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事不可忍？”在家庭内外，程季淑处处表现出高度教养和出自大家的风范。

更为难得的是，程季淑对梁实秋的工作非常理解，真正达到了心心相印

的程度。梁实秋这样记述道：“我在西院南房，每到午后四时，季淑必定给

我送茶一盏，我有时停下笔来拉她小坐，她总是把我推开，说，‘别闹，别

闹，喝完茶赶快继续工作’。然后她就抽身跑了。我隔着窗子看她的背影。

我的翻译工作进行顺利，晚上她常问我这一天写了多少字，我若是告诉她写

了三千多字，她就一声不响的翘起她的大拇指。我译的稿子她不要看，但是

她愿意知道我译的是些什么东西。”

良好的环境，贤惠的内助，大大激发起梁实秋的创造欲望和激情。这是

他一生中莎剧翻译最顺利也最有成效的时期。可以说，正是这一时期的勤奋

工作，使得翻译莎士比亚全集这一宏伟事业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在北大校园内，除了过去的老朋友们外，梁实秋又结识了一些新朋友。

其中有曾有一面之雅的周作人，也有未谋一面的朱光潜、梁遇春等。同青岛

时期“酒中八仙”的豪情胜慨不一样，梁实秋与北大旧雨新知的交游主要集

中于探讨学理上。切磋艺文，以学会友，是梁实秋在北京大学最主要的活动

特点。

与周作人，梁实秋在清华学校读书时，曾因对新诗创作持不同观点进行

过争论。现在，他们成了同事，并且进一步成为文友。从周作人寄给梁实秋

的如下两封信里，可以看出他们的兴趣主要在于谈艺论文：

承寄示《周刊》，谢谢！公超论文久已闻知，今始得读为快。令写文章，

殊为惶愧，近来愈写愈沉闷，自知万拿不出去给青年看，只因重速遵命，胡

乱写了一篇寄呈（仍请费心留稿），此乞鉴原。

今天胡乱写了一篇小文，没有什么意思，此外却又写不出，姑且寄呈聊

以塞责。

但从周作人此时期另外一封信看，他们之间的交游似乎又不局限于谈艺

论文：

近来大有闲，却也不知怎的又甚忙，所以至今未能写出文章，甚歉。看

看这“非常时”的四周空气，深感到无话可说，因为这（我的话或文章）是

如此的不合宜的。日前曾想写一篇关于《求己录》的小文，但假如写出来了，

恐怕看了赞成的只有一个——《求己录》的著者陶葆廉吧？等写出来可以用

的文章时，即当送奉，匆匆不尽。

人所共知，周作人一向是自我封闭极其严密的，但在这封信里，却分明

流露出某种不欲明言的隐衷。

聪明的梁实秋，立即感受到了这一点。《求己录》的作者陶葆廉，是清

两广总督陶模的儿子，恃才傲物，“不合时宜”，与陈三立、谭嗣同、沈雁

潭合称“四公子”。梁实秋认为，“冷漠孤傲”的周作人独于《求己录》感

慨遥深，其用意显然是“想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后来，梁实秋根

据自己的观察和了解，把对周作人的认识综合为一句话：“他不是一个热中

仕进的人，也异于鲁迅之偏激孤愤。不过他表面上淡泊，内心里却是冷峭。”

而考察这种“冷峭”性格的形成，他认为，同鲁迅的“偏激孤愤”一样，都

是幼小时候家庭迭遭变故，甚至不得不逃避于亲戚家在“白眼中讨生活”的

经历所致。由此，梁实秋进一步探讨周作人后来“落水”的原因，说了这样

几句话：“鲁迅心头烙痕也正是周作人先生的心头烙痕，再加上抗战开始后

北平爱国志士那一次的枪击，作人先生无法按捺他的激愤，遂失足成千古恨

了。”

梁实秋的这些话，不可谓非知人之言。外在表现“冷峭”者，内在的精

神世界往往是“激愤”的。

北大同人中，另一个对梁实秋产主了影响的人物是美学家朱光潜。说是

“影响”对说明他们的关系或许不太确切，因为梁实秋并不赞成朱光潜的美

学观点，两人为此还曾一度产生过争论。

1937 年1 月1 日，梁实秋在《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一号上发表了一

篇题为《文学的美》的文章。”这表明，梁实秋已把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展到

美学领域。文章引起了朱光潜的注意，于二月二十二日在梁实秋主编的《北

平晨报?文艺》上刊出《与梁实秋先生论文学的美》一文，对梁实秋的文章

表示异议。三天后，梁实秋又发表《再论“文学的美”答朱光潜先生》，依

然坚持自己的美学观点，对朱光潜的一些论著颇有微词。

梁实秋的美学思想归纳起来只有一点，那就是他十分强调“文学与人生

密不可分，因此思想和情感是文学的主要内容，纯粹地追求视觉和听觉的美

感只能将文学导入歧途，音乐美和图画美在文学中永远只能充当一个点缀，

而不能成为主角。”由此出发，他极不赞成朱光潜主要从克罗齐学说出发谈

美的做法，尤其不同意克罗齐的“直感说”与“表现论”。后来，他曾系统

的阐述自己的美学观点道：

我也不相信根据美学原理解释文学的那种说法。二十五年我在北大教

书，和朱光潜先生同事，朱先生的学问道德都是我所佩服的，只是他对文学

的看法我未能苟同。他所写的《文艺心理学》、《谈美》等，是采取近代美

学家克罗齐的观点。克罗齐是继承康德、席勒、黑格尔、尼采等一班唯心主

义者的哲学家，他认为艺术是直觉，美既不能在物质的媒介物（如颜色声音

文字之类）里去寻求，更不能与实际生活（尤其是道德问题）发生关系。我

以为文学里有美，但不太重要，因为文学以文字为媒介，而文学本身并没有

太多的音乐的美与图画的美。克罗齐曾说艺术即是表现，我要追问一下表现

什么。文学里所表现的东西才是文学的重要之所在。应该说，梁实秋与朱光

潜不同美学思想的争论，堪称三十年代文坛上各种各样论争的一个典范。他

们都是严肃的学者，所欲辨明者理，所着眼者事实，往复辨难是严肃认真、

一丝不苟的，但决不伤及对方的感情。分歧是学术观点的分歧，争论严格地

限定在学理范倒内进行。他们争论的结果，虽然在学术上彼此都不能使对方

折服，但个人私交毫未受到影响。

梁实秋垂暮之年，回顾平生，曾对采访他的记者说自己年轻时喜欢“谈”

政治。他讲了一番大道理：“个人之事曰伦理，众人之事曰政治。人处群中、

焉能不问政治？故人为政治动物。不过政治与做官不同，政治是学问，做官

是职业。对于政治，我有兴趣，喜欢议论。我向往民主，可是不喜欢群众暴

行：我崇拜英雄，可是不喜欢专制独裁；我酷爱自由，可是不喜欢违法乱己。

至于做官，自惭不是那种材料。要我为官，大概用不了一年，我会急死，我

会闷死，我会气死。所以我虽不能忘情政治，也只是偶然写写文章，撰些社

论而已”。

梁实秋的这番自白，再恰切不过地表现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本

色。所谓自由，决不是放弃责任和义务，自外于社会和人群；而是时时警惕

不要陷入到“官”、“党”、“派”的罗网中，始终保持住个人自由思想、

自由批评、自由议论的权利。

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几年间，梁实秋在北京“谈”政治的热情，几乎与他

谈学术的热情一样高涨。

还在1935 年11 月，他一手创办了一份周刊，名为《自由评论》。创刊

号的《编者后记》中，揭示了梁实秋的办刊宗旨：

“本刊没有照例的‘发刊辞’，因为‘自由评论’四个字本身就是一个

明白的解释。本刊同人并没有任何全体一致的意见，不过我们都是爱自由的

人，对于思想言论的自由我们是绝对拥护的。”

这帮“爱自由的人”说到做到。编入创刊号的文章如张东荪的《结束训

政与开放党禁》、罗隆基的《我们要什么样的宪攻？》等等，就都“对国民

党的现行政策作了或激烈或温和的批评。”

梁实秋本人在这一期上发表的《算旧帐与开新帐》一文，总体基调是属

于“激烈”类型的。他直言不讳地说：“国民党自执政以来，最使知识阶级

分子感觉惶恐不安者，即是其对于思想言论的自由之取谛干涉，且其设计之

工推行之广手段之严，皆远过于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之所为。”文章大力呼吁

政府当局开放党禁，还政于民，实行法冶。后人评论梁实秋的这篇文章说：

“虽然他的理想仍是建设一个西方式的民主国家，但对国民党的批评却是切

中要弊的。”

调子更尖锐而又同样“切中要弊”的，还有梁实秋在二十七期上发表的

一篇《我们要公道！》。文气慷慨激昂，作者剀切陈词道：一切革命或变乱，

大抵都由社会腐败所致，“从历史上看，没有一次革命与变乱没有它的政治

或经济的背景，绝非仅仅是‘好乱成性’的少数人所能煽惑掀动的。”文章

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上最不公道的是一党专政”，“经济上不公道的情

形则是更明显的。少数资本家以及官僚（官僚资本家是中国的特产！）过着

骄奢淫逸的生活，而大多数民众过的却是非人的生活，贫富悬殊，实在太不

公道。”

内忧如此，而外患又复日趋危。三十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

侵华意向已是昭然若揭，但国民党政府当局文恬武嬉、举措失当。“自由主

义者”的梁实秋激于爱国大义，著文痛斥说：“假如一个政府对外只知道在

睦邻的美名之下屈服，而对内则在建立中心思想的名义下实行统治，我敢断

言这个政府是不会长久的。”比起此前的文章，这篇文章的言词不仅还是那

么尖锐激切，而且读来尤觉沉痛。

谁说空言无补？梁实秋的这些文章在当时就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反响。据

说，“北平当局曾派熟人进行游说，企图用金钱封住他的笔。”但为梁实秋

“断然拒绝了”。

从以上的事实，人们难道不是还会从梁实秋身上发现“自由主义知识分

子”们的另一个方面，而且还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吗？

二、漂泊万里行

1937 年，愈益逼近的民族灾难把中华民族推向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

六月份，国民党政府为表示其抗日救亡的诚意，在树木蓊郁的庐山牯拎

召开了一次有二百多名各界社会名流参加的会议。梁实秋也收到了由蒋介石

和汪精卫联合签名的会议请柬。二十三日，他心情沉重地如期参加了会议。

就在会议进行期间，爆发了举世震惊的“七?七”芦沟桥事变。形势严峻，

与会代表更加情绪激昂，誓死抗敌的信念激荡起每个人的满腔热血。主持会

议的蒋介石慷慨陈词道：“如芦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我们五百年古都的

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 .那时候，只有拼民族的性命，求最后的胜利。”

应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会议。七月二十八日，北京城失陷。面对江山易帜，

梁实秋痛哭失声。他涕泣着对大女儿梁文茜说：“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

是亡国奴的烧饼。”这句话象刀刻一般，从此永远留在了梁文茜的心中。

北京陷落后，梁实秋个人也处于巨大的危险之中。一天，北大的一位同

事张忠绂到梁家匆匆走告：“有熟人在侦辑队里，据称你我二人均在黑名单

中。走为上策。”

为了躲避日宠通缉，同时也是为了为抗战效力。闻讯的第二天，梁实秋

约集张忠绂、叶公超等朋友踏上了逃难的路程。离家前夕，梁实秋写了一份

遗嘱。念及前程渺茫，莫测吉凶，他不由百感交集，说：“戎火连天，割离

父母妻子远走高飞，前途渺渺，后顾茫茫。这时候我联想到‘出家’真非易

事，确是将相所不能为。然而我毕竟这样做了。”梁文茜从一个“不太懂事”

的孩子的角度记述的这次生离死别情形，则别有一番意味：“七七事变，芦

沟桥一声炮响抗日战争开始，爸爸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一介书生竟

想投笔从戎。深夜和妈妈长谈计议，如何安排好我们三个孩子的生活，爸爸

打算到后方参加抗日工作，我记得那是一个不眠之夜，我缩在被窝里，偷偷

听爸爸和妈妈说话，那时我将十岁，不太懂事，但看他们那副严肃的神情和

低声滔滔不绝的商量事情，我心里也预感将要有什么大事发生。是的，果然

不久爸爸就一个人毅然决然地走了。妈妈没有哭，但很紧张，我问妈妈：‘爸

爸干吗去？’妈妈小声告诉我说‘打日本’。”

梁实秋出逃的第一站是天津。抵津后，他暂寓在任《益世报》总编辑的

罗隆基家中。他们关心时局，更时刻关注着战场上的情况变化。梁实秋日后

回忆两个“书呆子”在那些日子里的表现说：“努生（按即罗隆基）有一幅

详细的大地图，他用大头针和纸片制作好多面小旗，白的代表日寇，红的代

表我军，我们每天晚上一面听无线电广播，一面按照当时战况将红旗白旗插

在地图上面。令人丧气的是津浦线上白旗咄咄逼人，红旗步步后退。我们紧

张极了，干着急。”

更糟糕的是，《益世报》总经理生保堂先生不久在赴义租界途中遇害。

这表明，连天津租界也成了危险地带。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