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法令。在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会，都要保证

党的领导，对涉及路线、方针和政策性的重大问题，应先在党内进行讨论，

取得一致意见，再提交参议会或政府委员会讨论通过。政权工作范围内的具

体问题，都在参议会或政府委员会上讨论，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贯彻。

这样，可使领导与群众的意见结合，党内党外的政见更好的沟通3。

12 参见林伯渠1944年3月25日在边区高干会上的报告。

3参见林伯渠1944年3月25日在边区高干会上的报告。

建立三三制政权不易，巩固三三制政权更不易。因为，在一部分党员

中存在着“主人总是我，他们总是客”的思想；在非党人士看来“枪杆子在

共产党手里，基本群众在共产党一边”，也存在作客思想和观望态度。在这

种情况下，林伯渠把能否团结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共事，使党外人士在政

府中有职有权，视为巩固三三制政权的关键。在这方面，林伯渠堪称团结民

主人士一道工作的典范。

起初，一部分党员在和李鼎铭等民主人士相处中，表面上“敬宾以礼

相待，骨子里还是讨厌的心情多”，而李鼎铭等民主人士，对是否有职有权，

则拭目以待，当感觉到有人把他们当“花瓶”摆设时，就产生了消极和不满

情绪。一九四三年上半年，李鼎铭在边区政府政务会上，总是很少发言。他

不说话，其他党外人士也就默不作声。林伯渠虽每次都要主动问：“李老，

您还有什么意见？”他总是说：“俺没意见”。但到批发行文时，他又不肯划

行，反映出他口称的“没意见”，实际上是“有意见”。林伯渠觉察到这是一

个严重问题，就把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等人找来商量。林伯渠说：“三三

制政策能否贯彻，三三制政权能否巩固，主导方面还在我们共产党员”。他

让李维汉先找李鼎铭和其他党外人士谈谈，了解一下他们的思想情况，听听

他们的意见。李维汉遵照林伯渠的指示，和李鼎铭进行了一次开诚布公的谈

话。李鼎铭很坦率，把埋藏在心底的意见谈了出来。他说：“我本来不愿出

来做事的，是在毛主席参议会上的演说感召下出来的，在党外人士有职有权

的鼓励下出来的。但任职后，政府开会时，只临时给我一个条子，什么都不

跟我谈，我怎么发表意见？政府要下达命令、指示，有的内容事先我一点也

不知道，我怎么好划行呢？现在同级把我当客人，下级把我当摆设。啥事都

是你们党上决定了，我这个副主席也不想当了。”1

1《李维汉同志的回忆》。

李维汉把李鼎铭等党外人士的意见和批评，向林伯渠作了汇报。林伯

渠认为，他们的意见还是集中在有职有权这个问题上，于是立即召开党组会

议，研究改善关系的办法。

大家认为，党外民主人士在抗日问题上和我们党是一致的，这是合作

共事的基础。但是，由于他们代表着各自阶级的利益，因此在执行政务中，

难免会发生某些原则性的争议。

林伯渠指出：遇到这种争论发生时，务期要互相开诚布公，平心静气

的商讨，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要轻易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形式。这是因

为党外人士、特别是中间人士，不习惯于在会议上讨论问题，尤其不习惯于

在会议上争论问题。这虽然是他们的弱点，但我们还不能不顾及他们这种习

惯，重大问题要预先和他们交换意见，经过个别协商，到相当成熟的程度，

然后再提到会议上作决定。要尽量避免在会议上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那样

不但不易解决分歧，往往还会造成僵局，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也就不利于团

结民主人士一道工作。党组经过认真的讨论，商定了四条改进措施：（1）

各厅、处、院定期向政府正副主席和参议会正副议长汇报工作，秘书长参加；

（2）每次政务会议前，提交会议的议题，除交党组研究外，还需向李鼎铭

副主席汇报，取得同意后再提交会议讨论，如有意见便缓期开会；（3）某

些要由李鼎铭副主席签署下达的文件，必须由主管负责人事先说明内容，征

得同意，然后再办理划行手续；（4）平时多接近，多谈心，多交换意见。

林伯渠首先带头执行党组关于改善同党外人士关系的决定。他经常亲

自去找李鼎铭交换意见，商量工作。这样做的结果，李鼎铭很高兴，态度也

发生了很大变化，再不讲“你们党上”如何，而变成“我们政府”怎样了。

有一次，财政厅长南汉宸汇报边币发行数量时，李鼎铭马上以主人翁的态度

关照说：“这要绝对保密，不要让其他的人知道。”

由于林伯渠的真诚努力，李鼎铭等党外人士在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政

权中，和共产党人合作得非常融洽。一九四三年，在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

高潮、正准备分兵九路“闪击”延安时，一些无耻之徒印发所谓“告边区父

老书”，制造谣言，挑拨离间，谎称“副主席也被撤职”。李鼎铭看后非常气

愤，当即在报上发表《驳斥关于我被“撤职”的谣言》。指出：“你们的谣言

既然造到我的身上来，那么即使你们不愿意拿眼睛对着事实，我也必须拿事

实对着你们的眼睛！”“我还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我依然受陕甘宁边

区二百万人民的重托而正在兴奋的继续工作着。我并未被任何方面撤职。”

“如果你们认为我抗日有罪，实行民主有罪，认为我犯了你们的什么法，你

们要来撤我的职，那就让你们‘撤’好了！但这不过是你们的一种愿望而已，

自然不会发生效力的！”

“我身为党外人士，与共产党合作两年，并没有感觉到共产党的任何歧

视与排斥，我亲眼看到全边区参加三三制政权的党外人士，同样没有一个人

感受到共产党的歧视与排斥。共产党对于民选来的党外人士是开诚相见，崇

尚友谊，表现了最高的信任与尊重。”1后来，中外记者团来延安考察时，

一位英国记者提出要同李鼎铭单独谈话，我们满足了他的要求。记者问李鼎

铭：“你是不是有职有权？”李鼎铭爽朗地笑着回答说：“我是有职又有权。”

事后，这位英国记者多次说：“李鼎铭副主席真正有职有权，他在回答我的

问题时，面笑心也笑了。”2其他党外人士也以愉快的心情，接待与回答了

记者的来访。

1《解放日报》，1943年9月9日。

2《李维汉同志的回忆》。

林伯渠在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中，既非常尊重他们，又坚持了党的原

则立场。有一次，在政务会议上讨论奖励投资条例，其中有一条说：“投资

开垦公荒者，其土地使用权属于投资者”。李鼎铭主张把“土地使用权”改

为“土地所有权”，并且说：“如果不这样，人家就不来投资。”贺连城主张

“有限制的承认所有权”。他们的主张，明显是不妥的，如果土地所有权属

于投资者，必然会出现新的土地过分集中，不符合新民主主义的精神。林伯

渠知道这件事后，和李维汉、刘景范一起商量，认为原则一定要坚持，但方

法可以灵活，建议暂时取消这一条，留待以后继续研究。经过林伯渠做工作，

李鼎铭也同意这个办法，就暂时取消了这一条款。当时边区政府有一种制度，

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动员大家检查一次工作，采取个别谈心或开小型座谈会

的方式，互相听取意见，开展善意的相互批评，共同总结经验教训。李鼎铭、

霍子乐、贺连城等民主人士，也常常提出许多建议和意见，大部分都是正确

的，边区政府就采用了，并照他们说的办。但也有不正确的，有些是属于误

会的意见，就向他们做耐心的说服和解释工作，做到互谅互勉，共同提高。

有些明显错误的，就诚恳地指出他们不对。民主人士对这种真正能够以诚相

待，很满意。林伯渠对这种生气勃勃的政治局面也很高兴。他经常鼓励大家

说：“大家的事，要大家负责才能办好。无论对什么事，有什么意见，都可

以说，也应该说。

发生分歧，也是民主政治中的健康现象，常常还是正确决定问题的先

导。希望大家把这种好作风坚持下去，发扬光大。”1有一次，林伯渠向毛

泽东、朱德、任弼时汇报了边区政府检查工作的情况，毛泽东也赞成这种方

法说：“议论和批评对我们总是有帮助的。

不符合事实的，可以借鉴。凡是对的意见，我们都要研究解决。”2

12 《李维汉同志的回忆》。

林伯渠还很注意照顾民主人士的生活。党外人士，尤其是中间人士，

由于经济地位的不同，长期来养成了不同的生活习惯。李鼎铭到边区政府后，

最初住在山沟的一孔土窑洞里，进出不方便。林伯渠就指示办公厅在他住的

那排窑洞下面，修了一排石窑洞，请李鼎铭搬进去住，他非常高兴。李鼎铭

在生活上有些特殊的嗜好，与政治没有关系，共产党也不加干涉，他也很感

激。对其他在职的党外民主人士的生活，也尽可能的给予关照，他们都很满

意。

蒙古族爱国民主人士那素滴勒盖，自二届参议会被选为边区政府委员

后，在林伯渠的领导帮助下，为革命作了贡献，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逝世。

林伯渠深为悲痛，他在追悼会上以主祭人身份致词说：那素先生曾说过，“中

华民族的解放与蒙族解放，今天已有了方向，这个方向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提

出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在边府委员任内、他是生产与教育两大政策的实

践者，他曾亲建农场，号召蒙胞生产，同时并亲自参加，身体力行。”‘他号

召蒙古青年来延安学习，并亲任教授”1。林伯渠号召大家，学习那素委员

一息尚存同恶势力斗争不止的革命精神。林伯渠这种对待少数民族爱国民主

人士的态度，影响很好。

1《解放日报》，1943年8月9日。

李丹生是陕北的一位知名人士，八十高龄时被选为边区参议员。林伯

渠、谢觉哉等同志经常关照这位老人，他们成了亲密的朋友。李丹生逝世后，

林伯渠对李老先生的爱国精神作了高度评价，他在挽联中写道：

以吕尚之年，辅导建新基，方期大成百世留芳垂典范；

为边区所重，周详达民意，文星遽陨万人挥泪吊延

川。1

1《解放日报》，1945年7月12日。

林伯渠并亲自率领延安各界五百余人，把李老先生的遗体安葬在光华

农场。因为李老先生家境贫寒，林伯渠还指示，对他住在延安的遗孀和两个

女儿，一个孙女的生活，仍由政府照顾和供给读书。诸如此类，都使党外人

士深受感动。

为了加强边区的三三制建设，林伯渠除注意团结政府中的党外人士一

道工作外，还重视广交社会上有识之士，以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由他倡议组织的“怀安诗社”就是明显的一例。

一九四一年九月五日，林伯渠和谢觉哉、高自立等邀集宴请民间的诗

人墨客，其中多系六、七十岁的老人，有前清秀才五人，拔贡一人。林伯渠

取“老者安之，少者怀之”之意，定名为“怀安诗社”，并推举边区高等法

院院长李木庵主持诗坛，荟集佳作。与会者畅谈甚欢，称此会为“延水雅集”，

以与晋朝王羲之的“兰亭雅集”媲美。林伯渠致词，号召大家多写诗，写好

诗；借古体诗有平仄协韵的特点，用旧瓶装新酒。他并提出了两条希望：（1）

不要咬文嚼字，文字力求通俗；（2）不要用典，提倡明快诗风。

林伯渠还即席吟成《延水雅集?赋呈与会诸君子》。

其一：

目送征鸿远，秋笼延水深。

朱颜何可驻，华发漫相侵。

寰宇风云会，高台长短吟。

会文信有托，今古事同钦。1

其二：

十年挟策费调停，待整金瓯拱宿星。

抗敌计无分畛域，匡时论共契兰馨。

边城重寄期安堵，盛会嘉宾喜满庭。

田野风多秋气健，及时樽酒慰遐龄。2

12 《林伯渠同志诗选》，第30、31页。

许多老人也即席唱和，当场就产生了不少佳作。自此以后，参加这一

诗社的人员甚多，有中央和边区各部门的领导，有来延安学习的各根据地的

干部，有边区参议员中的地方耆老，还有民间能诗善赋之士。诗友们以诗词

为工具，披襟述怀，吮毫抒愤，交流感情，宣传政策，酬唱赠答，互相勉励，

一时蔚成风气。诗社历时八年，收藏了大量讴歌中国共产党、赞扬延安和各

抗日根据地军民斗争业绩的光辉诗篇，同时也团结了许多党外人士。

在边区政权建设中，林伯渠十分重视培养妇女和青年干部。还在一九

四一年“三八”妇女节时，林伯渠就提出“要发动广大妇女参加政权工作”。

此后，他身体力行，推荐边区妇联二十三岁的邵清华为安塞县县长，并在边

区政府民政厅和边区妇联举行的欢送会上，鼓励邵清华说：“你做妇女工作

时很有魄力，对搞好县长工作也应有勇气。中央领导同志很关心和支持你，

你更要以实际行动努力工作。”“过去你只是做妇女群众的工作，今后是一个

县的‘父母官’，男的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