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梁实秋建立于“人性论”基础上的文艺思想体系，同许多严

肃的文艺家们一样，有其独特的成就，也不可避免地存有局限与不足。这些

都不是我们要说的。我们在这里只想着重强调一点：作为精神上的探险活动，

梁实秋三十年代以“人性论”为核心所进行的文艺批评，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不加任何虚饰和歪曲的引证梁实秋关于人性论的一些具体主张，对于擦

亮人们的眼睛，以对问题作出公正、合理的判断，可能是有益的。

关于文艺的起源，迄今为止的学说可谓多种多样。梁实秋是主张“模仿

说”的。也就在谈论这个问题时，梁实秋把“人性论”引进了文艺领域：“诗

是人类活动的模仿。诗是以人为中心的，因为宇宙即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人

性的表现不在其静止的状态里，而在其活动的状态里。人有动作，所以人才

有品格。诗要模仿人性，所以不能不模仿人类的动作。所谓动作者，可以是

物质的实体的动作，然亦可以是精神的心灵的动作。”

人有“品格”，用理论语言来表述，即人有“人性”，于是，梁实秋找

到了文艺所据以产主的起点：“文学的国土是最宽泛的，在根本上和在理论

上没有国界，更没有阶级的界限。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不同的地

方是有的，遗传不同，教育不同，经济的环境不同，因之生活状态也不同，

但是他们还有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

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

他们都有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

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共同的“人性”？阶级隶属不同的人之间，是否也有

相通之处？我们过去回答说没有，而梁实秋的回答是；“有。”他认为人性

之所以为人性，就在于他的普遍性和永恒：性，因之，人性也就成为文学中

的恒久描写对象：“人生是变动：的，但人生亦有其不变动者在，这一点不

变动的便是亚里士多德所谓之‘普遍性’，‘永久性’，亦即‘真’，亦即

“理想”。诗人所模仿的也就是这普遍的永久的真的理想的人生与自然。”

自从获得这个发现之后，梁实秋一直充满了自信。翻开他本时期的论著，

使用频率最高的便是“人性”二字了。他喋喋不休地到处说教：

“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不变的人性，从人心深处流出来的情思才

是好的文学，文学难得的是忠实，——忠于人性。

“文学家不接受任谁的命令，除了他自己的内心的命令：文学家没有任

何使命，除了他自己内心对于真善美的要求使命。

“文学所要求的只是真实，忠于人性。

这个现象是耐人寻味的。

慨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轫以来，周作人第一个喊出了“人的文学”口号，

犹如石破天惊的一声，震动了当时整个思想文化界。十年以后，梁实秋又一

次把“人性”鲜明地写到了文学的旗帜上，提出把人性作为一切文学创作的

出发点和最后归宿。由于时势各异，周作人“人的文学”和梁实秋的“人性

论”中所包含的内涵可能不尽一致，但他们在一个基本问题上是共同的，即

全把目光一致投向了天地间那个最神圣、也最神秘的字眼：人！

比起周作人，梁实秋的思想在人与人性的命题上停驻得更为长久（事实

上，此后梁实秋终生都坚持了人性论的文学观点），因而，就有可能对这个

问题作更为深入透彻的理论探索，新月时期，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主张值得

我们注意。

一、他十分强调文学的“严重性”。所谓“严重性”，用不够确切的另

一个词来代替的活，就是“严肃性”，也即是说文学作品必须寓有丰富深刻

的“意义”。为什么会这样呢？梁实秋的解释是“有思想做中心的作品，才

是有骨头的有筋络的作品，才能动人。”

但是梁实秋所谓的“思想”，决非说教，而是对复杂奥妙人生的深入挖

掘与剖析：“文学的目的是在借宇宙自然人生之种种的现象来表示出普遍固

定之人性。”他特别神往于文学家在进入创作过程时的那种神圣感、使命感

和悲壮感，认为“文学家之从事于创作是由于内心的要求，并且自己知道是

别人写不出的，只有自己才能写，才能写得好，有这样的要求与把握，然后

才配称为创作。我们读伟大的文学，也该存着同等程度的虔诚，因为我们将

要在文学里认识人生，领悟人生。”创作者要以深刻地反映人生为务，阅读

者从作品中也应尽力去体悟人生，要“整个的心要钻进作品里面去，才能尝

到这作品的美妙。”

因而，有两种创作倾向是梁实秋所绝对不能容忍的。一是“游戏说”，

二是“工具说”。对前者，他以为那实际等于“把文学的标准定在群众的胃

口”，是“对文学缺乏严重性”的表现。对后者，他尤其持强烈否定态度。

在他看来，把“文学当作宣传品，当做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实际上是张

扬了“集团的观念”，而扼制了“个人的情绪”，结果同样远远违背了“文

学是属于全人类”的根本宗旨。

“文学是男性的，强健的；不是女性的，轻柔的。”在分析了文学的“严

重性”的种种之后，梁实秋将之一句话归总，作了这样一个高度的概括。

二、文学既是“严重”的，不必说，文学作品所具有的“力量”必定会

被非常重视。那么，怎样才能尽其可能地使作品具有更大的力量呢？梁实秋

说：“文学的力量，不在于开扩，而在于集中；不在于放纵，而在于节制。”：

正是由此出发，梁实秋又提出了文学的“节制说”。在梁实秋所有的文学主

张中，这大概是最为复杂也最易产生歧议的一项了。

看来，他确实是太过份地迷恋于自璧德的“新古典主义”了，真诚地把

理性和节制奉为创作的圭泉。他所用于作为衡量文学作品优劣标准的，总是

“相当的分寸”“常态的人生”“健康”“尊严”“合度”一类不能不令人

产主疑惑的概念。何谓节制？他的回答很干脆：“就是以理性（reason）驾

驭情感，以理性节制想象。”他以为“文学的效用不在激发读者的热忱，而

在引起读者的情绪之后，予以和平的宁静的一种舒适的感觉。”如同第一流

的雄辩家，在演讲过程中，必要“用各种艺术的技能使听者为之动容，为之

情感兴奋”，但到了结尾的地方，“必须慎重的把紧张的空气弛松下来，使

听者复归于心平气和之境。”照梁实秋的说法，这就是合乎“法度”。

这样，疑问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人所共知，人性的复杂正不亚于我们身

外的大宇宙，既是不可穷尽的，又是不会被彻底认知的，要把全面反映如此

复杂人性为追求的文学，纳入到那么一种单一、规整的“法度”之中，难道

是可能的吗？合理的吗？这是其一。其二，人性有复杂性，同时又具有完整

性，至少，感情该是构成人性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梁实秋倡扬文学的“节制

说”，不能不极力推崇“理性”，而排斥贬抑“感情”，甚至于说“以理性

与情感比较而言，就是以健康与病态比较而言。”这又是合理的吗？

由此可以看出，梁实秋在这里确实犯了过分“贵族化”的错误。但这个

错误的根源决不在他的“人性论”，恰恰相反，是他由于在执着于某一方面

的追求时不知不觉偏离了人性论的方向所致。

三、梁实秋的审美水平是相当高的。很有意思的是，他考察文学的“形

式”之美时，也很讲究“纪律”“法度”，但由于“形式”不同于“精神”，

只有优劣，没有正误，故而，梁实秋在文学“形式”上的见解还是有特殊贡

献的。

“能有守纪律的精神，文学的形式方面也自然的有相当的顾虑。”这是

梁实秋谈文学“形式”的出发点。也是颇为精彩的一个论断，——他这句话

后面还有一句是“有纪律的形式，正是守纪律的精神之最具体的表现。”但

说法是否成立就得另说了。这里，文学毕竟不同于数学，定理和逆定理同时

都是真理。

有了这个出发点，梁实秋很容易的推导出一个很有美学价值的关于“形

式”的结论：什么是形式？“文学的形式是说文学的内质表示出来有没有一

个范围的意思。”他又说：形式的“意义乃在于使文学的思想，挟着强烈的

情感丰富的想象，使其注入一个严谨的模型，使其成为一有生机的整体。”

梁实秋在这个问题上的头脑是相当明晰的。他深以为由“形式”这种内

在性质所规定，创作者尽力追求的应是“单一，是在免除枝节，是在完整，

是在免除冗繁。”他借用了《红楼梦》中黛玉教香菱学诗的一段话，说明形

式是“自由的”，不固定的，只要辞能达意即为好形式：“词句究竟还是末

事，第一是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

以词害意? .。”“形式”应该随“意趣”的需要，随时创造，“象是一只

新鞋，初穿上去难免有一点拘束，日久也就适舒。”

这又表现出梁实秋是一个真懂文学的高明者。

五、鲁、梁之争

发生在二十年代未的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大的

历史公案之一。这场论争，涉及范围广，影响深远，其间的是是非非又扑朔

迷离，复杂难辨，所以一向是人们最为关注的热点。

历史有时喜欢同人类开玩笑，来检验人类社会的文明是否真的象人们自

己自诩的那样，有那么光辉夺目。它往往以一个看上去非常微不足道的小事

故，位一代以至几代人丢脸，看上去就象那一时期的人们全都没有睁开过眼

睛，连最清楚不过的基本事实都看不到，从而使人们蒙受屈辱。

轰动一时的鲁、梁之争，两家的文字俱在，证据齐全，应该说，本来不

算多么复杂的大问题。把其中的起讫脉络整理清楚，明白了两个人之间曾有

过那么一段纠葛，也就完了。然而，有一个时期，我们好象整体性地头脑运

作逸出常规之外，开始了对这桩小事无休无止的聚讼、演绎，从一字一句间

挖掘微言大义。其结果，事情不是愈搞愈明白，相反，而是愈来愈被蒙上更

多的迷雾，最后终于搞得面目全非。

假如我们能够断然抛弃过去被我们反复使用并被证明完全错误但现在仍

爱不忍释的那种思维方式，那么，就可以说，尽管物换星移，时间已过去六

十多年，论争的主要两个对手都已作古，要想把事情整理清楚，还是不太困

难的。

无可怀疑，鲁迅与梁实秋的分歧，是一种思想的分歧，因而是一种深刻

的分歧。鲁迅，作为近现代以来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对中国的历史与现状

有着最清醒、最深刻的洞察。他同时是一个热烈的战士，强烈的历史使命意

识使得他的精神始终处于高度的亢奋状态中。在中国社会向着现代化方向的

艰难行进中，他投入得最彻底，也最真诚。而梁实秋，远不象鲁迅那样执着

于中国社会的改革事业，他满足于自身的卓越教养，也满足于一种正常合度

的行为方式。他善良、正直、有高尚的人格，但他“贵族化”的精神追求，

使他生怕迸溅上一星变革战场上的血污。因而，他宁可远远离开社会关系的

中心漩涡，做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到他认为值得献身的事业中发挥才智，

过一种正常、合理的生活。但谁若因此而以为梁实秋这样的人是阻碍历史发

展的反动力量，又是极大的错误。因为归根结底，就思想观念深处来说，他

们都是当之无愧的新型知识分子。无论怎么说，比起那些毫无特操，只会见

风转舵随波逐流的芸芸者流，比起那些毫无“人性”，失去正常行为准则，

以摧残折磨别人为乐的人，比起借尸还魂的封建思想观念、封建的行为方式

来，梁实秋们显然都处于一个性质根本有别的思想水平上。

弄清楚了这种关系，也就容易弄清楚鲁迅与梁实秋头一个回合交手的性

质了。

那是梁实秋从美国回来之后不久。在北京《晨报副刊》上，他发表了一

篇题为《卢梭论女子教育》的文章。1927 年11 月，《复旦旬刊》创刊，编

者向他约稿，他把这篇文章又拿来重新发表了一次。文中，梁实秋再次把伟

大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大大攻击了一番，并对女子的教育问题发了一通议

论。其时，恰值鲁迅刚刚从广州来到上海，定居于景云里。景仰卢梭的鲁迅

对梁实秋的观点自然深为不满，在梁文发表一个月后，鲁迅写下了《卢梭与

胃口》的杂文，发表在翌年的《语丝》周刊上，从而揭开了鲁、梁论争的序

幕。

问题是，鲁迅对梁实秋的不满迅速由对卢梭的不同看法扩展到“人性论”

的问题，相隔仅两天，他又写了著名的《文学和出汗》一文，一个多月后，

在《拟豫言》一文中，他还以杂文笔法把梁实秋着实嘲弄了一番。实事求是

的说，这就不仅显得多余，而且有些过分。梁实秋在深感震惊之余，不能不

接受这一严重的挑战。应该说，对文坛前辈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