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余地,我们若有反
对的意思,大可明白的说,不必深文罗织,硬派做新的“某生体”。这种举
动,就如北京的官宪乱拿过激派的头衔给人戴,一样的可笑。
尽管真的动了肝火,梁实秋在论辩时依然保持了良好风度,他坚决拒绝
使用对手使用的那种“武断”手法,而坚持以理服人。他从文学理论和文学
创作的实践阐述了小说中可以以外国字母代替人名、地名的理由:
小说作者的任务是随着小说的性质而异的? .现在姑且退一步说,假定
“小说作者的任务”只在“极明确极活现的告诉读者小说里面他是怎样的一
个人,”那么这种功效也决不是“用心思去构”“人名地名的命取”所能奏
的。要想描绘一个军人,只是给他取一个“赵得胜”或“李振標”的名字,
要想描写一个商埠,只是取名上海天津,恐怕也不能“极灵活地表现在纸上”
罢?我以为psmt 是没有什么“根本是不好”的所在。人名地名的命取值不得
多大的注意,文艺作品的好坏不在这些小地方。
“文艺作品的好坏不在这些小地方”,这句话很精采。就论题本身看,
正该得到这样的概括评价。可梁实秋事实上这次并没轻忽“这些小地方”,
因为此处问题现象的“小”,实则反映了问题性质的“大”,表明了对诞生
不久的新文学持什么态度的问题。
几乎与此同时,梁实秋还开辟了另一条战线,对手则是大名鼎鼎的国民
党元老吴稚晖。
那年的二月间,梁实秋曾代表《清华周刊》编辑部,邀请他最尊重的梁
启超拟写了一份《国学入门书要目》,刊登于五月份的周刊,其主旨是“指
示青年以研究国学的初步方法。”同时应邀撰拟类似书目的还有胡适之。
惯写“嬉弄谐谑”体文章的吴稚晖,随后对梁启超开列的书目作出了反
应。但这位老先生的文笔太缺乏检束,谑浪笑傲是其所长,而严肃认真则为
其所短。他发表在《晨报副刊》的一篇文章看文采倒是风趣横生,但要命的
是,却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论点”,简直让人弄不懂是他不对还是梁任
公不对。攻击性的话俯拾皆是,又是“箴洋八股化之理学”、“灾梨祸枣”
“可发一笑”,又是“于人大不利,于学无所明”,又是留学生出国只应该
学习“用机关枪对打”。大概是为了强化效果,以致于弄得文章文理不通、
语序颠倒,使人哭笑皆非。
对于这样的对手,梁实秋的表现是:不客气。尽管对方德望俱隆,梁实
秋还是丝毫不留情面,他在题为《灰色的书目》一文中,针对吴稚晖称梁启
超的书目为“灰色的书目”的说法,反唇相讥,简截了当地指出:
我觉得吴先生的文章倒真是有一点“灰色”!又长又冗的一大篇,简直
令人捉不到他的思想的线索和辩驳的论点。里面文法错误欠妥的地方,不可
计数;然而这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最高等之名流”写文章的时候往往是不
计较其文章之通不通的。我最为吴先生惋惜的,便是他似乎不曾知道梁先生
拟的书目的动机和内容,以致所下的断语只是糊涂、
误解、孟浪!
除掉相互的辩难不谈,梁实秋这篇文章真正值得注意之处,是他对“国
学”的看法。他在文章里一则说:“整理国故原不必尽人而能,因为那是需
要专门的人材,无须乎‘大批的造’,”再则曰“外国的学问不必勉强附会,
认为我国古代早有,而我国古代确是早有的学问,也正不必秘而不宣。自夸
与自卑的思想都是该至少‘丢在毛厕里三十年’的!”从表面看,他不偏不
倚,持论似较吴稚晖全面,公允得多,但究其本意,他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免
掉为“国学”“国粹”辩护之嫌的。他这一次实际是充当了一个十分尴尬的
角色。无怪乎吴稚晖转而较为认真地对待此事的时候,所说的一番话就使梁
实秋难乎为词了。吴稚晖这样说:“梁卓如先生在二十年前,对了张之洞的
书目,虽不曾做有刚刚反对的文章,却有着不言而喻反对的精神。这是现面
盎背,当时自命新人物者,个个把那精神呼之欲出,自命旧国粹派者,个个
把那精神衔之刺背,骂他‘捉不到他的思想的线路和辨驳的论点’的,所在
皆是。”
从这话看,这位吴稚老确乎是个辣手,他只不过重复了一点历史现象,
就把一个内涵极端复杂的社会历史问题,提纲挚领的撕掠得一清二楚。想来
梁实秋读了这段话,一定汗颜到无地自容吧!
在这几次论争和讨论中,有一点很值得注意,那便是梁实秋对论战本身
所采取的态度。虽然年青人肝火旺盛,难免有时会感情用事,出现意气之争。
但大体而言,他是始终注意保持了一种“君子风度”。论难之际,从内容上
注意充分说理,以理服人;从形式上则尽量做到温穆、平和,问题一经辩明,
便“得放手处便放手”,坚持“穷寇勿追”的原则。从而形成了他此后坚持
一生的“绅士风格”的文风。
正是这一时期,对于在文章辩难时进行人身攻击或避而不谈论题只旁敲
侧击的做法,他表现出深恶痛绝的态度。比如,在那次关于“新某生体”的
论争中,同朱大枬的正面交手进行得心平气和,但蹇先艾的一点“杂感”却
使他大为光火。蹇先艾的文章中写道:“我正想收场,章彬如来了? .向我
说:‘上海创造社的人,惯用mpst 代小说的地名人名,梁实秋先生正在与创
造社联络,所以他不能不有这种反响’。我笑得口都合不拢来。如果真是这
样,实秋君!可惜你白费工夫了。”
就是这看似不足道的一段小小传闻,却使梁实秋生了真气,他以一向很
少见的激愤口吻提出了强烈抗议:“章彬如是何许人,我完全不知。不知菱
君根据什么敢以‘章彬如之心度梁实秋之腹’!”他从正面公开宣称自己在
文字之争中的立场和态度时说的一段话,中气充足,极有挑战性:
我梁实秋是把文学当做献身的事业的,凡是以正当的态度研究文学的都
引为同志。文艺里有主义的不同,没有偏辟的党见。梁实秋生就的一身硬骨
头,不怕嘲骂,不避嫌疑,不惜费纸费笔费精神!我和创造社是有联络,(虽
然不是“正在联络”),然而这没有什么可耻。文学研究会若和我?主张相
近态度相合,我也要联络;? .曦社若是分子优秀头脑清楚的,我也要联
络:? .我不是把文学当做饭吃的,不想凭借会社的势力欺凌别人的。我和
创造社同人只是文字之交,道义之交,彼此互相监督不稍假借;我没有做过
与创造社同人狼狈为奸的行为,我没有用过创造社的半个铜子。一切猜疑我
的人们,息了你们的卑鄙的念头罢!
以上的一段话,今天读来,仍然觉得虎虎有生气。它不异是梁实秋个人
的一份“宣言”,是他为自己做人做事业确定的一个原则。此后,他将努力
鞭策自己在漫漫人生旅途中履行诺言、实践原则。
五、《荷花池畔》
“归家以后? .便不由得不联想及于二千里外之诗人。
此时纵犹惮烦不肯作一纸寒暄语以慰远怀,独不欲借此以钩来一二首久
久渴念之《荷花池畔》之新作乎?别来数旬,向者‘三三丙丙的在池边聚着’
的荷钱,如今当蔚成‘莲叶何田田’矣!田田的莲叶寝假而蔚成‘花开十丈
藕如船’矣!实秋,吾读足下作品,真能摄取‘红荷’二字之神,故号你为
‘红荷之神’可也。宋人评王右丞曰:‘秋水芙蓉,倚风自笑’,你真当之
矣。红荷之神呀!愿你佑诸荷钱之速长也。”
以上情词并茂的一段话,出自1922 年6 月19 日在湖北浠水老家度暑假
的闻一多写给北京梁实秋的信。信中提到的《荷花池畔》是梁实秋未出版的
一部新诗集。从未尾的几句,可以看出闻一多对自己这位老朋友文学才华的
高度推崇。
多谢伟大的五四运动!正是在这场爱国群众运动中,闻一多与梁实秋结
下了纯洁坚固的友谊。他们志趣投合,心心相印,对政治、人生、艺术的认
识达到了高度的谐和一致。在清华园里,两个年青人走着共同的现实之路,
也做着共同的未来之梦。诚如闻一多日后反复热烈表白的那样:“实秋啊!
我的唯一的光明的希望是退居到唐宋时代。同你结邻而居,西窗剪烛,杯酒
论文——我们将想象自身为李杜,为韩孟,为元白,为皮陆,为苏黄,皆无
不可。只有这样,或者我可以勉强撑住过了这一生。朋友啊!我现在同你订
了约,你能允许吗?”“现拟往科泉与实秋同居? .然与实秋同居讨论文学,
酬唱之乐,当远胜于拘守艺城也。”“有友如实秋,月为三四书来,真情胜
于手足矣。”这些话听起来,诚不免让人觉得更多地表现了青年人的单纯、
天真,似乎友谊的桥樑还缺乏更为坚实的基石,也还有待风雨岁月的侵洗磨
炼,但那份绝对的真诚、滚荡的热情,还是非常动人的。也正是伟大的五四
运动,唤醒了两颗年轻的诗魂。梁实秋在同闻一多缔结了友谊后,兴趣一致
转向了文学艺术。他们共同从事文学批评,共同切磋书法、绘画、篆刻艺术,
更进而共同走上了新诗创作道路。他们都正青春勃发,处于写诗的最佳年龄;
他们从主观上也确实都无比执着地忠诚于诗歌艺术,视诗歌创作为自己的第
二生命。写诗,成为他们人生的最重要内容,成为他们生命存在的证明。他
们几乎到了无日不诗的地步。他们经常这样的互相激励劝勉:“我正等着听
你的诗歌,好得点神经质的刺激。我要你唱出血泪来,我将倾耳旁听,拍手
叫绝。”
世间人大都知道闻一多年轻时代写出了无数脍炙人口的抒情诗篇,却很
少有人了解梁实秋也是足以与之相颉颃的优秀诗人。现在,我们必须矫正这
种对历史基本事实认识上的严重失误,我们必须认识到,在郭沫若、闻一多
等人之外,梁实秋也是五四之后一位热情迸发的新诗人。他的文学活动并不
局限于新月时期同鲁迅等左派作家的文学论争,事实上,在清华园里,他的
文学生命即已在诗歌王国里一度迸发。
忆及个人的诗歌创作,梁实秋大概永远不会忘记清华园中那美丽的荷花
池,正是在荷花池畔留连、倘徉的那无数晨昏,潜藏于他身心深处的诗歌才
能被蓦然唤起。碧绿的池水,青翠的荷叶,娇艳的荷花,成为他倾吐积愫、
诉说自己对人世生存复杂感受的最初对象:
灿烂的夕阳,一缕一缕的刺我的心,
已经薄弱的可怜了? .。
我蹑着足,忍着呼吸。
轻轻的踱到池边,
早“忒楞? .”的一声惊走了几条游
鱼,空剩下一个恓恓惶惶的我,
望着水面上漾着的几圈波汶? .。
默想:那天披开密丛的青草儿,
爬上那暂别了的弯曲小径,
再没想到惊动了一群息着的山雀,
叶哧哧的飞去? .
吓得深草里的虫儿住了鸣声,
松树上的松子落了满地。
两般的遭遇,引起人一样的心情:
是无聊的心境,还是寂静的自然,
这样的冷淡? .冷淡?
闻一多后来论自己的诗,承认受两个人影响最大。一是梁实秋:“从前
受实秋的影响,专求秀丽”,一是郭沫若:“现在则渐趋雄浑、沉劲,有些
象沫若。”他的基本自我估价是“界乎此二人之间”。并且以自己的《忆菊》
一诗为例说:“前半形容各种菊花,是秀丽,后半赞叹,是沉雄。”闻一多
许梁实秋的诗为“秀丽”,是很有见地的,以上所引那首作于1921 年10 月
份题为《冷淡》的诗,便正可为此说之一证。
但梁实秋的新诗绝不仅止于“秀丽”。他有才情,同时也有思想,有对
生活的独到感受。他从事诗歌创作,所仰仗的更多的便是那种“感受”。这
使他写起诗来,所追求的不会是仅以词采取胜,而是一切好诗都具有的一种
对读者心灵的巨大穿透力。下面一首发表在《创造季刊》上的《答一多》,
就曾使闻一多读后为之激动万分:
烛火都要息了,
又何有于流萤呢?
自从我底开路的神灯。
退出了我底眼界,
便在我想象底官里大放光明,
照得各个黑角都亮了,
象一座莹彻的水晶宫!
我是人间逼迫走的逃囚,
我把荷花池做了逋薮,那里准我恣情的唱了,
却只是听着自己的歌声,——
无归宿的孤声啊!
栽无力抗拒人间底拒捕,
借了copid 底小弩;
怎奈那持满待发的箭啊,
又雕着罪人的名字,
反将宣示了我底藏处,
愿你闲敲儿朵灯花,朋友啊!
愿你漫折几枝笔花,
缀在我底神思底襟上,
做了辟邪底符录罢!
我更要跨上亘天的彩虹,──
象一条绝壁飞升的神尤,
飞到海洋的彼岸,——
扇着诗人的火啊,
坐看着你底烛影摇红!
但是烛火都要息了,
又何有于流萤呢?
这首诗,倾诉了诗人对闻一多的诚挚友情,但它又决不是单纯的怀人之
作。勿宁说,诗歌所展示的,是那一代觉醒青年共有的精神风貌。因而,这
就使作品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