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就不仅是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而是同他多

年的革命实践和艰辛阅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后来，林伯渠在填写履历表或回忆参加革命的历史时，曾多次提到，

他是“感于国内广大劳苦群众之受压迫与受十月革命之影响”而参加中国共

产党的，又说：“从自身的经历中，也体验到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他所

走向的是共产主义的道路。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

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

地从痛苦的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

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1。

1林伯渠：《荏苒三十年》，《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0日。

林伯渠十分感激他入党的引路人——李大钊。在日本时，他俩曾结为

拜把兄弟。林伯渠素来极为钦佩李大钊的博学多才和崇高的革命情操。大革

命时期李大钊壮烈牺牲后，林伯渠对他一直无比怀念。一九五八年他在《题

李大钊同志文集》一诗中，还缅怀李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为革命牺牲的丰

功伟绩。诗中写道：

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

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

特抒政理合南北，未许主张泯浊清。

尽有胸中无限事，敢抛热血护新生。1

1《林伯渠同志诗选》，第104页。

一九二○年底，林伯渠回到长沙，写信给在临澧老家教书的妻子伍复

明，叫她把女儿林秉衡送来长沙跟他到上海去读书。当林秉衡跟着堂哥到达

长沙那晚，正值长沙城发生流血事变，湘军总司令赵恒惕为了巩固他在湖南

的统治，杀害了拥护孙中山的湘军将领和政界名流李仲麟、易象等。赵恒惕

是湖南的一条变色龙，他为了满足个人权利欲望，无所谓革命不革命，反正

有奶便是娘，只要利之所在，随时可以反颜相向。一九一八年他支持程潜反

对谭延闿；一九一九年他拥护谭延闿排挤程潜；一九二○年十一月，他又支

持湖南第六区司令李仲麟等发动“兵变”，迫使谭延闿下台。但当他当上总

司令之后，还不到一个月，便又一次耍阴谋诡计，于十二月二十四日深夜捕

杀了李仲麟和前湖南政务厅长易象等七人。因为赵恒惕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的，这时林伯渠在长沙虽然刚见到女儿一面，但听到风声后，就只身出走武

汉，到了林修梅处。

易象是林伯渠留学日本时的好友、神州学会湖南分会的负责人、也是

著名戏剧家田汉的舅舅。他和林伯渠一起在日本组织神州学会，一起在湖南

省署工作，又一起参加湘南护法起义，可说是生死之交。田汉后来在追悼林

伯渠的诗中写道：“公与我梅舅，相交逾管鲍”1。“梅舅主沪报，振笔严伐

讨。公时亦在沪，入党输公早。每访霞飞寓，启迪总深浩，偶同涉歌场，借

以舒郁恼。梅园适长沙，倒于豺狼爪。公助孙中山，决策福亿兆。? .”2

这一段诗，就是记述林伯渠与易象的交情和对田汉本人的教导的。

1梅舅：指易象，字梅园。管、鲍：春秋时管仲和鲍叔牙，是相知最

深的朋友。

2《田汉诗选?悼林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74—

175页。

易象被捕时，在屋里一张小圆桌的台布上写下一首绝命诗，诗云：

天外飞来事可惊，丹心一片付浮沉。

爱乡爱国终成梦，留此来生一恨吟！

对于易象的惨死，林伯渠是十分悲痛的。后来，当他得到易象这一绝

命诗之后，不但自己反复吟咏，还教他的女儿秉衡背诵。“丹心一片付浮沉”

包含着辛亥革命以来多少仁人志士的血和泪啊！

这年冬天，林伯渠和林修梅相继回到上海。他们和旅居上海的湖南革

命党人为长沙事变的死难者易象、李仲麟等举行了追悼会，并对死者的家属

作了安置。其时，孙中山已在广州重组军政府，林修梅应召赴广州任军政府

顾问。次年五、六月间，即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林伯渠

按照党的指示，带着女儿和林修梅的眷属，也前往广州工作。

学习马列，参加工运

一九二一年的广州，使初到此地的人有气象一新之感。孙中山自去年

秋命粤军回师广东，重建革命政府后，励精图治，力树新风。一九二一年五

月，他出任非常大总统，随即命陈炯明率军平定广西，准备北伐，在内政方

面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劳动立法，给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

对工人运动采取比较开明的态度，在广东的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可

以公开或半公开的方式进行活动；在外交方面，继续反对帝国主义过去强加

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力争收回关税偿还外债后的余款，并秘密进行中俄德

联盟。关于孙中山的反帝态度，林伯渠后来回忆说：“曾亲见（孙）先生为

海关问题而痛斥当时驻广州某领事，谓‘关税乃我国应得之收入，不得为外

人所有’? .其时声色俱厉，使该领事瞠目而退。由此可见（孙）先生恨不

平等条约对民族之束缚”1。

这时身兼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长等要职的野心家陈炯明，也伪装进步，

于一九二○年十二月间邀请正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的陈独秀南来任广

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主管广东全省教育兼办大学。陈独秀来广州后，

把《新青年》编辑部和发行部也迁来广州，与他的北京大学学生谭平山、陈

公博、谭植棠等改组了广东共产党的组织，把其中的无政府主义者清除出去，

先后吸收了杨匏安、杨章甫、冯菊坡、刘尔崧、阮啸仙等知识分子和一些工

人入党，在全省教育行政委员会下设立宣讲员养成所、注音字母教导团，以

《广东群报》作为广东党的机关报，并举办工人补习学校，积极开展马克思

主义宣传和工人运动。

1《林伯渠同志一九五六年谈入党二三事》，藏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

代史研究所。

但是，在广州的开明气象下，却也隐伏着一股逆流，这就是野心家陈

炯明当上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长后，在暗地里组织反对孙中山的运动。他秘

密唆使湖南督军兼省长赵恒惕通电反对孙中山当总统。他反对孙中山出师北

伐，公然主张“联省自治”，“保境安民”，目的无非是与南北军阀沆瀣一气，

力求分赃割据，坐地分肥。他虽曾勉强奉命出征广西，却抱怨这是“劳民伤

财，得不偿失”。总之，一九二一年陈炯明与孙中山的矛盾已日益加深，不

过暂时未公开决裂罢了。

林伯渠到广州任总统府参议。时林修梅任总统府代理参军长，负责孙

中山的安全保卫和汇报军情、承宣命令、接待宾客等工作。兄弟俩人同住广

州六榕古寺附近的牛巷，寓所门前杨柳低垂，绿荫婆娑，是个环境清幽的所

在。林修梅平素十分赞赏五柳先生陶潜的气节，由于自己寓所门前有杨柳六

株，因此自号“六柳居士”。出入林氏兄弟寓所的，大都是湖南老乡，如程

潜、廖湘芸、覃振等。林伯渠把女儿安置在附近小学念书，后来又转到执信

女校寄读。

林伯渠在广州尽量利用空闲时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阅读介绍

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这期间，《广东群报》长篇连载陈公博翻

译的《马克思的生平和思想》，以及苏俄、匈牙利等国宪法、美国共产党党

纲、列宁演说，还经常报道苏维埃俄国工农业文教设施等情况，也连载了不

少批判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文章。在广州知识分子和青年中，无

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都有一定市场，尤以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更为深广。

林伯渠对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比较研究。他和林修梅一致认

为：无政府主义主张不要政府，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乃是高蹈不切中国实

际的空谈；中国的劳苦大众虽然辗转呻吟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官僚的压

迫、剥削之下，目前尚缺乏组织，却蕴藏着无比巨大的革命力量，基尔特社

会主义者无视这种革命力量，主张先发展实业，慢谈社会革命，无非是为资

本家效劳；至于某些人提倡在不废除私有财产制度条件下实行点滴改良的社

会政策，其有利于资本家更十百倍于工人阶级。他们兄弟俩“相信马克思派

的共产主义在中国今日社会情形最为适合”1。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和俄国

一样，同是以农立国，同是产业落后，十年以前同是处在君主专制统治之下。

既然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能够成功，为什么中国就不能够成

功？有志者，事竟成。他们兄弟俩深信，只要“抱定决心”，效法列宁干下

去，“社会主义的实行，也是一定可以在短时期内成功”，也许在再一次世界

大战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