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他过去一直是很敬重的。

而现在，他不得不拿起笔来应战了，尽管他十二分的不情愿。

毫无疑问，如单就卢梭问题看，鲁迅是正确的。无论是作为一个个体生

命，还是对人类思想文化所作出的贡献，伟大的卢梭都是永远值得后人景仰

的。梁实秋出于一己的偏见，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斥责卢梭，终致引起鲁

迅的愤慨，正是理有固然。鲁迅说：“做过《民约论》的卢梭，自从他还未

死掉的时候起，便受人们的责备和迫害，直到现在，责备终于没有完。”显

然，鲁迅不仅钦佩卢梭，而且表现出一种感同身受般的深厚同情。对比之下，

梁实秋把卢梭说得一无是处，显而易见的是难以让人首肯的偏见。

但是，使梁实秋隐隐感到不安并且很不服气的，是鲁迅进行争论时的“态

度”。确实，在上列三篇杂文里，鲁迅的文笔是有些不大客气，其中“对人”

而不是“对事”的“刺”的确过多了些，象“梁实秋教授”“上海的教授”

“美国开演《玉堂春》影片，白璧德教授评为决非卢梭所及”一类语言，确

乎会使人感到极大的不舒服。

因此，梁实秋在回敬鲁迅时，不可避免地也带上了意气用事的成份。不

过，我们须得承认，梁实秋的眼力和文笔真也不凡。老辣如鲁迅，似乎也悚

然而惊，予以了高度重视。

梁实秋反击鲁迅时所抓到的问题，正是鲁迅先生相当敏感的一个问题。

他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

说那里有毛病，于是也有无穷无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

的不满：这一副药太冷，那一副药太热，这一副药太猛，那一副药太慢。把

所有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好象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

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所作的样子。”

多年以来，鲁迅在文坛上以一支笔横扫千军，所向披靡，一直慨叹碰不

上一个象样的对手，常常为“水战火战，日战夜战敌手都消灭了”而感到孤

寂无聊。现在，凭借直感，他明自终于碰上了一个理想的“敌手”。如同看

到了红布衫的斗牛一般，先生的情绪立即亢奋起来。他在不太长的时间内，

写出了一大批火药味更浓的文章，象集束手榴弹般朝对方掷了过去。

这里面有专门针对梁实秋“不满于现状”之说的。象——

“新月社中的批评家，是很憎恶嘲骂的，但只嘲骂一种人，是做嘲骂文

章者。新月社中的批评家，是很不以不满于现状的人为然的，但只不满于一

种现状，是现在竟有不满于现状者。

“梁实秋先生这回在《新月》的‘零星’上，也赞成‘不满于现状’了，

但他以为‘现在有知识的人（尤其是夙来有‘前驱者’‘权威’‘先进’的

徽号的人），他们的责任不仅仅是冷讥热嘲地发表一点‘不满于现状’的杂

感而已，他们应该更进一步的诚诚恳恳地去求一个积极医治‘现状’的药方。”

有针对梁实秋确实存在的精神“贵族化”倾向的，象——

“梁实秋先生们虽然很讨厌多数，但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

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

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的满足。”

也有并不针对什么具体问题，只是行文中兴之所至顺便捎带上的。譬如，

1928 年5 月22 日鲁迅北上省亲时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所作的题为“现今的

新文学的概观”的讲演中，在对文坛进行“全景扫瞄”式的鸟瞰中，即以漫

不经心似的方式把包括梁实秋在内的“新月派”大大挖苦了一下。鲁迅的原

话是：“在文学界也一样，我们知道得太不多，而帮助我们知识的材料也太

少。梁实秋有一个白璧德，徐志摩有一个泰戈尔，胡适之有一个杜威，—一

是的，徐志摩还有一个曼殊斐儿，他到她坟上去哭过。”

使得鲁迅与梁实秋的矛盾更为深化、几乎具有了对抗性质的另一个分

歧，是由对翻译的不同看法产生的。

为了丰富中国文字的表现能力，进一步与世界文化认同，同时，也是为

了尽量保持原来文字的面貌，鲁迅从在日本留学时代开始，就坚定不移地坚

持了一种他称之为“直译”的翻译原则。但梁实秋从读者接受立场出发，则

认为翻译的第一要着应该是“看得懂”。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

中，他一方面肯定“鲁迅先生的小说和杂感的文笔是何等的简炼流利，没有

人能说鲁迅先生的文笔不济”，另一方面对鲁迅的翻译则予以尖锐的批评：

“曲译诚然要不得，因为对于原文太不忠实，把精华译成了糟粕，但是一部

书断断不会从头至尾的完全曲译，一页上就是发现几处曲译的地方，究竟还

有没有曲译的地方；并且部分的曲译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而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死译就不同

了：死译一定是从头至尾的死译，读了等于不读，枉费时间精力。况且犯曲

译的毛病的同时决不会犯死译的毛病，而死译者却有时正不妨同时是曲译。

所以我以为，曲译固然是我们深恶痛绝的，然而死译之风也断不可长。”

又是“硬译”，又是“死译”，可以肯定，梁实秋这种毫不留情的冒犯，

一定大大伤害了鲁迅先生的感情，因而，他在予以回击时，也表现出更大的

愤怒。他不仅奋笔写出了那篇题为《“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的力作，

围绕翻译问题系统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一贯主张，是鲁迅杂文中理论色彩很

浓的少见作品；而且，这以后，只要抓住机会，他也准会努力把文章做得很

透很足。有时，为了加强文章的力量，他甚至不惜冒“人身攻击”之嫌。譬

如，他在一篇文章里就这样说过：“在这一个多年之中，拼死命攻击‘硬译，

的名人，已经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师梁实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赵景深教授，

最近就来了徒孙杨晋豪大学生。”字里行间，切齿之声可闻。直到1935 年，

早已经事过境迁，鲁迅先生犹耿耿于怀，在《非有复译不可》一文里旧话重

提说：“可怜得很? .译了一点文学理论到中国来，但‘批评家’幽默家之

流又出现了，说是‘硬译’，‘死译’，好象看地图? .于是乎翻译的脸上

就被他们画上了一条粉。”

如果论争被严格地限定在以上的范围，那么，双方虽然都动了肝火，使

论战意气用事的色彩不免过浓了些，但总的说来，论战还是文艺家在文艺范

畴之内进行的，前者属于个人间事，后者则更象是纯学术之争。但是，由于

这场论争是在范围更广阔、也更复杂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背景下展

开的，随着论争的深入，不仅范围在逐步扩大，而且性质也在微妙地发生演

变。最后，不同文学思想的争论终于披赋予强烈的政治色彩，从而变得愈加

复杂难辨。作为个人，鲁迅与梁实秋相互的感情也都受到了难以愈合的创伤。

使得矛盾更加激化的，是关于文学阶级性的争论。梁实秋从人性论出发，

认定“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的标准”，而一切外在的社会运动“如革命运

动复辟运动都不能藉用做量衡文学的标准”。对于当时创造社、太阳社等一

班左翼作家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口号，从一开始，他便持强烈的怀

疑态度。一方面，他承认“含有革命思想的文学是文学，因为它本身是文学，

它宣示了一个时期中的苦恼与情思”，但是，另一方面，他更为强调“文学

家的创造并不受着什么外在的拘束，文学家的心目当中并不含有固定的阶级

观念，更不含有为某一阶级谋利益的成见。文学家永远不失掉他的独立。”

也就是说，他所强调的，仍然是他一贯坚持的知识分子相对于整个社会关系

的独立地位。所以，在如何认识文学的社会效能问题上，他便和左翼作家、

同时也和鲁迅产生了严重的对立。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中，鲁迅与左翼

作家是极为重视文学在革命运动中的实际作用的。鲁迅曾明确地指出过：“在

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底地，

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那些创作，并非别阶级的文化罢了。”由

此出发，他又相当尖刻他说：“梁先生最痛恨的是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家以文

艺为斗争的武器，就是当作宣传品。他‘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

的目的’，但‘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虽然他在另外的场合，

说过革命之所以需要文艺，就因为它是文艺，而不是教科书之类的著名论断，

但那是在矫正极左思潮时阐发的思想。在同梁实秋的论争中，鲁迅更着重强

调的，是“凡文艺必有所宣传”的一面。

在这一点上，遭鲁迅痛斥的梁实秋又是如何持论呢？对于基本事实，他

是承认的，“在革命期中，实际的运动也许要把文学当作工具用，当作宣传

的工具以达到他的目的。对于这种的文学的利用，我们没有理由与愿望去表

示反对。没有一样东西不被人利用的，岂但革命家要利用文学，商业中人也

许利用文学做广告，牧师也许利用文学做宣讲。真的革命家用文学的武器以

为达到理想之一助，对于这种手段我们不但是应该不反对，并且我们还要承

认，真的革命家的炽烧的热情渗入于文学里面，往往无意的形成极能感人的

作品。”但是，梁实秋有一个极为执着的信念，即认为文学的根基乃在于“固

定的普遍的人性”，他认为文学作品不应简单地成为某种观念的传声筒，“三

民主义的文学是官方的御用品，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只是些概念的凑集”。

在他看来，真正的文学应该拥有远比“革命文学”要广阔得多的空间。

“创作的材料是个人特殊的经验抑是一般人的共同生活，没有关系，只

要你写得深刻，写得是人性，便是文学”。所以，他斩钉截铁地断言：“‘革

命的文学’这个名词根本的就不能成主。在文学上，只有‘革命时期中的文

学’，并无所谓‘革命的文学’。”

梁实秋不愧是新月社中的首席批评家，在论战中，他一方面努力建设自

己的理论系统，一方面还瞅准左翼作家确实存在的某些弊端，反复地大叫“拿

货色来”。他的这一着在当时确实有些厉害，从另一方面对许多认真的左翼

作家起到了一个提醒的作用。直到日后，他还很不无得意的说：“空嚷口号，

没有货色，表面上热闹一阵，不久就烟消火灭。连鲁迅都承认，‘拿货色来’

是合理的要求。”

论战进入最高潮的标志，是鲁迅那篇著名杂文《“丧家的”“资本家的

乏走狗”》的发表。在这之前，创造社的冯乃超曾著文称：“然而，梁实秋

却来说教? .对于这样的说教人，我们要送‘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的。”

“走狗”云云，显然说明论战的性质更加复杂化了。老辣的梁实秋马上回敬

了一枪：“《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

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

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费呢。”话说得俏皮，

而且包含了用心甚深的余意。

据说，鲁迅先生读到此文后的反应是，先是冷冷一笑，随后道：乃超还

嫩一些，这回还得我来。于是，写下了以上那篇影响深远、多年来被奉为典

范之作的名文。

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先生充分调动起他作为杂文圣手的一切潜能，以形

象化的，又是逻辑推理式时方式，把“丧家的”用“乏”了的资本家“走狗”

的套子，稳稳地戴到了梁实秋的脖颈上。应该说，从纯创作角度考虑，这是

一篇无可挑剔的杰作。

文中的精彩言论几乎能使人过目成诵：

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

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

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

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

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但是，话说到这种分寸，就说不上是思想分歧，更谈不上是什么不同文

艺思想的冲突了。因而，高潮实际也即意味着结束。此后，双方你来我往的

交手虽仍然时有发生，但那只能看作是一场激烈大战后的余波了。

和鲁迅的这场论战，给梁实秋的心灵留下了终生难以平复的伤痛。他这

个人，一贯主张宽容，主张中庸；他决没想到，一下子竟卷入如此复杂激烈

的人事纠葛之中去。论战的结局，使梁实秋感到了寒心。

以下是他进入八十多岁高龄后说过的一些话：

“《新月》没有具体组织，没有政治野心，不想对庄何人作战。我挺身

说几句话，主要的是想维护文学的尊严与健康，有人拿文艺当武器，这也未

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