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而死，为正义而死的那种精神。”

据说，《大江》季刊在国内发行后，梁实秋主笔的这篇发刊词“大有影

响”。“友人亲见北大校役抄写，问之则曰‘好极！好极！’又有人粘贴壁

间奉为科桌者。民国大学学生课艺中竟有全段剽袭者。”

与此同时，梁实秋又与闻一多策划创办另一文化刊物《河图》。这又是

由国家主义派生出来的。按照他们的理解，国家主义是一个包容极富极广的

概念，其中有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内容，同时也该有文化的内容，“我

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

文化之征服甚于他方面之征服百千倍之。”出于这层考虑，他们拟定了一个

计划，在《大江》季刊中倡导全面的国家主义；而在《河图》中，则集中地

宣扬“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河图》者何？“河马负图，伏羲得之演为

八卦，作为文字，更进而为绘画等等，所以代表中华文化之所由始也。”此

前，他们尚考虑过以“雕虫”作刊名，但终因“嫌其偏”而放弃。那时，他

们两个人都极其努力，自己积极创作外，还到处组织稿件。到1925 年春，至

少已把四期的稿子全都集齐编定。极为可惜的是，这份内容洋洋洒洒、集中

了各方面精苹的文化刊物却因多种原因未能问世。

1926 年之后，随着大江会不少重要成员在美学习期满相继回国，活动中

心也由国外转移到了国内。

这正是中国社会政治关系最为错综复杂的时期。现实向他们提出的问题

是严峻的。如果说，从前他们的活动主要是停留于或文字或口头的宣传倡导；

那么，现在社会现实便要逼迫他们涉足于实际的斗争了。而这种完全迥异于

既往的新的形势要求，显然是这般基本只具有一副擅长形象或逻辑思维大脑

的书生所难以胜任的。

比如，在国内诸种政治力量的纵横捭閤间，要求得一线生存之地，对于

他们来说，就是极为艰难的。大江会一批同人回国之初，仅是在粗知皮毛的

情况下，就轻率地选择了李璜、左舜生等为主要成员的醒狮社作为自己的盟

友。这样，就非常自然地己摆到了与共产主义思潮为敌的可悲地位上。而李

璜等人全系书生之辈，其实际能力甚至连大江会中的罗隆基等人都比不上。

大江会同人很快发现，他们在北京实际处于左右支绌、十分窘迫的境地里。

闻一多回国后写给梁实秋的一封信中，口气虽仍如以住一样坚定，但那种惶

剧矛盾心态殆暴露无遗：

国内赤祸猖獗，我辈国家主义者际此责任尤其重大，进行益加团难。国

家主义与共产主义势将在最近时期内有剧烈的战斗。我不但希望你赶快回

来，并且希望多数同志赶快回来。我辈已与醒狮诸团体携手组织了一个北京

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声势一天浩大一天。若没有大批生力军回来作实际的

活动，恐怕要使民众失望。醒狮杜的人如李璜乃一书生，只能鼓吹主义，恐

怕国家主义的实践还待大江。

大约一个多月后，闻一多又写信给梁实秋，报告了一次与共产主义者发

生对抗的“趣闻”：

“前者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发起反日俄进兵东省大会，开会时有多数赤

魔涵入，大肆其捣乱之伎俩，提议案件竟一无成立者。结果国家主义者与伪

共产主义者隔案相骂，如两军之对垒然。骂至夜深，遂椅凳交加，短兵相接。

有女同志者排众高呼，痛口大骂，有如项王之叱咤一声商万众皆暗。于是兵

荒马乱之际，一椅飞来，运斤成风，仅鼻端而已? .此亦趣闻，不能不与

同志言之浮一大白也。”

前一信中，闻一多嘲笑李璜“乃一书生”，他大概没有想到，他和梁实

秋同样不过一介书生，恐怕还要更不中用些。后一信里，一场尖锐的冲突，

在他的眼睛里也只显得有趣，他那“书生”的眼光根本不可能对冲突作出更

深刻的洞察。因之，大江会的活动转移到国内之日，也就是大江事业由兴盛

转趋衰落消亡之时。在闻一多发出这封信几个月后，梁实秋倒是从美国回来

了。但区区梁实秋，又有何能耐，能够挽大江事业于不坠。事实上，没有用

多久，他们自己都已清楚地意识到了事情的真实形态，懂得了弱水三千只可

取饮一飘的道理，一个个都放弃了从事社会政治实践的奢望，本本分分地转

回到自己熟悉的环境、擅长的领域里去了。

五、“白璧德的门徒”

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梁实秋在同鲁迅等左翼作家之间进行的激烈论

战中，曾屡次被讥嘲为“白璧德的门徒”。其意若曰，梁实秋不过是挟洋人

以自重，以“洋偶象”“洋权威”装点门面而已。

梁实秋自己对这顶“帽子”是怎么看待的呢？

首先，他绝对不承认“门徒”之说。他经常以能保持人格独立自诩：“别

人说的话，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心目中不存有偶象”。他衷心佩服胡

适说过的一句话：“上帝尚且可以批评，什么人什么事不可批评？”即使对

于他极其尊重的老师白璧德，他以为也是坚持了这一原则的。因之，对于左

翼作家的讥评，他一概视之为人身攻击，以非常高做的态度反讽说：“左倾

仁兄们鲁迅及其他溢我为‘白璧德的门徒’，虽只是一顶帽子，实也当之有

愧，因为白璧德的书并不容易读，他的理想很高也很难身体力行，称为门徒

谈何容易！”与此同时，他还象鲁迅在历史小说《起死》中塑造的倡扬无是

非观而又亟亟于是非之辩的晓舌的庄周老先生一样，再三洗白自己从不曾迷

信盲从过白璧德，说是除了辑合《学衡》上的几篇文字为一册印行，名为《白

璧德与人文主义》外，从“不曾大规模的宣扬他的作品”，“我并未大力宣

扬他的主张，也不曾援引他的文字视为权威；”“有人说我‘奉白璧德为现

代圣人’，这是没有的事，我就人论人就事论事，我反对‘个人崇拜’，我

不喜欢‘权威’，我在批评文字里不愿假任何人的名义以自重。”在这个问

题上，他成见尤深的是鲁迅，有一次指名道姓的辩白说：“鲁迅从来没有正

面和我辩论过，他总是旁敲侧击，枝枝节节的作文章，并且时而称人为‘正

人君子’，时而称人为‘白璧德的门徒’，好象是帽子一经戴上便休想摘去，

只好静待游街示众，这种作风大概也是属于绍兴师爷的刀笔一类。”要之，

梁实秋的态度很干脆，对“门徒”一说坚决予以否认。

其次，他又老老实实的承认自己确实在思想和做人上深受白壁德的“影

响”：“我受他的影响不小，他使我踏上平实稳健的道路，”“我读了他的

书，上了他的课，突然感到他的见解平正通达而且切中时弊，”“我在学生

时代写的第一篇批评文字《中国现代文学之浪漫的趋势》? .《文学的纪律》、

《文人有行》，以至于较后对于辛克莱《拜金艺术》的评论，都可以说是受

了白璧德的影响。”直到八十年代，他犹不能忘情于半个多世纪前结识的这

位老师。在回答记者提出的“影响我的几部书”的问题时，把白璧德著《卢

梭与浪漫主义》一书，列为自己受影响最大的八部书之一。梁实秋以上所说

的话非常明确，不仅坦然承认受白璧德“影响”，而且概括地道出了所受影

响的内容：平实稳健、平正通达。这八个字，可以说是此后梁实秋终生服膺

的人生格言。

现在，有必要对白璧德其人及其影响于梁实秋的具体情况作一较为详细

的说明了。

白璧德是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他的父亲生长于中国的浙江宁波，这使

他有可能较之一般外国学者对中国有更多的感性认识。事实上，他也的确“对

中国有一份偏爱。”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并有着深厚的感情和

浓厚的兴趣。据梁实秋说，“他对东方思想颇有渊源，他通晓梵文经典及儒

家与老庄的著作。”单就学识而言，在哈佛学者群中，不能不说他是极出色

的一位。

他的不少著作在美国思想文化界有很大影响，其中较重要的有《文学与

美国大学》、《新拉奥孔》、《卢梭与浪漫主义》、《法国近代文学批评大

师》、《民主与领袖》、《论创作精神》等。他是一个典型的学院派，不写

则已，一写就尽是高头讲章，“引经据典，脚注甚多，文笔虽然刚劲，读来

却很吃力。”严肃有余，活泼不足。

在思想上，他是“一位与时代潮流不合的保守主义学者”。毕生宣扬并

奉行所谓的“新人文主义”。在文学上则以“新古典主义”为旗帜。梁实秋

说“他的主张可以一言以蔽之，察人物之别，严人禽之辨。他强调西哲理性

自制的精神，孔氏克己复礼的教训，释氏内照反省的妙谛，”“他强调人生

三境界，而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有内心的理性控制，不令感情横决。这就是

他念念不忘的人性二元论。《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

之谓教，’孔子所说的‘克已复礼’，正是白璧德所乐于引证的道理。”但

从梁实秋对他业师思想学说的这些阐发里，实在不能不令人产生一个绝大的

疑问：难道所谓的“新人文主义”就“新”在这些地方吗？又是孔子的“克

己复礼”，又是释家的“内照反省”，还有《中庸》的命、性之论，此外再

掺和一点“西哲”的“理性自制”，于是便做成了一味名叫“新人文主义”

的高汤，也未免太滑稽了。难怪白璧德的思想在美国文化界影响尽有，但却

终其一生恓恓惶惶无论怎样卖力气推销却总也找不到一点市场，徒落个“保

守”的结论告终。

然而，使这位“新人文主义者”大可告慰的是，他在西方落落寡合，在

东方古国却觅到了知音。不愿被人称为“白璧德的门徒”的梁实秋，成为他

思想学说的忠实继承者，成为“白璧德学说中国学派”的“掌门人”。

梁实秋正式同白璧德结识是在1924 年进入哈佛大学读书后。

他所功读的课程中，有白璧德主讲的“十六世纪以后之文艺批评”一科。

中国留学生中，给白璧德做过学生的，还有此后成为“学衡派”主将的吴宓，

梅光迪以及张欣海等。梁实秋自谦他与白璧德“只从游一年，实在是未窥堂

奥”。

但是，就在这短短的一年里，梁实秋的思想认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

这之前，同那个时代的一切觉醒青年一样，他所拥有的，也主要只是一颗炽

热的心灵和无尽的热情。他怀抱着天真纯洁的憧憬与追求，积极奋发地投身

于伟大的五四青年运动，意气风发地参与了新文化运动。他曾象饥饿的人扑

向面包一样，热烈地向“德先生”和“赛先生”欢呼致意；他也曾努力创作

过充满着无限情热的新文学作品。在那个永远难以忘却、永远值得后人珍视

向往的时代里，他也留下了虽然不算突出却也相当鲜明的风姿。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梁实秋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的一切活动，

又始终是在他独特的家庭教养和个性气质的具体背景下展开的。这使他在社

会一旦出现转折时便立即回到自己固有的生活逻辑中来。

我们常说五四时代精神，不错，那个时代确实表现出一种旷古未有的精

神特征。不过，正如我们已从后来历史发展看到的那样，这种时代精神的爆

发只是一个极短的历史瞬间。一时间，历史似乎集中起了无数人的意志和信

念，象电光石火一般，爆发出了耀眼的光辉。一待这“一瞬间”消失，那体

现了时代精神的集中意志也不复存在；当历史再度恢复到常态的时候，那曾

经非常统一、曾经振臂高呼过同一口号的“无数人”，也都纷纷如大梦初醒

一般，逐渐回复到自己的生活轨道，开始了方向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人生追

求了。这以后，整个社会分化成无数集团和单位更小的“实体”，很多人以

集团的意志为意志，自觉地将自己统一于集团的利益之中；还有些人，始终

坚持以自己的意志为意志，同样认真地思索着、探求着、行进着。

梁实秋在五四时代之后的一切行为，正是按照这个历史逻辑演进的。

他极其珍重独立人格，因而，他没有参加任何政治集团，所以他后来同

五四精神发生疏离也就不是社会政治的原因。在他的天性中，似乎有一种对

“秩序”“理性”“稳健”的天然偏爱。他当然更喜欢尽善尽美的“合理”

和“美满”，但当“尽善尽美”不会成为可能时，就宁愿退而求其次：可以

不那么“尽善尽美”，却绝对不能彻底的破坏殆尽。本书前面谈到的一个细

节，对认识梁实秋的这种性格是不可忽略的：五四中，一部分学生冲进他的

宿舍，要和同宿舍的章宗祥的儿子算帐，毫不讲理的捣毁了章宗祥儿子的床

铺。对此他说“我回来看到很有反感，觉得不该这样做。”以后不久，他讲

到自己的另几句话同样值得注意：“那时候学力未充，鉴别无力，自己并无

坚定的见地? .幸而，由于我的天生的性格，由于我的家庭的管教，我尚能

分辨出什么是稳健的康庄大道，什么是行险徼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