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相当容忍的器量，主张归主张，友谊

归友谊。”所以，1926 年梁实秋归国后，忽于某一日接到邀他于旧历7 月7

日参加徐志摩与陆小曼婚礼的请柬，一点不以为奇。那次在北海公园举行的

婚礼实际气氛很紧张，带有强烈的火药味，证婚人学界耆宿梁启超使酒骂座，

指着新郎新娘的鼻子严厉斥责，使举座惊诧。但梁实秋因为自己的心情特好，

所以对那场别致的婚礼也看得轻松裕如，以为十分美满。虽然席间对徐志摩、

陆小曼的婚事有不少“窃窃私语”，但他一概置之耳后，慨然宣称：“结婚

离婚都仅是当事男女双方之事，与第三者何干？”

1927 年，在梁实秋、余上沅逃难到上海定居之后，象胡适、徐志摩、闻

一多、潘光旦、丁西林、饶孟侃、刘英士、张禹九等一于人，由于同样的原

因，也都先后来到了上海。此时的徐志摩与陆小曼有情人终成眷属，兴致正

高，浑身有使不完的精力。他重新鼓起了振兴一度中落的“新月”事业的劲

头。

提起新月社，说来话长。

人所周知，新月社最初成立是在1923 年。当时，刚从英国回来的徐志摩

串联起一班朋友，模仿欧洲文艺沙龙，由他父亲徐申如和黄子美出资，在北

京石虎胡同七号办起了一个名为“新月社”的团体。就徐志摩个人而言，他

当初事业心很强烈，一心要把新月社办成纯文艺社团。他说：“我们当初想

望的是什么呢？当然只是书呆子们的梦想！我们想做戏，我们想集合几个人

的力量，自编戏自演，要得的请人来看，要不得的反正自己好玩。”他坚信

自己的事业会成功：“几个爱做梦的人，一点子创作的能力，一点子不服输

的傻气，合在一起，什么朝代推不翻，什么事业做不成？当初罗刹蒂一家几

个兄妹合起莫利思朋琼司几个朋友在艺术界里就打开了一条新路，肖伯纳卫

伯夫妇合在一起在政治思想界里也就开辟了一条新道。新月新月，难道我们

这新月便是用纸版剪的不成？”

从后来的实际发展看，说文艺界这初上的一弯新月是纸板剪的固然不

妥，不过，与其创办人的原始初衷确也大相迳庭。徐志摩视为名山事业的新

戏剧没能如他预期的那般有声有色的开展起来不说，更要命的，是团体本身

的文艺色彩日渐消褪，而俱乐部的性质却大为加强突出出来。到1925 年年初

时，已有些灰心丧气的徐志摩在一封信里抱怨说：“? .有舒服的沙发躺，

有可口的饭菜吃，有相当的书报看，也就不坏；但这躺沙发决不是我们结社

的宗旨，吃好菜也不是我们的目的。不错，我们曾经开过会来，新年有年会，

元宵有灯会，还有什么古琴会书画会读书会，但这许多会也只能算是时令的

点缀，社友偶而的兴致，决不是真正新月的清光，决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棱角。

假如我们的设备只是书画琴棋外加茶酒，假如我们举措的目标，是有产有业

阶级的先生太太们的娱乐消遣，那我们新月社岂不变了一个古式的新世界或

是新式的旧世界了吗？这pettybourgeois（小资产阶级）的味儿我第一个就

受不了。”

然而，还有比这令人更为难堪的。新月社开办之初，由于大重朋友义气，

文艺家可以进，文艺家之外的社会三教九流也全都来者不拒。比如，象官僚

政客林长民、丁文江、银行家、企业家张君励、黄子美就都是新月社的发起

人，真正从事新文艺的不过胡适、徐志摩、陈西滢、凌淑华等区区可数的几

个人。这种奇怪现象难免招致物议，连徐志摩本人后来也未免心虚，不得不

出来辩解：“因为我们社友里有在银行里做事的就有人说我们是资本家的机

关。因为我们社友有一两位出名的政客就有人说我们是某党某系的机关。因

为我们社友里有不少北大的同事就有人说我们是北大学阀的机关。因为我们

社友里有男有女就有人说我们是过激派。这类的闲话多着哩；但这类的脑筋

正仿佛那位躺在床上喊救命的先生，他睡梦中见一只车轮大的怪物张着血盆

大的口要来吃他，其实只是他夫人那里的一个跳蚤爬上了他的腹部！”

诚所谓此地无银三百两。徐志摩把别人的议论一律斥之为“闲话”。但

那种种所谓“闲话”，不都是最基本的事实吗？既是事实，那么悠悠之口，

又如何防堵！

正是因为存有这种先天性的不可克服的弊端，随着1925 年徐志摩的再度

游欧，早期新月社实际上即不可避免的武微了。

1927 年国内局势的动荡，使得闻一多、梁实秋、潘光旦等这些新知旧友

难得的会聚到了上海。现在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条件无不俱备。

生性好动的徐志摩不由又技痒起来，倡议大家联络起来，继续早期新月社的

未竟事业。

按照梁实秋的说法，新月社的重新开张是比较顺利的。这是因为它反映

了大家共同的要求：“与其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倒不如大家拼拼凑凑来办一

个刊物。”所以这才能一呼百应，计日程功。

这次出力最多的，除徐志摩外，还有戏剧家余上沅。他们两人不仅负担

联络朋友互通声气的组织任务，还具体负责寻找地点筹办刊物的工作。他们

在法租界环龙路环龙别墅四号租了一幢小小房屋，做为开办书店与刊物的办

公地方。徐志摩倾心热爱印度诗圣泰戈尔，创办早期新月社时，即以泰翁的

一部诗集为名。如今，他犹不能忘情于此，提议仍沿用“新月”旧名。对此

大家均无异议，唯有闻一多稍有不同的想法，以为“绅士趣味”太重一些。

事情更深一步进展的时候，出了一点小小的不愉快。那是有一天梁实秋、

闻一多、饶孟侃等人正在潘公旦家里聚会，忽由余上沅传来了消息，说是拟

议由胡适之任未来新月社的社长，徐志摩担任《新月》月刊的主编。梁、闻、

潘、饶等人立即提出了异议，认为“事情不应该这样的由一二人独断独行，

应该更民主化。”这个意见获得了同人们广泛赞同。徐志摩“何等明达”，

马上接受了大家的建议，主张“改为集体编辑”，而实际发挥领袖作用的“胡

大哥”，则根本不再“列名其间”。

至少就梁实秋个人说来，对新月社进行的情况是非常满意的。他最为欣

赏团体内部的那种互不干预、互相独立的宽容气氛，虽为一体，但又“各有

各的思想路数，各有各的研究范围，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职业技能。

彼此不需标榜，更没有依赖，办刊物不为谋利，更没有别的用心，只是一时

兴之所至。”那时及以后，他最乐于引用胡适的一句隐有所指的自负语：“狮

子老虎永远是独来独往的，只有狐狸和狗才成群结队！”他以此律己，同时，

也以此为骄傲。

对于新月社新组成的阵容，梁实秋也非常自负，他对其中的主要人物一

一品评说：“胡先生声名蚤立，而且在我们这一辈中齿德俱隆，不奉他为魁

首，也自然是领袖。志摩风流蕴藉，才华冠世；一多热烈衷肠，学养深厚；

光旦见识卓绝，外圆内方；其他各人亦无不凤骨凛然，都是所谓特立独行之

士，”说到他自己，虽自谦为“忝附骥尾，最少建树”，但也以“于当世纷

纭左右夹攻之间，亦未敢不勉”自期。言语之间，隐隐流露出些微的骄傲与

自豪。

正是中国的一个多事之秋，在上海的黄浦江畔，一轮新月冉冉升起了。

它存在了不过短短的三四年时间，然而，围绕着它，在以后的岁月里却发生

了许多复杂而有趣的文坛纠纷，成为新文学史上最热闹也最引人注目的篇页

之一。其间的是是非非、曲直恩怨，迄今仍为人们聚讼不休，仍是现代文学

史家们最感头疼的问题之一。

三、海上生“新月”（下）

1928 年3 月10 日，装帧设计十分别致的《新月》月刊在上海由新月书

店出版发行了，这意味着后期新月社的正式开始。刊物的设计出自闻一多的

匠心，“版型是方方的，蓝面贴黄签，签上横书古宋体‘新月’二字。面上

浮贴一张白纸条，上面印着要目。”梁实秋说这是参考了英国十九世纪著名

文艺杂志yellowbook（按意为《黄皮书》）的外观形式。《黄皮书》者乃是

一种季刊，主要收诗、小说、散文及美术作品，作者多为当时文坛著名人士，

在英国甚至整个欧洲都大大有名。

梁实秋认为，不说别的，单是《新月》的版式形式，在当时就足以使人

耳目一新。他甚至说“国内很少人看到过这《黄皮书》。假使左派仁兄们也

知道有所谓《黄皮书》者，恐怕他们绝不会放过这一个可以大肆抨击的题目。”

后期新月社确实是极一时人才之盛，所以刊物的内容也足以同新颖醒目

的形式相副。在创作上，他们很努力，也很执着，扎扎实实地致力于文艺事

业自身的发展。在他们看来，“谈文学，一切主义俱属空谈。重要的是作品。”

梁实秋说过的一段话，可以代表他们共同的思想倾向：“就文艺而论，《新

月》走的是正常的文艺发展的道路? .利用文艺为工具也未尝不可，不过不

能认为那就是文艺的唯一的正当用途，更不能喧宾夺主的排斥正常文艺的作

用。不要误信什么‘为人生而艺术’‘为艺术而艺术’的两分法，这是晚近

的硬制造出的一种衡量的标准。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原是指十九世纪末的

颓废派的主张而言；所谓‘为人生而艺术’则文学史上根本没有这么一个说

法。凡是文学都与人生有关。没有人生还谈什么文学？不过人生范围很广，

除了政治经济等要素之外还有别的美好的境界。《新月》没有偏执，没有‘为

艺术而艺术’的倾向，同时也不赞同以文学为政治宣传工具的说法。”

后来，梁实秋在攻击左翼文学运动时，也总是由此立论：“普罗文学运

动，象其他的许多运动一样，只是空嚷嚷一阵，既未开花，亦未结果，因为

根本没有生根? .没有货色，嚷嚷什么运动？而货色又绝不是嚷嚷就出得来

的。”

许多年后，胡适之在谈到自己的文化活动时，引用了佛典中的一句话，

叫做“功不唐捐”，意思是说“努力必不白费，有耕耘即有收获”。如果单

就后期新月社而言，应该说，胡适的这后是反映了某些基本事实的。《新月》

月刊自1928 年创刊，到1933 年6 月停刊，其间始终未曾间断，共出了四卷

四十三期。这四十多大本刊物中，主要收载了诗、小说、散文、戏剧、评论

等各体创作，可谓洋洋大观。与此同时，新月书店的生意也堪称红火，胡适

出版了畅销一时的《白话文学史》上卷，闻一多出版了同样畅销的诗集《死

水》；徐志摩出书最多、也拥有更多的读者，象诗集《翡冷翠的一夜》、《猛

虎集》、《云游》、散文集《巴黎的鳞爪》、《自剖》等，都是一纸风行使

洛阳纸贵的著名作品。优生学家潘光旦出版了《冯小青》、《家庭问题论丛》、

《人文主物学论丛》，陈西滢出版了《西滢闲话》，凌淑华出版有《花之寺》，

陈衡哲出版有《小雨点》，沈从文出版有长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及短

篇小说集《密柑》与《好管闲事的人》等。另外，丁西林的《西林独幕剧》、

陈梦家的《梦家诗集》、《新月诗选》，曹葆华的诗集《落日颂》、余上沅

的《国剧运动》、以及徐志摩、沈性仁译《玛丽玛丽》、伍光建译《造谣学

校》、《诡因缘》、顾中彝译《威尼斯商人》、刘英士译《欧洲的向外发展》、

陈西滢译《少年歌德之创造》等，都在新月书店先后出版。

至于梁实秋，也不肯后人，他在新月书店出版的著作有《浪漫的与古典

的》、《文学的纪律》、翻译有《阿伯拉与哀绿绮思的情书》、《潘彼得》、

《织工马南传》及《白璧德与人文主义》等多种。

据近人统计，新月书店开办的几年间，共出版各类图书近百种。

新月书店后来迁往望平街，是“黑黝黝的一间屋子”，可是货架上内容

充实，光怪陆离。正如梁实秋所说：“生意不恶”。他们之所以敢于有恃无

恐地向左翼作家伸出手掌大叫：拿出货色来！大概其所“恃”就在这里吧。

后期新月社在文艺上的努力是很全面的，但若论实际成就与发生影响之

大，还要推诗歌与评论。

谁都承认，徐志摩与闻一多是新月社诗歌创作的两巨擘。梁实秋对这两

位浪漫气质浓厚的诗人都推崇有加，但就诗论诗，他又似乎略有轩轾，他好

象更倾心于徐志摩一些。他评徐志摩，主要是攫住了一个情字，以为徐志摩

的一生是“唯情”的一生。论及徐志摩其人，他是有保留的，认为诗人终生

都生活在一种对“爱、自由与美”的不切实际的幻梦憧憬之中，因为“人生

是现实的，现实的人生还需要现实的方法去处理。偶然作个白昼梦，想入非

非，任想象去驰骋，获得一时的慰安，当然亦无不可”，“但是这究竟只是

一时有效的镇定剂，可以暂时止痛，但不根本治疗。人生的路途，多少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