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一段话：“学生自治也未始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不过罢课次

数太多，一快到暑假就要罢课，有人讥笑我们是怕考试，然乎否乎根本不值

一辩，不过罢课这个武器用得次数太多反而失去同情确是事实。”

梁实秋在五四运动中的全面表现，实际是对他日后所走生活道路的一个

预示。在中国现代历史上，他以及他那个圈子中的朋友们，构成了我们过去

研究甚少但实际不容忽视的一种知识分子类型。很显然，在新与旧的对抗中，

他们属于新派人物，甚或可以说，较之同时代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他们所吸

吮的新文明、新思潮都更充分些，他们的思想观念更富有现代色彩，更接近

世界意义的进步文明。但是单是有了这一点，还不能保证他们在行动上也是

最前卫、最先进的。他们不同于陈独秀们，不同于鲁迅们，甚至也不同于周

作人们。周作人有时还对自己身上的“流氓鬼”自鸣得意，欣赏之态谥于言

表。而梁实秋，更衷心向往的是一种“贵族文明”，如他所说：“我向往民

主，可是不喜欢群众暴行；我崇拜英雄，可是不喜欢专制独裁；我酷爱自由，

可是不喜欢违法乱纪。”即是说，他希望中国社会变革，希望中国向先进国

家、先进文明认同，走真正的现代化之路；但他又认为实现这种变革和理想

的道路，应该是有秩序的、文明的。他十分警惕在变革过程中会有新的更加

邪恶的东西出现，取代旧的邪恶，造成新的更沉重的民族灾难，他懂得，在

中国，担心发生这种情况并非庸人自扰，而是具有极大的现实性、可能性的。

正是基于这种心态，梁实秋欢呼五四运动的爆发，以全副热情欢呼一个

新时代在中国的到来。但与此同时，他又忧心忡忡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担

忧在一个良好的开端后，会以坏的结果而告终。

四、最初的发言

五四运动对那一代青年人心灵的影响，无论怎样估量都不会是过伤的，

它甚至可以说是用一种新的范型对中国人（首先是中国知识青年）重新进行

了塑造。

经过五四洗礼的梁实秋与他的学友们，已明确预感到，他们此后的人生

道路将是迥异于前代人的一种新的人生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将会出现什么情

况尚不可预期，尚须要他们自身进行艰苦的探索和实践。

比起古老中国的人们，他们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精神风貌。最根本的一点

是，他们以那么强烈的好斗姿态，表现出对社会的积极参与意识。即是说，

他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要向整个社会发言。对着比他们尊贵得多的大

人物，对着比他们年长得多的前代人，对着比他们深奥得多的权威们，他们

要大声地说出自己的意见；而且，他们还不满足于自己的意见仅仅成为无数

意见中的一种，还要力图使其成为未来社会中最有影响、最有力量的一种意

见。

梁实秋正是在这种心理冲动的驱使下，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首先是文

学批评的生涯。

在清华园内，五四的风潮甫告平息，忽而出现了一个叫做“小说研究社”

的小团体，它就是由梁实秋与顾一樵、翟毅夫、齐学启、李涤静、吴锦铨共

六个在校学生发起成立的。在校园里，他们设法弄到一间没人住的学生宿舍

作会址，公然堂而皇之地开展起了各种活动。最后的实际成绩是出版了一本

《短篇小说作法》。

其实，组织团体从事各项活动，梁实秋早有此打算。在这之前，他就同

吴卓、张嘉铸等几个喜欢书法的同学组织过一个小团体，专门以练习书法相

号召。一直在暗中注视着儿子成长的梁咸熙先生，在关键时刻出资帮助，还

亲为他们的团体命名为“清华戏墨社”。梁实秋那时分外勤奋：“七点打起

床钟，我六点就盥洗先毕，天蒙蒙亮我和几位同学就走进自修社，正襟危坐，

磨墨伸纸，如是者二年，不分寒暑，从未间断。”象《张迁碑》、《白石神

君碑》、《孔宙碑》、《曹全碑》等，全都经过细心的临摹揣摸，包世臣的

《艺舟双楫》、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也都被他读成了断烂残编。

由“清华戏墨社”而“小说研究社”，不但反映出这班青年人在事业上

的兴趣转变，同时更表明他们对与人生联系更密切的问题开始关切起来。应

该说，在这一点上，他们同当年的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社团成员们，是完

全一致的。而“小说研究杜”在成立时间上，还要大大早于新文学运动中这

两个著名社团。

随后不久，比梁实秋早两年进入清华的闻一多的加入，更给“小说研究

社”增添了活力。团体进一步扩大了，又增加了朱湘、孙大雨，谢文炳、饶

孟侃、时昭瀛、杨世恩、吴景超等。从这个班底也可看出，文学成了他们致

力的核心事业。所以后来，干脆接受了闻一多的建议，将社名改为“清华文

学社”。此后梁实秋与闻一多保持了终生的友谊，正是由这种共同志趣、共

同追求奠定了基础。

在热切的“参与意识”驱使下，梁实秋首先对新诗创作发了言。那也是

他同闻一多的第一次成功的合作。对于诞生于新文学运动中的新诗，梁实秋

与闻一多看法相同而且坚定。他们无条件地拥护诗歌革命，对新诗的诞生表

现出无比热情。但他们又同时都十分重视诗之为诗的基本条件：美。他们认

为，既然是诗，就得有“诗的艺术、诗的想象、诗的情感”。在诗歌王国中，

宁可多一点贵族精神，也万不可提倡什么“平民风格”。根据这种标准，他

们激赏、推崇的是郭沫若的《女神》，而对与《女神》几乎同时产生的几部

诗集表示不满，其中包括胡适的《尝试集》、康白情的《草儿》、俞平伯的

《冬夜》等。他们认为，象胡适“人力车夫，人力车夫，车来如飞? .”，

俞平伯“被窝暖暖的，人儿远远的”、康白情“旗呀，旗呀，红、黄、蓝、

白、黑的旗呀”“如厕是早起后第一件大事”之类的诗句太“俗恶不堪”，

是根本不可入诗的。

基于如上的认识，梁实秋和闻一多决心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他们各自择

定了一个靶子，相继写出了《草儿评论》和《冬夜评论》两篇长文。闻一多

的《冬夜评论》写出后，曾寄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但稿子寄出很久

不见答复，请求退稿也没有回音。这使他们敏感的心灵如受到重大刺激，愈

发感到有公开发言的必要。在这时刻，又是梁实秋的父亲梁咸熙先生伸出了

援助之手。他慷慨解囊，拿出一百元送给两位年轻人，使他们得以顺利地把

自己洋洋四万字、合称为《冬夜草儿评论》的著作出版发行。后来，这本书

即成为“清华文学社丛书第一种”。

在这部著作中，他们尽情阐发了自己对新诗创作的意见，热切地倾诉说：

“不幸的诗神啊！他们争道替你解放，‘把从前一切束缚你的自由的枷锁镣

铐打破’，谁知在打破枷锁镣铐时他们竟连你的灵魂也一齐打破了呢！”从

这情感充溢的话中，约略预示了诗坛上将有一种新的诗歌理论和创作风格的

出现，只不过现在还处于萌芽时期。至于其完全成熟期的到来，那要等到新

月派活动的全盛时代了。

与开展“清华文学社”活动的同时，梁实秋还担负起了《清华周刊》的

编辑撰稿的任务。他这项工作的合作者是吴景超。那时，他们必须每周编起

一期篇幅达一百八十页的稿子，还得自撰社论，间隔不久，还要加出《文艺

增刊》。任务相当繁巨，但他们干得得心应手、胜任愉快。对这份刊物，梁

实秋怀有相当浑厚的感情，曾以自豪的口吻说过：“我不知哪一个学校可以

维持出版一种一百八十页的周刊，历久而不停。”从下面的一段记述可以看

出，当年的梁实秋，在清华园内不失为一位锋头甚健的人物——

我们写社论常常批评校政，有一次我写了一段短评鼓吹男女同校，当然

不是为私人谋，不过措词激烈了一点，对校长之庸弱无能大肆攻击，那时的

校长是曹云祥先生（好象是作过丹麦公使，娶了一位洋太太，学问道德如何

则我不大清楚），大为不悦，召吴景超去谈话，表示要给我记大过一次，景

超告诉他：“你要处分是可以的，请同时处分我们两个，因为我们负共同责

任。”结果是采官僚作风，不了了之。我喜欢文学，清华文艺社的社员经常

有作品产生，不知我们这些年轻人为什么有那样大的胆量，单凭一点点热情，

就能振笔直书从事创作，这些作品经由我的安排，便大量的在周刊上发表了，

每期有篇幅甚多的文艺一栏自不待言，每逢节日还有特刊副刊之类，一时文

风甚盛。这却激怒了一位同学（梅汝敖），他投来一篇文章《辟文风》，我

当然给他登出来，然后再辞而辟之。我之喜欢和人辨驳问难，盖自此时始。

“喜欢和人辨驳问难”，这确乎是当时年轻的梁实秋的真实写照。他以

青年人特有的浪漫，特有的热情，到处和人争论，一点不象他中年之后表现

的那般温和敦厚。从1922 年夏到1923 年夏的短短一年间，他至少参与了当

时文坛上的三次论争。论争的对手，有的是同辈青年，有的则是前辈的权威。

1922 年6 月25 日，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读仲密先生的（丑的

字句）》一文，就新诗创作向当时的批评大家周作人提出了异议。他一本在

《冬夜草儿评论》早就阐明的宗旨，热情地维护着缪斯女神的尊严和美。在

他看来，美，应该成为诗歌创作所应遵循的最高原则，不美无以谈诗。所以

他反对周作人“瓜皮艇子茅屋尺素书”可以入诗、“小火轮洋楼电报”等也

可以入诗的观点。他坚持以为“丑”的字句象“小便”“如厕”之类决不可

写进诗中，那样会把诗美破坏净尽。他举出湖畔诗人中的一句“一只母鸡被

一只雄鸡强奸了”，认为不仅“俗浅”，而且“丑不堪言”。讨论扩大后，

梁实秋的思路也随之加深，而且更系统化。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写的两段

理论色彩很强的话颇为引人深思。因为三十年代他同鲁迅及左翼诸公所争辩

的问题，其基本思想都已在这里初具雏型。

其一讲的是“情感”问题：

我们不要把“情感看得太不值一文钱。诗自然是“止于表现情感而已”，

但是人的情感不是都可以在诗里表现的，要经过一番刷洗涵养的工夫，要经

过选择删裁的手续，然后才有在诗里表现的价值。? .丘八爷口里的“他娘

的? .”、洋车夫口里的“? .”，未尝不是情感，? .亦未尝不真，然而

诗人采取这类材料时，不能不“计较字句的丑不丑”了！即以现在所谓诗人

的诗而论，除一本《女神》以外，所表现大半是些情操（sentiment），不是

情感。

很明显，他在这里极力维护的是情感的纯洁、高尚。

其二所涉及的是最易引起歧议的问题，梁实秋正因为日后始终坚持并发

挥了此处所阐发的思想，而赢得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之谥：

东峦先生说：“无论谁们尽有作诗人的资格，”我想资格二字还待解释。

诗人必备的资格是什么，且不必讲；假如人人都成为诗人，那么也就不成为

诗人了。诗人是一种特殊的称号，以别于非诗人的，我以为人人皆有作诗人

的可能（posgibility），但人人不能皆有作诗人的必能（proba-hillity）。

诗境即是“仙人境界”，因为都是超脱现实世界以外的——想象的。所

以学诗无异于求仙。离开现实世界愈远愈好，工部称青莲曰：

“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这是诗人特备的资格。放翁有

一绝：

“六十余年妄学诗，工夫深处独心知。

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

可怜现在的一般“诗人”无仙骨而“妄学诗”啊！

我要首先向无仙骨而妄学诗的人说：“不要作诗罢！”

——不敢说“不准作诗”。

假如我们能够镇定下来细细体会梁实秋的这番话，至少不能不说，他有

一片热爱艺术、忠诚于艺术的痴心，同时也是真正懂得艺术的知音者。

翌年的六月份，梁实秋与朱大枬等就小说创作中的“新某生体”展开的

争论，情形更形激烈。

论争由朱大枬一种不太负责任的说法引起。他把当时一些新小说家喜欢

在作品中以外国字母代替人名和地名的作法讥诮为“新某生体”。比附既不

恰当，且其文中“天赋中国人以两种特质——仿效和懒惰”的说法，与新文

学创作呈现的积极进取气象也正相违背。梁实秋大概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一连写了四篇文章与对手反复驳正。

在这次论争中，梁实秋是以新文学的护卫者姿态出现的。以外国字母代

替小说中的人名地名是否妥当，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将新小说与旧式的

“某生体”相提并论，实际上暗含了混淆新、旧文学界限，并进而抹杀新文

学的危险。因此缘故，比起同周作人的讨论，梁实秋在这次争论中就义正词

严得多：

用罗马字母的办法，本来未必一定是好，尽有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