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出一种深连凝厚的情思。闻一多谈及这首诗时，敏锐地注意到

了这一点，他不再评为“秀丽”，而是称为“浓丽”，并把梁实秋方之于中

国的李商隐与英国的济慈：“我想我们主张以美为艺术之核心者定不能不崇

拜“东方之义山，西方之济慈了。”

到1922 年夏，梁实秋共创作了《荷花池畔》、《红荷之魂》、《题梦笔

生花图》、《落英》、《春天底图画》、《冷淡》、《绿珠之死》等三十多

首新诗。他自己分外看重这份精神产品，细心地编定为一集，即题名为《荷

花池畔》。此后，又陆续创作了《送一多游美》、《答一多》、《小河》、

《幸而》、《秋月》、《旧居》、《对情》等，亦全都充实在集子里。

最早对《荷花池畔》作出反应的便是闻一多。

其时，他的第一部诗集《红烛》也正好编定。热诚坦荡的诗人自期很高，

写出《忆菊》一诗后，曾得意地对人说：“我于病中作《忆菊》一首，请同

俞平伯底《菊》比比看。”的确，除《女神》外，对当时诗坛上的另外几部

新诗集，他全部表现出不屑一顾的神气。

但对《荷花池畔》，他却表现出空前的热忱。在他看来，只有这部诗集，

才足以同他自己的《红烛》旗鼓相当。1922 年的暑假中，他在浠水老家写的

一首《红荷之魂》，可以看作是他对知心朋友的最高赞美。在这首诗里，闻

一多衷心地推崇梁实秋的才华，把这位朋友的形象艺术化为一个美丽的诗歌

意象——红荷之魂。诗前有一段诗情浓郁的小序，道是：“盆莲饮雨初放，

折了几枝，供在案头，又听侄辈读周茂叔《爱莲说》，便不由得不联想及于

三千里外《荷花池畔》底诗人。赋此寄呈实秋，兼上景超及寓西山诸友。”

诗歌本身更是热情洋溢、浓丽瑰美，充分表现出标准的“闻一多风格”：

太华玉井底神裔啊！

不必在淤泥里久恋了。

这玉胆瓶里底寒浆有些冽骨吗？

那原是没有堕世的山泉哪！

高贤的文章啊！雏风的律吕啊！

往古来今竞携了手来谀媚着你。

来罢！听听这蜜甜的赞美诗！

抱霞摇玉的仙花呀！

我怎不想到你的灵魂？

灵魂啊！到底又是谁呢？

是千叶宝座上底如来吗？

还是丈余红瓣中底太乙呢？

是五老峰前底诗人吗？

还是洞庭湖畔的骚客呢？

“红荷”底魂啊！

爱美的诗人啊！

便稍许艳一点，

还不失为“君子”。

看那颗颗坦张的荷钱啊！

可敬的——向上底虔诚，

可爱的——圆满底个性，

花魂啊！佑他们充分地发育罢！

花魂啊！

不要让菱芡藻荇底势力，

蚕食了泽国底版图。

花魂啊！

要将崎岖的动底烟波，

织成灿烂的静底锦绣。

然后，高蹈的鸬鹚啊！

水国烟乡底顾客们啊！

只欢迎你们来逍遥着，偃卧着，

因为你们知道了你们的义务。

象这样以诗的形式，直抒胸臆、毫无保留的热情赞美，在当时的新诗人

中恐怕还是很罕见的。特别须要注意的是，诗中除对朋友的人格与才情给予

高度肯定外，还具体表明了他们共同的艺术追求：“花魂啊/要将崎岖的动底

烟波/织成灿烂的静底锦绣。”而对新诗创作中为他们所大大不满的一种倾

向，则毫不客气的予以否定：“花魂啊/不要让菱芡藻荇底势力/蚕食了泽国

底版图。”

对一方誉之为“红荷之神”“花魂”“爱美的诗人”，对另一方直斥之

为“菱芡藻荇”，闻一多从自己的艺术标准出发，对当时的诗人作出了如此

清楚的区分。

这一点如果用日常用语来表达，就会越发直截了当，不会产生任何歧议

了。1929 年3 月，闻一多在致闻家泗的一封信中说：“蕙的风”实秋曾寄我

一本。这本诗不是诗。描写恋爱是合法的，只看艺术手腕如何。有了实秋的

艺术，才有《创造》第四期中载的那样令人沉醉的情诗。汪静之本不配作诗，

他偏要妄动手，所以弄出那样粗劣的玩艺儿来了。”又是两相比较，从比较

中做出取舍。闻一多以诗人特有的直率告诉人们：梁实秋即令写起情诗，也

要高出时下流俗许多。他的主观好恶，可谓情见乎词。

基于自己独有的审美判断，在梁实秋把《荷花池畔》诗集编好后，他自

己还倒沉得住气，但闻一多却表现得格外情急。闻一多急切地希望扭转当时

新诗创作中的不景气局面，树立起美在诗歌艺术中的绝对权威。而在他看来，

当时诗人中能担负起此大任的合格人选，则非梁实秋和他自己莫属。这时，

闻一多已起程到了美国留学，诗集《红烛》也正好编定。于是，他从大洋彼

岸不断驰函北京，催促梁实秋迅速安排《荷花池畔》的出版事宜。

他在1922 年10 月30 日的信中说：

“实秋的productivity 既那么好，《荷花池畔》可以伴着《红烛》一起

出世吗？? .实秋，让他出世了吧！况且这种玩艺儿在质不在量。《荷花池

畔》照我看来都是matuye 的作品，全无删削的余地。”

不到一个月，在11 月26 日的信中，他又再次促驾：

“我们两人的作品定要同时出世，我想这定能作到。”由于梁实秋积极

性不够高，远在海外的闻一多急得不得了，此后又不断频频写信敦劝：“《荷

花池畔》定当出版，请勿犹疑? .”“我请你赶快将《荷花池畔》寄到上海

去”。

但当闻一多连《荷花池畔》的封面和序言全都设计写作一毕寄回国内时，

梁实秋却最终决定取消了出版诗集的计划。究竟为何出此一举，梁实秋个人

始终未曾道及此中缘由。是不愿为还是不屑为？抑惑是志趣改变？今天已很

难解释。但毫无疑问，这个举动给新诗创作界留下了一个莫大的遗憾。当初，

闻一多与梁实秋雄心勃勃，以振兴诗坛自期，决心要和为他们衷心佩服的创

造社诸君子决一高低：而现在，其中的一位半途撒手，这怎能不使闻一多心

灰意冷，倍感寂寞。他是充分相信梁实秋的诗歌才华的，他明白，梁实秋最

终放弃《荷花池畔》，将使中国的新诗坛失去一位风格别具的优秀诗人。眼

看一切己都不可挽回，他只能发出凄切的哀鸣：“《荷花池畔》千呼万唤还

不肯出来，我也没有法子。但《红烛》恐怕要叹着‘唇亡齿寒，之苦罢！”

失去的往往会让人弥觉珍贵。日后，文坛上有那么多人凭着发表过几十

首诗歌、出版过一西部诗集，从此便一辈子顶上了“著名诗人”的帽子。而

在新诗的拓荒期，同样写出过几十首新诗（在闻一多看来又都是最清新脱俗

最富于艺术创造性的诗）的梁实秋，却心甘情愿地放弃了这顶桂冠。而今，

不管罗列多少诗集，都不会有《荷花池畔》；不管罗列多少诗人，都不会有

梁实秋。无论如何，这是一件多少令人抱憾的事。

正是有感于此，我们拟将《荷花池畔》中一首最有代表性的同题诗作移

录在这儿，作为本节的结束。

宇宙底一切，裹在昏茫茫的夜幕里，

在黑暗底深逮里氤氲着他底秘密。

人间落伍的我啊，乘大众睡眠的时候。

独在荷花池腋下的一座亭里，运思游意。

对岸伞形的孤松——被人间逼迫

到艺术家底山水画里去的孤松——

耸入天际；虽在黑暗里失了他底轮廓，

但也尽够树丛顶线的参差错落。

我底心，檀香似的焚着，越焚越炽了；

我从了理智底指导，覆上了一层木屑——

心火烧得要爆了，也没有一个人知道，

只腾冒着浓馥的烟，在空中袅袅。

不过是一株树罢了，可是立在地上，

便伸臂张手的忘形发育了；

不过是一条小溪啊，他自由的奔放，

尽性的在谷峡里舞跃，垣途上飞跑；

为什么我的心啊，终久这样的郁着，

不能象火球似的烘烘烈烈的燃烧——

却只冒着浓馥的烟在空中旋绕？

为什么又有点烬火，温着我底心窝？

我底心情底翅，生满了丰美的翎毛，

看着明媚的浮光啊，我心怎能不动摇？

我要是振翅飞进吴天底穹窿里去呢，

我怎知道，天上可有树，树上可有我底巢？

她本是无意的触着我底心扉，——

象疾驰的飞燕，尾端拂着清冷的水面：

但只这一点的激动，引起了水面上的波圈。

不停的荡漾，直漾到了无涯的彼岸：

久郁着的心情都是些深藏的蓓蕾，

要在春里展放他们底拘扼的肢体；

但是薄情的春啊！瞟了一眼就去了！

撇下仿徨的心灵，流落在悲哀的雾里。

被她敲开了的心扉，闸不住高潮的春水，

水上泛着些幻想的舟儿，欲归也无归处；

舟子匍伏祷祝着海上的明珠啊：

在情流里给他照出一条享通的航路。

她说她是无意，误来拂拭了我底心扉。

象天真的小孩践踏了才萌的春草——

但是为什么引动我底悲哀的琴弦，

直到而今啊，奏出那恼人伤魄的音调？

荷花池水依旧的汪着，澄清彻底，

红甲纱裙的金鱼几番的群来游戏；

今朝啊，却似昏澄澄的幽涧深坑，

隐着无数汶珠的鲛人，放声的哀恸！

紫丁香花初次感着可怕的寂寞，

也怨恨自己的身躯，牢牢在枝上绊着——

摧残一切的风啊！请先把我底身躯吹散，

好片片的飞呀，追随那蝴蝶儿作伴！

我底心情就这样疯狂的驰骤，

理智的缰失了他的统驭的力；

我不知道是要驶进云幔霞宫，

还是要坠到人寰底尘埃万文里去。

六、与创造社的一段情

何谓宇宙？在本书作者看来，宇宙即是外在于我们的无数疑问的排列组

合；同样，何谓人类历史？人类历史也是人类关系中无数已生方生未生疑问

的排列组合。我们常常喋喋不休地从各方面解释社会历史现象，以掌握了“规

律”自诩。但我们所抓到的是真正的“规律”吗？究其实，人类社会关系中

最根本最深邃的东西是无由掌握的，凡我们可以解释得通的地方，其实都不

过是表层的东西罢了。

在现代文学史上，有许多人事上的纷争、聚合，就不是我们用现成理论

解释得清的，其间的复杂奥妙处，有许多连当事人自己事后想想，都会觉得

十分费解。

梁实秋同闻一多后来与胡适之等，一块组成新月派，视胡适为团体中的

老大哥，对他尊崇有加，小圈子年有“胡圣潘仙”（“潘”指优生学家潘光

旦）之说。尤其是梁实秋，终生视胡为师长，执弟子礼甚恭。反过来，对创

造社中的郭沫若、郁达夫等，三十年代以后，梁实秋啧有烦言，表现出了完

全不同的态度。他曾不客气地攻击郁达大为“无行”云：“无行的文人中之

最无行者，就是自家做下了无数桩的缺德事，然后据傲的赤裸的招供出来，

名之日忏悔。忏悔云云，并不是悔过的表示，只是在侮慢社会的公认的德行，

不以可耻的事为可耻，一五一十的倾倒出来，意若曰：‘我做下这等事了，

你们来表同情与我，你们快来赞叹我！我敢做敢当，你们平庸的人敢做这等

事吗？做了敢于承当么？’? .这样的论调时常就可以震慑住一般的人，于

是在一片忏悔声中无行的文人就变为真诚的英雄了。”对于郭沫若，梁实秋

的态度更坚决，干脆直统统他说是“道不同不相与谋。”

然而，谁会想到，梁实秋三十年代以后对胡适与创造社诸君子的这种鲜

明的不同态度，在五四前后不长的那段时间里，情况恰好与之完全相反，正

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呢！对于胡适，梁实秋与他的朋友闻一多经常心怀不

满，以至公开指责：而与创造社诸君子则度过了一段情意绵长的“蜜月”生

活。这，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吧！

当胡适的《尝试集》诗集问世，后又在诗歌批评中竭力宣传他的“话怎

么说，便怎么说”主张的时候，性情激烈的闻一多义愤填膺地说：“感谢实

秋报告我中国诗坛底现况。我看了那，几乎气得话都说不出。‘始作俑者’

的胡先生啊！你在创作界还没有作够吗？又要在批评界作俑？唉！左道日昌，

吾曹没有立足之地了！”《冬夜草儿评论》一书出版后，胡适主持的《努力》

周报载文予以反批评，闻一多不避锋芒，公然对朋友说：“北京胡适之主持

的《努力周刊》同上海《时事新报》附张《文学旬刊》上都有反对的言论。

这我并不奇怪，因这正是我们所攻击的一派人，我如何能望他们来赞成我们

呢？”

温和方正如梁实秋，在对待胡适的问题上，话虽说得委婉蕴藉，而态度

同他的朋友一样鲜明：“我们以为诗可以用白话写，但白话并不等于诗，诗

还是要有诗意才行。象胡适先生的‘人力车夫，人力车夫，车来如飞? .’

那样的白话诗，我们就不大欣赏。象俞平伯先生的‘被窝暖暖的，人儿远远

的，怎能不想起人儿远呢？? .’，或康白情先生的‘早起，如厕是第一件

大事? .’，这一类的句子更不象是诗。”

正是为了“抵抗”胡适之为代表的新诗创作中的，‘横流”，梁实秋与

他的朋友感到了有“非同别人协力不可”的必要。而依照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