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地践踏出来了,人人都循着这路途走,你说它是蔷薇之路也好,你说
它是荆棘之路也好,反正你得乖乖地把它走完。所以想飞的念头尽管有,可
是认真不得。照他看来,精神长久地沉醉于幻梦之中,逍遥于昊天之上,其
结果一定会“飞得越高,跌得越重”。
梁实秋的观点,鲜明地划分开了理性人生和浪漫人生的界限。但从一个
高明的文艺家的角度出发,他又十分确切地意识到,正是徐志摩这种迥异于
其他人的浪漫人生,才造就了他那风采灿然的卓异浪漫艺术。知人论世,梁
实秋于徐志摩这个人有所保留,但对他的诗歌艺术却是十二万分的肯定:“志
摩的诗之异于他人者,在于他的丰富的情感之中带着一股不可抵拒的
‘媚’。这妩媚,不可形容,你不会觉不到,它直诉诸你的灵府? .志
摩的诗是他整个人格的表现,他把全副精神都注入了一行行的诗句里,所以
我们觉得在他诗的字里行间有一个生龙活虎的人在跳动,他的音容、声调、
呼吸,都历历如在目前。他的诗不是冷冰冰的雕凿过的大理石,是有情感的
热烘烘的曼妙的音乐。”
斯人往矣,但我们后人可否从徐志摩身上获得这样一种启示呢:世间最
动人的艺术,当推那些与其创造主体的生命律动保持了最为内在谐调统一性
的艺术!
梁实秋论诗,主张“凡是艺术没有不重形式的”。他具体地阐述这一主
张说:“如何能使新诗更象样,不是官方的文艺政策所能奏效,亦不是文学
批评家的意见所能左右,完全要靠诗人们自己的努力创作。旧诗做不下去,
要做新诗,但新诗仍然要使用旧诗的若干技巧,这才是一条正确发展的路
线。”他为新诗规定的最高标准是:“讲究文学修饰之美,追求境界之高超,
以及情感表现之深邃。”
基于这种认识,梁实秋对老朋友闻一多的新诗创作也大力推崇。闻一多
因过分追求诗歌外形上的排列组合,被时人讥为“豆腐干体”。梁实秋对此
独表赞同,认为中国传统的绝句律诗便是“豆腐干休”,而其优秀之作,历
数千年犹为人所乐读,“新诗印成豆腐干形,又有何妨?”
梁实秋常把闻一多同徐志摩放到一块比较来谈,说他们两人都是“浪漫
派”,其区别在于:“闻一多沉郁,而徐志摩轻灵;闻一多以功力取胜,而
徐志摩以灵感见长;闻一多受西方伯朗宁、济慈的影响较大,而徐志摩更明
显地表现出得力于哈代的痕迹。应该说,这都是知人之论。
梁实秋毫不讳言,他的诗歌理论和审美情趣同闻一多又有着相当大的区
别,譬如与新月派同时,诗坛上崛起了以李金发为代表的一批“象征派”诗
人,专以做“晦涩”“朦胧”的诗歌为务,其流风余韵甚至波及新月派中一
些年轻诗人。胡适径称这类诗为“笨谜”,尽管他本着“但开风气不为师”
的主张,对这种诗风”从来不加批评”,只是“静静的旁观”,但实在看不
下去时也会“摇头叹息”。梁实秋不象胡适那样,非得把“明白清楚”作为
诗的第一要务,说“诗就是近于谜,不过不应该笨而已”,但也大不以李金
发等人的诗为然,公开表示:“他的诗大概是受法国的象征派诗人的影响,
我不大看得懂。”在这一点上,梁实秋与闻一多就表现出绝大的不同。讲究
形式却不免为形式所累的闻一多有一次当面对梁实秋说:“你自管不懂,他
的诗里有东西。”梁实秋反问有“什么东西”,闻一多没有说出来。——公
正他说,象李金发诗歌的奥妙,不仅闻一多说不出未,恐怕任何人都难以说
出来;“东西”或许有,其奈过于荒诞、晦涩何!
谈到这一时期梁实秋的交游,在后期新月社内,胡适具有不容忽视的位
置。不同于闻一多、徐志摩的是,梁实秋与胡适的关系,在于师友之间,他
对胡适更多的是敬仰、尊重。他后来多次表示:“我从未说过‘我的朋友胡
适之’。”
梁实秋最敬佩胡适的地方,主要在于他认为胡适是最完整集中地体现了
传统知识分子极看重的“学问道德”的现代学人。
讲道德,梁实秋认为胡适平生大节无亏,在任何情况下都绝无依傍,决
不借助身外的力量以自重,始终保持了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胡适不迂阔,懂得政治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他也喜欢谈政治。但梁
实秋又很佩服他“无意仕进”“最多不过提倡人权”。甚至后来蒋介石推荐
他做第一任总统,他都不肯答应。抗战中,胡适激于民主大义,不得已做了
一任驻美国大使,也保持了一个优秀知识分子的风操,“数年任内,仆仆风
尘,作了几百次讲演,心力交瘁。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须报销的。胡先
生从未动用过一文,原封缴还国库,他说:‘旅行演讲有出差交通费可领,
站在台上说话不需要钱,特支何为’?”在政治活动方面,梁实秋认为胡适
本人说过的一句话最为耐人寻味:“我不能做实际政治活动。我告诉你,我
从小是生长于妇人之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梁实秋曾做过猜测:“是否
指自己胆小,不够心狠手辣?”
“大凡真有才学的人,对于高官厚禄可以无动于衷,而对于后起才俊则
无不奖爱有加。”这是梁实秋讲到胡适另一面时说过的话,接下去他还说胡
适的家庭就是一个小小的社交场所,“每逢星期日,‘家庭开放’,来者不
拒,经常是高朋满座,包括许多慕名而来的后生。”“他与人为善,有教无
类的精神是尽人皆知的。我在上海中国公学教书的时候,亲见他在校长办公
室不时的被学生包围,大部分是托着墨海(砚池)拿着宣纸请求先生的墨宝。
先生是来者不拒,谈笑风生,顾而乐之,但是也常累得满头大汗。一口气写
二三十副对联是常事。先生自知并不以书法见长,他就是不肖拂青年之意。
在北京大学的时候,他的宾客太多,无法应付,乃订于每星期六上午公开接
见来宾,亲朋故旧,以及慕名来访的,还有青年学子来执经问难的,把米粮
库四号先生的寓所挤得爆满。? .乐于与青年学子和一般人士接触的学者,
以我所知,只有梁任公先生差可比拟,然尚不及胡先生之平易近人。”胡适
有一笔钱,专门用于资助一些青年出国留学,言明日后归还,以便继续供应
他人。胡适自己对此有说明:“这是获利最多的一种投资。你想,以有限的
一点点的钱,帮个小忙,把一位有前途的青年送到国外进修,一旦所学有成,
其贡献无法计量,岂不是最划得来的投资?”当年有个贫苦学生出国求学,
缺乏资斧,仅凭了梁实秋和另外两人的一纸书信,就取得了胡适自立的这笔
专款。在这类看上去很琐屑的小事上,梁实秋认为能够体现出一个人最大的
“道德”。
在“日记的故事”里,梁实秋也体味出了胡适的过人之处。那是一次他
同徐志摩等人去看望胡适,适值正在会客。胡太太把他们领到了楼上书房内,
等待期间,徐志摩在书架前随意翻览时,忽然大叫一声:“快来看,我发现
了胡大哥的日记!”他们几个人又惊又喜,正看得得意之际,胡适上了楼,
笑着说:“你们怎可偷看我的日记?”随后严肃的说了一番梁实秋认为很有
深意的话:“我生平不治资产,这一部日记将是我留给我的儿子们唯一的遗
赠,当然是要在若干年后才能发表。”
讲学问,梁实秋并不以为胡适的头脑就比别人特别聪明,才学在现代学
人中也不算最顶尖,但他衷心景仰胡适一贯坚持的“但开风气不为师”的精
神。他说:“一个人在一生中有限的岁月里,能做的事究竟不多。真富有创
造性或革命性的大事,除了领导者本身才学经验之外,还有时代环境的影响,
交相激荡,乃能触机而发,震烁古今。少数人登高一呼,多数人闻风景从? .
开风气的事,一生能做几次?”从这个观点出发看胡适,新文化运动时代他
提倡白话文、新文学革命,新月社时代提倡思想自由和人权运动,在梁实秋
看来,都是足以传之千秋的不朽功业。
对胡适做学问的具体方式,梁实秋本有不同看法。当年,胡适花费了极
大精力研究《水经注》,有一回还很得意的打开他的书橱让梁实秋参观,指
点着数十个硬纸夹说这是赵一清的说法,那是全祖望的说法,最后的是我个
人的说法等等。梁实秋貌虽恭谨,但实际上一点也听不进去,最后实在忍不
住说:”先生青年时写《庐山游记》,考证一个和尚的墓碑,写了八千多字,
登在《新月》上,还另印成一个小册,引起常燕生先生一篇批评,他说先生
近于玩物丧志,如今这样的研究《水经注》,是否值得?”“不然”,胡适
正色回答道,“我是提示一个治学的方法。前人著书立说,我们应该是者是
之,非者非之,冤枉者为之辨诬,作伪者为之揭露。我花了这么多力气,如
果能为后人指示一个作学问的方法,不算是白费。”一席话说得梁实秋肃然
起敬,不由再一次想起了胡适那幅著名对联:大胆的假设,小心的考证;认
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梁实秋佩服胡适,佩服的是他把做学问和做人很好
地谐调到了一起。
照梁实秋看来,胡适是可敬的,同时又是可爱的。他一点也不是那种呆
滞迂腐的冬烘先生,不仅温和、严正,而且活泼、纯洁、富有朝气,甚至保
持了一幅炽热天真的赤子心肠。他不虚假、不矫饰、不做作,对人热诚、直
率。梁实秋记录了他的一则趣事:“有一次他的朋友结婚,请他证婚,这是
他最喜欢做的事,筵席只预备了两桌,礼毕入席,每桌备酒一壶,不到一巡
而壶罄。胡先生大呼添酒,侍者表示为难。主人连忙解释,说新娘是
temperanceleague(节酒会)的会员。胡先生从怀里掏出现洋一元交付侍者,
他说:‘不干新郎新娘的事,这是我们几个朋友今天高兴,要再喝几杯。赶
快拿酒来。’主人无可奈何,只好添酒。”另有一次,新月社的几个朋友在
胡适家里聚餐,忽然徐志摩风风火火地冲进来,怀里抱着一本厚厚的精装书,
原来是一本图文并茂的德文“色情书”。正在大家争相传观时,胡适忽作惊
人之语:“这种东西,包括改七芗仇十洲的画在内,都一览无遗,不够趣味。
我看过一张画,不记得是谁的手笔,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
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一点含蓄。”此语一出,
大家慢慢回味一番,不禁个个“为之粲然”。
“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
难,见得思义。”综评胡适其人,梁实秋以为中国的这套古语是最恰切不过
的。
四、新月社的首席批评家
在后期新月社内,梁实秋是以首席文艺批评家的姿态出现的。他简直成
了“理性”精神的化身,青年时代的一切浪漫与激情,似乎在他身上全都荡
然无存。他放弃了曾一度酷爱过的诗歌创作,也不再写小说,凡具有抒情倾
向的东西,他现在一概弃之:蔑如,只是专注于以理性的解剖刀去剖析、分
解、整合,以做一:个高明的文艺批评家为满足。
看一看他这一时期的“成果”,确实也很惊人。在新月书店,他连续出
版了《浪漫的与古典的》和《文学的纪律》两本文艺批评专著;在《新月》
月刊发表的数十篇文艺专论,后来亦辑为《偏见集》出版;鼓吹人权、提倡
思想自由的许多文字,则由胡适编成《人权论集》出版。
不管梁实秋的这些著作在许多人看来存有多么严重的问题,与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相距多么遥远,但有一点总得承认:梁实秋是一位文艺批评大家。
我们尽可对他论著中的某些思想观点提出批评意见,但如真能贯彻实事求是
思想作风的话,我们就须肯定,他的这些论著在反映出一个训练有素、有良
好理论素养和人格涵养、有良好艺术鉴赏能力的人的艺术思维具有极大的合
理性、独创性和系统性。至少,这些论著坚持了从文艺本身出发谈文艺、从
创作规律出发谈创作的原则,坚持了一种在我们看来在当时并不多见因而弥
足珍贵的良好文风。
之所以说梁实秋的文艺思想具有系统性,在于他攫住了一个
明确的思想支点。正是由于确立了这个“支点”,他的其它许多理论主
张才赖以成立。这个“支点”不是别的,正是引起了文艺界复杂纠纷并且直
到现在还在热烈争论的“人性论”。
人性,堪称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古老的命题之一,中外古今的许多优秀哲
学家都曾对这个命题进行过深入而严肃的思考。把人性的概念引入文学范
畴,深入地观察、分析其在文学创作这种独特精神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观
察分析其同其它观念的相互关系,应该说,不仅是可以允许的,而且也是十
分必要的。在我们看来,只要是真正的思想探求,对于丰富和深化人类的思
维活动,进而推动整个人类文明地发展和进步即是有益的。
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