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第二是我父

亲的期许。抗战胜利后我回北平，有一天父亲扶着拐杖走到我的书房，问我

莎剧译成多少，我很惭愧这八年中缴了白卷，父亲勉励我说：‘无论如何要

译完它’。我闻命，不敢忘。最后但非最小的支持来自我的故妻程季淑，若

非她四十多年和我安贫守素，我不可能顺利完成此一工作。”

能够展示梁实秋工作实绩的，还有1934 年南京中正书局出版的两本书。

一是《文艺批评论》，是一本系统介绍西洋文艺批评史的论著；另一本是他

的《偏见集》。

《偏见集》是梁实秋的第三本文论集，共收入《文学与革命》、《文学

是有阶级性的吗？》、《现代文学论》、《文学与科学》、《人性与阶级性》

等三十多篇论文与杂感。一部分写于同鲁迅等左翼作家论争时期，另一部分

则是他1932 年11 月后主编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时写作的。这是一本

全面、系统倡扬“人性论”的著作，对于考察、认识梁实秋的文艺思想乃至

社会政治思想，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除掉论辩文字，《偏见集》在文学理论上的正面建树，颇能显示出梁实

秋的水平。集内诸如《科学时代中之文学心理》、《现代文学论》、《诗的

将来》、《文学批评的将来》、《谈十四行诗》等文章，正面立论，深入阐

述，旁征博引，极能反映出梁实秋在文学理论上的深厚造诣。尤其他擅长于

西方文艺史和文艺理论的特点更为突出。譬如，他在《文学与科学》一文中，

有一处是对中国文学的宏观考察，持论便极为精采。那是他力辟“中国科学

落后，但文学却优于外国”论点的。梁实秋根据“中国的文学自有其特殊的

历史背景及民族心理的根据，故亦自有其特殊的文学形式及精神”的道理，

否认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学有优劣之分。文章如仅做到这一层，应该说问题也

算弄明白了。但梁实秋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不会停留于问题的表层上，他还要

向更纵深处挺进，把“中国文学优于外国文学”论调的荒谬本质也全都刨出

来。这时，他转而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是不是比外国特别的尊敬文学？”

他就此作出的回答是精彩的，在理论与现实意义上都使原先那个论题得以大

大深化：

我以为我们中国素来只是利用文学，并不曾尊敬文学，至少不曾象外国

人那样尊敬文学。中国民族是很注重实际生活的，与实际生活的关系稍疏远

的一切事物，都是比较的被忽视。儒家的哲学，讲究的是如何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始终就没有文学理论。儒家的文学观念完全是建设在实用主义上面

的，并且亦薄弱得很。传统的儒家思想是以为文学作品乃“雕虫小技，壮夫

不为”的，吟诗填词乃是“名士”的勾当，而名士是另成一阶级的，社会对

于名士阶级只有冷淡嘲笑，并无半点尊敬。诚然，中国不是没有好的文学作

品，班、马、庄、骚、李、杜、韩、柳，的确是美不胜收，为人传诵。但是

我们要认清，中国的文学家和外国文学家的遭遇是不可同年而语的。外国文

学家先受贵族君王的荫庇，后又有广大的读书社会所拥护，所以文学天才都

有表现天才的闲暇与机会。而在中国，虽历代帝王亦偶有延揽人才的举功，

而我们可以断言，大部分的第一流中国文学作者都是遭受朝廷贬谪或受生活

逼迫而不得已以文学自遣罢了。中国第一流的文学作品并不曾享受社会上普

遍的尊敬与赏识。中国文学特别的富于消极出世的思想，特别的富于怨艾悲

伤，特别的缺乏鸿文巨制，正足以表示出文学在中国的遭遇是如何的坎坷！

就在一问一答之间，在作者引导下，读者的思路暗暗发生了转移，透过

表层，突入到了问题更深层次：原来，优劣之分还是有的。问题在于，究竟

是孰优孰劣！

在每个人神经都显得特别敏锐的三十年代，梁实秋预料到，他的《偏见

集》的出版定会招来一些反响。事实正是这样。书出后的两个月，陈望道主

编的《太白》创刊号上，刊出了周木斋《对于梁实秋<偏见集>的偏见》一文。

周文道：《偏见集》的书名，“似乎在表明书的内容原是些偏的意见”，这

些“偏见”都“不值得一驳”。

既云“不值得一驳”，而又认真著文反驳，无怪梁实秋读后大不服气。

日后他向人倾诉道：“我记得这位陈望道先生（按：梁实秋此处记忆有误）

说我根本没有见，谈不到偏与不偏。这真是干净利落的手法。不过果无所见，

又何劳评论呢？对于这位先生之不惮烦我还是很感谢的，后来有人告诉我这

位先生有他的政治背景，那么也就不足怪了。”鉴于争论系由书名为引线，

梁实秋特别对“偏见”二字加以解释道：“名为偏见，以别于那些奉外国的

‘文艺政策’而宏宣正法者流的大作。”

又过了两个多月，天津的《国闻周报》上发表了当时还是大学生的李长

之的一篇文章：《梁实秋著<偏见集>》。文章对梁实秋的一些观点，虽同样

不客气地予以否定，但梁实秋这次非但不动怒，反而对作者表示敬意。因为

他认为，李长之的批评是真正的文艺批评，而且也是实事求是，充分说理的。

他衷心的欢迎这种批评说：“第一篇对《偏见集》下严正批评的是李长之先

生，那时候他还是一位大学的学生，他的文章登在天津的某一期《国闻周报》

上? .他批评我的主要论点是：我的批评文字缺乏哲学系统。他是治西洋哲

学的，尤其是康德的哲学，所以特别注意哲学系统。他批评得对，我确是缺

乏哲学系统。我开始反省”。因为有了这段文字姻缘，后来又经闻一多介绍，

梁实秋与李长之还成了“知交”。

梁实秋为《太白》攻击他的“偏见”耿耿于怀，满心不舒服。平心而论，

他的有些文章，特别是那些政治色彩更强些的杂感，确实存有严重的“偏见”。

比如在《主与奴》一文中，他摘引了一个外国人的文字，显而易见地表现出

了个人的社会立场。那段文字说：

一个社会主义者，手持红旗，大踏步走进天堂之门。

“打倒贵族！”他大喊。“人人平等。”

这时节已故的马克思忽然走出来了，拈着胡须，若有所思。这个社会主

义者便立刻双膝落地，额角着土。

“啊，主人啊！”他叫。“啊主人啊，主人！”在讲述完这个小故事后，

梁实秋在末尾画龙点睛地加上了一笔：“这一个社会主义者，他若是肯劳玉

趾，到我们中国来走一遭，尤其是上海，恐怕也有人喊他做主人。”

梁实秋做人讲究恕道，不为己甚，但此处则锋芒毕露，表现出一种杀伐

气象，恐怕又不止于“偏见”问题了。

三、“酒中八仙”与其它

一个真正热爱工作、热爱事业的人，必定同时也热爱生命，热爱生活。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份生活，这里的区别在于，不管什么时候，较之一

般人，真懂得生活、热爱生活者总善于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因而也就能获

得更多远非所有人都能获得的享受。

在青岛，梁实秋的工作是出色的，同时，他的生活也是高质量的。

梁实秋极重友情，他以为，朋友间不管是谑浪笑傲，或是静室晤对，只

要确乎是心心相印的良朋佳侣，都可以从中体味出沁人心脾的情致，从而大

大增加生活的乐趣。

他在青岛来往最多、关系也最亲密的，自然还要首推闻一多。那时候，

闻一多正醉心于中国古籍的整理与研究。梁实秋常去找他聊大。在闻一多的

宿舍，梁实秋看到的活脱是一副诗意盎然的图画：“他的书房中参考图书不

能用‘琳琅满目’四字来形容，也不能说是‘獭祭鱼’，因为那凌乱的情形

使人有如入废墟之感。他屋里最好的一把椅子，是一把老树根雕刻成的太师

椅，我去了之后，他要把这椅上的书搬开，我才能有一个位子。”

正是在这么一堆“废墟”中，梁实秋坐着那把“老树根雕刻成的太师椅”，

与老朋友平静的谈道论文。他们友情笃厚、经历相似，水平相埒，相信一定

有说不完、扯不断的话题；丰富的大千世界的人事诸相，丰富的精神世界的

曲折波澜，一定会是他们永远谈不尽、参不厌的公案。

离开了新月社的老朋友，独处于荒陬海岛，他们有时会感到孤寂，免不

了要追忆往昔的岁月。这时，他们就会停止谈话，整个身心都沉没于那如浓

酒、如暗夜般的寂静中。

其实，朋友们并没有忘记他们。

就在他们刚到青岛不久，徐志摩即给梁实秋一封信，要他帮着“挤”闻

一多写诗。信是很动感情的：

一多非得帮忙近年新诗多公影响最著且尽有佳者多公不当过于韬晦《诗

刊》始业焉可无多即四行一首亦在必得乞为转白多诗不到刊即不发多公奈何

以一人而失众望兄在左右并希持鞭以策之况本非驽特懒惫耳稍一振蹶行见长

空万里也催稿的结果是闻一多写出了那首内容十分扑朔迷离的《奇迹》。这

可能是闻一多集中最难解读的作品了。诗的开头就让人感到突兀：

我要的本不是火齐的红，或半夜里桃花潭水的黑，也不是琵琶的幽怨，

蔷薇的香，我不曾真心爱过文豹的矜严，我要的婉变也不是任何白鸽所有的。

我要的本不是这些，而是这些的结晶，比这一切更更神奇得万倍的一个奇边！

中间的一段也很费猜——

可也不妨明说，只要你——

只要奇迹露一面，我马上就抛弃平凡

我再不瞅着一张霜叶梦想春花的艳，再不浪费这灵魂的

膂力，剥开顽石

来诛求白玉的温润，给我一个奇迹，我也不再去鞭挞着

“丑”，逼他要

那份背面的意义；实在我早厌恶了

这些勾当，这附会也委实太费解了。

诗的结尾更奇特，纯是一片痴情的想象——

? .愿这蜕壳化成灰烬，

不碍事，因为那，那便是我的一刹那一刹那的永恒——

一阵异香，最神秘的肃静（日、月、一切星球的旋律早

被喝住，时间也止步了），最浑圆的和平? .

我听见阊阖的户枢砉然一响，

传来一片衣裙的綷縩——那便是奇迹——

半启的金扉中，一个戴着圆光的你！

机敏如徐志摩，接读此诗后，尽管兴高采烈的说：“一多竟然也出了‘奇

迹”，这一半是我的神通所致，因为我自发心要印《诗刊》以来，常常自己

想一多尤其非得挤他点儿出来，近来睡梦中常常攥紧拳头，大概是在帮着挤

多公的奇迹！”但究其实，他对此诗也并不真正理解，对诗中一再吟叹的“奇

迹”究何所指，更是茫然如坠烟雾中。

唯有梁实秋，才是闻一多的真正知音。可以说，他们的相互了解，已经

深入到了彼此的心灵世界。比如，梁实秋注意到了闻一多到青岛不到一年，

就把妻室儿女送回了老家，一个人独居。他虽然声称“不知道”个中原因，

但实际他是知道的。闻一多的封笔之作《奇迹》写出来后，他立即明白了所

有的一切。那是“一多在这个时候在情感上吹起了一点涟漪，情形并不太严

重，因为在情感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但是在内心里当然

是有一番折腾，写出诗来仍然是那样的回肠荡气。”话尽管说得温和含混，

但真实情况还是基本清楚的。

回顾与闻一多的友情，梁实秋内心异常复杂。他神往于在水木清华园中

的学侣岁月，怀恋共同留学美国的游子生涯，珍惜在青岛大学的密切交往。

算起来，他八十多个春秋的漫长生涯中，倒有五分之一的时光，而且是人生

最美好的时光，是同闻一多共同度过的。这种不寻常的经历，使他对这位老

友终生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或许正因为这种原因，抗战以后，他对两人分

别走了不同道路倍感惆怅。谈及闻一多在“学者”“诗人”之外又成了一位

“斗士”时，他说过这么几句话：“闻一多如何成为‘斗士’，如何斗，和

谁斗，斗到何种程度，斗出什么名堂，我一概不知。”话语中许多不易明辨

的复杂感受显而易见。

在朋友中间，梁实秋有时会显得非常恢谐有趣。当谈“人”谈到无可再

谈的时候，他就会谈鬼。如有人怕鬼，他就会豪爽地声言鬼不足畏：“如果

人死为鬼，我早晚也是一鬼，吾何畏彼哉？”他告诉友人，还在清华读书时

他就专门和鬼作对，尽管不敢说自己有“雄者吾有利剑，雌者纳之”的豪情，

但要之是两个字：不怕。一次冬夜与两个同学出校门买白薯，竟特意“就近

觅一所坟园，席地环坐，分食白薯。”在“白杨萧萧，荒草没径”的坟墓中

坐了半夜，结果是鬼被吓退。

梁实秋不信鬼而又喜谈鬼，于是便有好事者登门求教。青岛大学的一位

朋友有一次找到他，说李太白曾经降坛，题诗一首而去。梁实秋要过那首诗

看了看，不禁失笑，认为“词句肤浅”“平仄不调”，断定那个诗鬼是冒牌

货。朋友不服，两人遂生争议。梁实秋表示愿意去会晤那位鬼诗人，朋友同

意。梁实秋记述那次经历说：“那一天月明风清，我到了他住的第八宿舍，

那地方相当荒僻，隔着一条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