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起切菜刀杀人也是常有的事，不足为奇，不过一定要说文艺只有

武器的作用，切菜刀只有杀人的效能，那就离谱太远。

“鲁迅从来没有正面和我辨论过，他总是旁敲侧击，枝枝节节的作文章，

并且时而称人为‘正人君子’，时而称人为‘白壁德的门徒’，好象是帽子

一经戴上便休想摘去。

“我与鲁迅的论战，实际上不成为论战，因为论战要有个题目，要有个

范围，鲁迅没有文学的主张，他没有写过一篇文章陈述他的文学思想。

“鲁迅的文章实在是写得好，所谓‘辣手著文章’庶几近之，但是距‘铁

肩担道义’则甚远。讲道理他是不能服人的，他避免正面辩论，他采迂回战

术，绕着圈子旁敲侧击，作人身攻击。不过他文章写得好，遂赢得许多人欣

赏，老实讲，在左派阵营中还很难再找出第二个象他这样的人才。”

1986 年时他讲到的一段话，更带有总结的性质：“回顾数十年来所谓文

坛上的风风雨雨，实际上是以政治企图控制文艺所引起来的骚扰。野心家可

以声势浩大的暄腾于一时，文学终归是文学，空嚷无益。没有文学家肯被长

久的拘囿于一个狭隘的政治性的框框之内。文学家要自由，自由发挥人的基

本人性。”他不仅重申了坚持了终生的文学思想观念，而且可以看出，对于

早成过眼云烟的那段历史纠葛，他始终耿耿在怀，未能忽然置之。

六、关于“人权”官司

梁实秋晚年回顾后期新月社的活动时，常隐隐然以在中国最早倡导了人

权运动而自豪。他历数新月社的功绩，第一项便是“思想自由的提倡”。谈

起他最为尊重的胡适之的功业，他将之概括为两点：一是领导了白话文运动，

二是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力的先驱者：是“倡导思想自由、宏扬人权思想”。

胡适之平生以“但开风气不为师”自期，梁实秋认为他的这两点历史贡献便

都是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杰出业绩。唐朝诗人杜审言病重时，宋之问等去探视，

杜审言说：“甚为造物小儿相苦。然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

恨不见替人！”梁实秋以为，“但恨不见替人”一语出诸杜审言之口，实在

名不副实。而胡适于1962 年去世后，有人问梁实秋的感触，他脱口而出说：

“死者己矣，但恨不见替人！”他反躬自问说：“胡先生所毕生倡导的民主

自由的精神，科学怀诞的态度，现在是不是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在这一方面

是不是也有一点点贡献？”

为梁实秋所如此看重的“人权”与“思想自由”问题，确是后期新月社

整个活动中的重要一项内容。

触发他们要在中国倡导人权运动的直接原因是中国的社会现实。据梁实

秋回忆，当时有两桩事实使他们受到了刺激。一是某报上报道的“华北唐山

某一老百姓被地方官吏殴辱的故事”。他们明白，在中国，“这不是偶发事

件”，而是“全国到处皆然的”。这种社会现实，极大地激发起他们的社会

使命意识。他们认为，人世间最大的不平等，莫过于人格地位上的不平等，

而检验一个社会是否公正合理，最基本的尺度也应该是是否人人都享有平等

地位，人人都拥有尊严。第二件事则直接牵连到了胡适本人。胡适编了一本

《宋人话本八种》，由亚东书局出版，书里面收有一篇描写昏君宣淫的话本

小说《海陵王无道荒淫》。书出版后被巡捕房以“有伤风化”为由没收。愤

怒的胡适找到一位律师请教，预备提起诉讼。那位律师劝慰他说：“没收是

不合法的，如果刊行此书犯法，先要追究犯法的人，处以应得之罪，然后才

能没收书刊，没收是附带的处分。不过你若是控告巡捕房，恐怕是不得直的。”

至于如何“不得直”，那位律师没有细讲，但这是大家都能心领神会的问题。

可以想见，这件事情对于胡适及新月社中人的“教训”更是深刻的。他们进

一步领教了一个“人治”国家所特有的国情。自五四运动以来，他们就热烈

地呼吁着“民主”与“科学”精神，殊没料到，时至今日，当年倡导民主自

由的先驱者反而栽在了“党国”的网罗里，对于他们（尤其是对于胡适来说）

这真是一个莫大的嘲讽。

正是受现实的直接触发，新月社中这班无拳无勇的知识分子，便热心地

倡导起“人权运动”和“思想自由运动”来。胡适一口气写出了《人权与约

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走那条

路？》以及后来惹出大乱子来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文章：一贯热衷

于政治活动的罗隆基此时刚从海外归来，立即以尖锐泼辣的笔触写出了《论

人权》、《专家政治》、《告压迫言论自由者》、《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

评’》、《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等文章：不肯后人的梁实秋也暂时抛

开玩熟了的文艺批评，转而在政治思想批评中小试牛刀，他本阶段的著译主

要有《论思想统一》、《孙中山先生论自由》、《罗素论思想自由》、《资

产与法律》等，鲜明地指出：“天下最专制的事无过于压迫思想。”一时间，

在《新月》月刊上，“人权”和“思想自由”的呼声犹如滚滚海潮，席卷而

来。其声势之大，使“新月派”一向擅长的“新格律体诗”的创作与文学批

评都一时相形见绌。

虽则新月派中人自称“我们没有政治色彩，我们都是强烈的个人自由主

义者”，但他们关于人权问题的讨论，还是立即招致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

胡适他们打出的口号是“上帝都可以批评，为什么不可批评一个人”。但手

握重权的当局却不吃这一套，明白地告知对方，“党外无党，党内无派”。

干脆了当，没一点含糊。这样，结果可想而知。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几

枝“金不换”的秃笔只能从此搁下，或改弹他调。更严重的是，一份千辛万

苦维持至今的《新月》险遭灭顶之灾：刊有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

文的1930 年第二卷6、7 期合刊号，由“国民党中宣部”直接下令“没收焚

毁”。

至此，几个崇尚“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可笑角色。

他们明白了一条道理：”人权”“自由”之类是美好的，那是人类文明高度

发达的标志，是先进的思想之花贯彻于社会制度后结出的实践之果。但是，

在一个愚昧专制的国度里谈论“人权”“自由”又无异是一种“憨大”行为，

举世都以荒诞为正常，荒涎就会真的变作正常；谁如果试图恢复正常，反而

会被全社会视为荒诞。

他们虽则有可笑的一面，但同时也十分可爱。可笑的是其不识时务的行

为，可爱的则是其忠诚执着于信念的精神。

其实，对于中国根本不可能实现人权和思想自由这一点，他们的认识并

不比当时任何哪些人更不足。他们其实深深懂得，以三民主义立党的国民党

当局及其他许多党派，虽在自己的党章党纲上都赫然写着“民主”“自由”

的字样，但都不过说说而已。在现代社会里，他们谁都不会充当公然反对民

主、自由精神的傻爪：同样，在现代的中国社会里，他们又谁都不会充当真

的拥护实行民主、自由精神的傻瓜。在他们手中，民主与自由不过如一片抹

布。在这样的情况下，胡适、梁实秋等一班人郑重的祷祝人权、祷祝“思想

自由”，不说别的，单是那种虔诚之状可掬的认真精神，就是非常可爱的。

就象那个傻里傻气的堂?吉诃德，其不合时宜的行为十分荒庸，但他那种认

真执着的精神，则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从下面的一件事，很能看出他们在

“原则”问题上的认真精神。

讨论人权问题的时候，正轮到梁实秋做《新月》月刊的主编。他一连发

表了胡适好几篇“非常精彩”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都言“很多人所欲言而不

敢言”，因而“发表了一篇之后轰动一时。”但这却引起了很多人（包括胡

适的一些老朋友）的“不安”，纷纷登门说项。梁实秋不听这一套，在下一

期《新月》上，又编发了胡适一篇份量更重的文章：《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

风声传出去后，“不安”的人更多起来。胡适的一位朋友，中国公学的秘书

长丁毅音甚而亲自找到梁实秋，要他“撤回已经排好了的胡先生的稿子。”

对这种显然是身后有某种背景的行动，温和敦厚的梁实秋这次却分外的强

项。他的回答很干脆：“除非是胡先生自己要求撤回，我碍难照办。”结果，

稿子照发不误，但随后也就发生了奉旨“没收焚毁”的那件事。胡适个人则

因“批评党义”“污辱总理”，议决由教育部对之加以“警戒”。

此后，事态进一步恶化。胡适不服气，写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给胡汉民

表示抗议，不久，对方写来回信，道是：“奉胡委员谕：拟请台端于○月○

日来京到? .一谈。特此奉陈，即希查照，此致胡适之先生。胡委员秘书处

谨启。”显然，回函带有严重的威胁口吻。梁实秋说“这一封信，我们都看

到了，都觉得这封信气派很大，相当吓人。”主要当事者胡适付之一笑，坚

决地拒绝了胡汉民的“邀请”。事情最后以不了了之的方式结束。

很可能就是因为这桩不大不小的事件，引出了鲁迅先生那篇有感而发的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一文。鲁迅先生在文中讽刺梁实秋等对国民党当局

实际发挥着一种“挥泪以维持治安”的作用，可“现在新月社的批评家这样

尽力地维持了治安，所要的却不过是‘思想自由’，想想而已，决不实现的

思想。而不料遇到了别一种维持治安法，竟连想也不准想了。从此以后，恐

怕要不满于两种现状了罢。”先生一仍旧贯，谐谑嘲讽，俱成文章。但此处

搂之以当时事态的实际状况，却多少有些不够得体。

发生在五十多年前的这桩往事，最典型不过他说明了梁实秋这班人在现

代甲国的存在价值。他们的双脚过早地踏入了只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

到了相当水平后才会出现的那种社会形态中，加同乞求屠夫不要杀主一样，

他们向着专制暴君乞求思想的自由。梁实秋大声疾呼：“我们反对思想统一，

我们要求思想自由”，他大概没有想到，他们如此珍重的所谓“思想自由”，

在社会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实际连一根拨火棍的价值都不如。

因为不合时宜，同时又使他们在另一部分奋斗图存的知识分子眼睛中也

变得分文不值，成了被奚落、嘲笑的对象。梁实秋他们不理解那一类知识分

子所从事的事业，同样，那一类知识分子也瞧不起梁实秋这一班人。思想的

分歧本应通过思想的论辨求得解决，但不幸的是，现实的中国提供给他们的，

不是进行这种正常论辩的思想讲坛，而是纠结了各种矛盾冲突、复杂万端的

政治：祭坛。这里用以判断取舍的标准，不是真理的是和非、正确和谬误，

而是现实的需要与不需要，事实上的胜利与失败。因而，梁实秋他们这些在

思想观念上并不落后的自由知识分子，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却总是显得格格

不入，找不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他们因为无法适应那个千变万化、风诡云插

的时代，而经常使自己处于孤立无助的尴尬境地。

恐怕正是有感于这些，梁实秋晚年时念及当年胡适把他们数人在《新月》

上谈人权的文字编集为《人权论集》一书出版而道人讥笑的事实，大发感慨

说：“当时也有人讥笑我们，以为人权云云乃十八世纪思想，现在还谈这些

陈腐的道理未免落伍。事隔半世纪，国内国外一片呼吁人权之声又复洋洋乎

盈耳，当时讥笑我们的人也还有健在的，不知此际，除了随声呐喊之外还有

什么感想？”

第五章青岛鸿爪

（1930—1934）

一、青岛印象

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轻松，他十分不情愿地被卷入了一场分不清是

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心里总有一种被包围的感觉。

当时，有人对徐志摩说：“有人在围剿《新月》，你们为什么不全力抵抗？”

徐志摩回答：“我们有陈西谨梁实秋两个人来应付，就足够了。”梁实秋对

徐志摩的“掉以轻心”深为不满，抱怨说：“我是独力作战，《新月》的朋

友并没有一个人挺身出来支持我。”

更令他烦恼不堪、无所措手足的是，论争之中和其后，他还经常遭到人

身攻击，比如，“有人写文章说亲眼看见我坐自用汽车到大学去授课，也有

人捏造小说描写我鎯铛入狱向杜某乞援才得开释”（按：前者见署名“刘刺”

的《关于梁实秋自称无产阶级的一点更正》一文，载1930 年5 月1 日《萌芽》

第一卷第5 期“社会杂观”栏；后者见一度左倾的叶灵凤小说《梁实秋》，

载1929 年12 刀15 日《现代小说》第3 卷第3 期）。更有的”小报（自称为

工人所办的小报）登些不堪入目的狠亵文字来污辱戏。”尤有甚者：“居然

有人半夜三更幻。电话到我寓所，说有急事对我谈话，于问清我的身份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