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向黑暗大地上的遍地野草? .。

伟大的五四运动在1919 年爆发，不管能找到多少条理论的和现实的依

据，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与此前先驱者开展了数年之久的新文化运动是

一脉相承的，是这场运动的直接成果。五四运动证实了群众的力量，政治的

力量，同时也证实了思想的力量、知识的力量。

在这里，我们不想也没有必要对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作出全面的说

明。但我们却不能不看到，这场运动一经发生，立即以怎样的深度和力度，

影响和改造了一代和几代青年的心灵，又是以怎样的深度和力度，决定了他

们此后的人生道路。

清华学校距北京城较远，五月四日的那一天仍如既往一样度过。但两三

天后消息传进清华园，清华学生们的反应又是那样异乎寻常的强烈和迅速。

学生运动象怒潮般不可遏止地开展起来，并立即汇入了北京城群众运动的大

潮中。

半个多世纪后，梁实秋讲起当年清华学校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还十分

自豪、向往；对那时的学潮的组织领导者表示由衷的敬佩：

清华学生的领导者是陈长桐。他的领导才能（charisma）是天生的，他

严肃而又和蔼，冷静而又热情，如果他以后不走进银行而走进政治，他一定

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他的卓越的领导能力使得清华学生在这次运动里尽了应

尽的责任，虽然以后没有人以“五四健将”而闻名于世。自五月十九日以后，

北京学生开始街道演讲。我随同大队进城，在前门外珠市口我们一小队人从

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人越聚越多，讲演的情绪越来越激昂，

这时有三两部汽车因不得通过而乱按喇叭，顿时激怒了群众，不知什么人一

声喝打，七手八脚的捣毁了一部汽车。

作为历史已逝去的一页，五四运动一去不复返；但作为中国历史最光辉

的一页，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精神是永在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短暂性和永恒

性，从来都是同在并存的。对于我们后人来说，挖掘五四精神的内涵，理解

五四精神的真谛，将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按照梁实秋的理解，五四运动最根本的意义在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青

年人某种自觉意识的苏醒，在重新认识自身价值、重建人性方面，迈出了艰

难而又关键的第一步。他对此有着确切表述：

五四运动原是一个短暂的爱国运动，热烈的，自发的，纯洁的，“如击

石火，似闪电光”，很快的就过去了。可是年轻的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

然觉醒了，登时表现出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气，好象是蕴藏压抑多年的情绪与

生活力，一旦获得了迸发奔放的机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沛然而莫之能御。

梁实秋谈到“情绪”与“生活力”等等，意思非常显豁。他此处是就个

体生命和个体的价值着眼，以为五四运动实乃中国有史以来对倍受压抑和摧

残的个性的大解放。在这一点上，梁实秋表现出向当时整个进步思潮认同的

趋向。因为正是在对待个体与群体关系上，或者说，在是否承认个体地位的

问题上，才能真正把传统价值观念和新型价值观念最后区别开来。特别标举

出这个标准，对我们来说极为重要。因为不论什么事物，其表现形态是可以

随时调整变化的。比如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可以以旧时传统的面目出现，

也可以以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形态的变态出现，能够变得看起未比进步更进

步、比革命更革命，并且一旦逼得它以变态出现时，其封建性也必将更趋于

极端化。这时，判断它究竟属何性质，最好的试金石便是看它在人的价值观

念上持何态度，看它对待个体地位、个体价值、个体权利是重视还是蔑视、

是肯定还是否定、比传统封建主义是有所改进还是完全相同甚或更加变本加

厉。

在另一点上，即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上，梁实秋关于五四运动的观点，

也表现出向当时整个进步思潮认同的趋向。在他看来，五四运动对中国的固

有秩序、固有体系、固有观念是一次强烈的冲击，而换回的，是社会的迅速

发展和进步。他说：“五四运动实乃一大变局。新一代的人要造反，不再忍

了。有人要‘整理国故”，管他什么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都要揪出来重新交

付审判。礼教被控吃人，孔家店遭受捣毁的威胁，世世代代留下来的沟要彻

底翻腾一下，这下子可把旧一代的人吓坏了。有人提倡读经，有人竭力卫道，

但是不是远水不救近火，便是只手难挽狂澜。代沟总崩溃，新一代的人如脱

缰之马，一直旁出斜逸奔放驰骤到如今。旧一代的人则按照自然法则一批一

批的凋谢，填入时代的沟壑。”

梁实秋这儿提到了“代沟”的概念。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看来，代

沟现象显然是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任何社会都会有“代沟”，封建社会

有，最发达的文明社会也有。但梁实秋这里显然有特定意义、特定内容。他

无法忘掉亲眼见过的一个惨痛现象：有一对大家庭中的小夫妻，十分恩爱，

后来丈夫忽然暴病死亡，妻子失去了生活信心，亦服毒以殉。殡殓后，追悼

之日竟由地方政府颁匾褒扬，道是“彤管扬芬”；女家致送的白布横披写的

是“看我门楣”！事情很平常，但梁实秋每想起这一幕，总戚戚于心：“我

们可以听得见代沟的冤魂哭泣，虽然代沟另一边的人还在逞强。”五四运动

没有冲垮代沟，代沟依然存在，但从梁实秋以上所描绘的情形看，代沟两边

人的地位显然发生了很大变化，饱受压抑之苦的年青一代“如脱缰之马”，

扬眉吐气；而不肯遵守“自然法则”、总要包揽一切的那一代，现在只能回

到“自然法则”的运行规律中“一批一批的凋谢”，最后“填入时代的沟壑”。

打碎违犯本性的强制和残暴，使一切都服从于自然规律，让自然规律的杠杆

去调节、支配运行于社会内部各种关系的复杂组合，对于不正常的社会结构

来说，这意味着向健全社会结构的转化；对于落后残暴的社会制度来说，这

意味着向合理社会制度的迈进；对于蒙昧野蛮的社会意识形态来说，这意味

着向先进社会思想文明的皈依。在梁实秋的眼睛里，五四运动的进步意义于

是而显现。

或许正是由于对现代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有着如许清醒的理性认识，梁

实秋个人才能一反平日的思想作风，以积极而稳健的态度投入了运动的洪

流，成为清华学校学运中的骨干分子之一。因为无论从家教还是从梁实秋平

时的处世原则看，他原本可能采取与此完全相反的态度的。

公正的说，梁实秋对“五四”运动的热情和他所实际发挥的作用，确乎

不但不能同具有领导天才的学运领袖陈长桐相比，而且也不及他的学友、继

陈长桐之后成为第二代领袖、“思恕敏捷，辩才无碍，而且善于纵横捭阖”

的罗隆基，甚而也赶不上他的另一位学友、“埋头苦干，撰通电、写宣言、

制标语”甘于做文书工作的闻一多。但这丝毫不等于说，梁实秋在清华学校

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不，勿宁说，在当时他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学运

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积极活跃分子，积极参加游行，积极向街头讲演；罗

隆基所自诩的“九年清华，三赶校长”，都有梁实秋的份。运动高潮过后，

清华学校的学生大搞自治活动，不仅自治，还要“过问学校的事”，建立了

“评议会”和“干事会”两个组织，作为学生参与学校工作的决议和执行机

关。从成立起到毕业离开清华止，染实秋一直被推举为评论会的评议员。

梁实秋后来特别感到自豪的，是他亲身参与的一场驱赶“小锣会”，与

校长张煜全面对面交锋的斗争。

那正是五四运动发展到高潮之际，一天晚上学生们集合开会，校长张煜

全采取高压手段，切断电源，企图以此迫使学生就范；但被激怒了的学生，

不理会那一套，点起蜡烛继续开会，以示对学校当局的反抗。开会期间，忽

然发现有一些行踪诡秘的“乡巴佬”，提着纸灯笼绕会场转来转去，机警的

学生们没费多大事，就盘问出那些人都属当地乡间的“小锣会”，是学校当

局专门请来弹压学生的。所谓小锣会，是乡里农民组织的自卫团体，遇有盗

警之类的事变即敲锣为号，群起抵抗，以维持地方治安。想不到今天竟被用

来对付学生。学校当局的这种乖张举措，无异于火上浇油，愤怒的学生们当

即停止了开会。把小锣会象包子馅一样紧紧围在核心，把那些一向侠气十足

的小锣会员们吓得脸色煞白，又是打拱，又是作揖，结结巴巴的向着学生们

告罪求饶。冤有头，债有主，学生们也不同他们理论，让他们在一张纸上画

押具结赶出学校了事。回过头来，他们就对着张煜全宣了战，没用多长时间，

就把这位威风凛凛、颟顸糊涂的校长驱逐出了清华。

“在这以前，学生们都是听话的乖孩子，对权威表示服从”，梁实秋追

忆当年的情景时这样说。然而，五四运动象天外吹来的一阵罡风，一夜之间，

给古老中国差不多已经麻痹坏死的庞大肌体猛然注入一股强大的活力，于

是，这个肌体的神经系统——知识界先驱者与青年学生阶层——首先恢复了

机能，变得生气勃勃起来。他们那被“压抑多年的情绪与生活力”，象寻找

到突破口的火山岩浆一样，猛然间以不可阻遏之势，激烈迸发了，并且从此

“一发而不可收拾，沛然而莫之能御”。梁实秋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对自

己亲身体验到的时代运会，作出了如上基本准确的表述。

同样，由于梁实秋具有较之同龄青年人更强的理性分析能力，由于他毕

竟来自一个相当标准的士大夫家庭，由于他从小时候起就已表现出的热情固

有、但毕竟更明显向温柔敦厚、平和中正一路发展的个性禀赋和性格特征，

在积极参与并高度肯定五四运动的同时，对运动中所发生的一些现象、对发

展过程中的变动和转化、对其可能会发生的未来趋向及效果，他也时刻注意

地观察着、谛听着、思考着。梁实秋这个人，天生不是理想主义者，而是更

讲究实际的务实主义者，这使他在看问题时，往往会与流行的时尚相悖。因

为他总是喜欢当别人如痴如狂地席卷进某一集体行动时，自己则站到一旁冷

冷地指出这种行动的毛病和弊端。似乎别人都发了疯，唯独他一个人最清醒。

对于五四运动，他是有微词的。至少，当不便讲它的坏话时，他有过腹

诽。

几乎就在五四高潮中，他的眼睛就注意到了“群众运动”的破坏性与盲

目性。前面我们谈到过他同同学上街演讲、捣毁了一辆冲群众鸣喇叭的汽车

的事。对那件事，他基本是理解的，也还能容忍，说“那部被打的汽车是冤

枉的，可是后来细想也许不冤枉，因为至少那个时候坐汽车而不该挨打的人

究竟为数不多。”但对群众运动本身，他的心头却从此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

的阴影：“我当时感觉到大家只是一股愤怒不知向谁发泄，恨政府无能，恨

官吏卖国，这股恨只能在街上如醉如狂的发泄了。在这股洪流中没有人能保

持冷静，此之谓群众心理。”

紧接着发生的另一件事，与梁实秋关系更为切己，因而，对他的精神刺

激也就更大些。和他住同一宿舍的学生中，有一个是章宗祥的儿子，而章宗

祥在那时被作为“卖国贼”正被当作众矢之的。清华的学生起来后，章宗祥

的儿子识趣地避开了，但是不行，“许多人不依不饶地涌进了我的寝室，把

他的床铺捣烂了，衣箱里的东西狼藉满地”，梁实秋说，“我回来看到很有

反感，觉得不该这样作。”特别是这位同学随后不久害病死去，更使梁实秋

耿耿于怀，一想起这事就心有余痛。

梁实秋对五四运动更严厉的“微词”，是在几十年以后，但他后来进行

反思和批评的感性基础还是属于清华时代，所以他日后的批评大体上仍能表

明他当时的思想状态。

下面一段话，是他批评五四运动的言词中，最系统也最有理论色彩的：

我深深感觉“群众心理”是很可怕的，组织的力量如果滥用也是很可怕。

我们在短短期间内驱逐的三位校长，其中有一位根本未曾到校，他的名字是

罗忠治，不知什么人传出了消息说他吸食鸦片烟，于是喧嚷开来，舆论哗然，

吓得他未敢到任，人多势众的时候往往是不讲理的。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

的时候，总要闹罢课的勾当，如果有人提出罢课的主张，不管理由是否充分，

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罢课曾经是赢得伟大胜利的手段，到后来成

了惹人厌恶的荒唐行为。1922 年3 月间罗隆基写了一篇《彻底翻腾的清华革

命》，发表在北京晨报，翌年三月间由学生会印成小册子，并有梁任公先生

及凌冰先生的序言，一致赞成清华应有一健全的董事会，可见清华革命之说

确是合乎当时各方的要求。

关于当时群众运动在青年学生中造成的“浮躁”心理，梁实秋也以清华

学校为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