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大公报》刊出了

罗苏的一篇文章。题目极其醒目，是《“与抗战无关”》，简括而且有力。

文章锻炼周纳的功夫也极可观。全文如次：

“标新立异”虽说是表示“与众不同”，其实也还是属于“投入所好”

的一类的。因为人大抵是喜爱新鲜的，看惯了红颜色的人，就喜欢看点白的，

吃惯了荤菜的，就想去吃一顿“菜根香”，也正如睹场上的压冷门。

自从抗战以来，（抗战八股之第一股）编副刊的朋友们，在投稿简例上，

第一条大抵是：“凡有关抗战的各种作品? .”这实在并非仅仅由于大家关

心抗战这一点上，乃是这次的战争已然成为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主要枢纽，

它波及到的地方，已不仅限于通都大邑，它已扩大到达于中国底每一个纤微，

影响之广，可以说是历史所无。在这种情况之下，想令人紧闭了眼睛，装做

看不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也有例外。

譬如说：“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

见稍微不同。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杭战无关的材料，

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

某先生希望写文章的人，不必一定“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尽可以找

“与抗战无关的材料”，但又要求“要真实”。是的，一个忠实于现实的写

作者，他是不应该也不能忘掉“真实”的，但在今日的中国，要使一个作者

既忠于真实，又要找寻“与抗战无关的材料”，依我笨拙的想法也实在还不

容易，除非他把“真实”丢开，硬关在自己的客厅里去幻想吧，然而假使此

公原来是住在德国式的建筑里面的，而现在“硬是”关在重庆的中国古老的

建筑物里面，我想，他也不能不想到，即使是住房子，也还是与抗战有关的。

闭了眼睛装瞎子，其实也非易事。这个冷门怕是压空了的。在今日的中国，

想找“与抗战无关”的材料，纵然不是奇迹，也真是超等天才了。

本来，梁实秋以为写文章与抗战有关最好，但如与抗战无关，只要写得

好也同样欢迎；罗荪则主张要“真实”只有写抗战。这还是正常的观点分歧，

如若以求实认真的态度进行讨论，未尝不是一件有益的事，或许能推动抗战

时期文艺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但罗荪文章的独特逻辑推理模式和强烈的战斗

姿态（如文末关于“住房”的议论），大大激怒了梁实秋，他按捺不住，第

二天就在《平明》上推出了一篇与罗苏文章同样题目的“答辩”。

梁实秋的“答辩”内容主要有两点。第一，重申自己上一篇文章的观点：

我已经明白的说“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欢迎”，听以罗荪先生所

挑剔的不过是说“一个作者既忠于真实而又找寻与抗战元关的材料”是“不

容易”而已。其实谁说“容易”来的！与抗战有夫的材料，若要写得好，也

是“不容易”的，据我看，只有两种文字写起来容易，那就是只知依附于某

一种风气而摭拾一些名词敷凑成篇的“抗战八股”，以及不负责任的攻击别

人的说几句自以为俏皮的杂感文。

我可以再敬告读者：

一、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

二、于扰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

第二，梁实秋在“答辩”中，还专门对罗荪文章里提及的“住房”问题

专门作了说明，言词中流露出浓重的愤慨情绪：

讲到我自己原来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现在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这是

我个人的私事。不过也很有趣，不日我要写一篇文章专写这一件事。但是我

现在要声明，罗苏先生的幻想是与事实不符的。他说我（即“此公”）原来

住在“德国式的建筑里面的，而现在是关在重庆的中国古老的建筑物里面”。

事实恰好相反。什么是“德国式建筑？”重庆还有“古老的建筑”吗？我都

不敢回答。有一点我要说穿：罗荪先生硬说我原来是住在“德国式建筑”里

面，这是要证实我是属于该打倒的那一个阶级。这种笔法我领教过多次，十

年前就有一位自命为左翼作家的在一个《萌芽月刊》里说梁实秋到学校去授

课是坐一辆自用的黑色的内有丝绒靠垫的汽车。其实是活见鬼！“罗苏先生

的这一笔，不高明。

鉴于以往的经验，梁实秋在文章末尾还特地声明：“在理论上辩驳是有

益的事，我也乐于参加，若涉及私人的无聊的攻击或恶意的挑拨，我不愿常

常奉陪。”

梁买秋的文章发表后，罗苏应声而起，随即在12 月11 日的《国民公报》

上发表了题为《再论“与抗战无关”》的文章。罗苏坚持认为：既在抗战时

期，则一切必与抗战有关。他说：

“我以为，如果硬要找‘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就必须先抹杀了‘抗战’

躲到与抗战无关的地方去。然而可惜的是这‘地方’在中国是没有的（我想

梁先生也应该读过蒋委员长的告国民书中有：‘地无分东南西北，人无分男

女老少’的话吧！）。我再肯定的说一遍：中国是没有与抗战无关的地方的！”

应该说，截止到月前，尽管在争论中多少存有曲解本意，攻讦个人的地

方，但总的看来，双方的分歧仍不失为一种思想认识的分歧。恐怕梁实秋也

不能不承认，即使罗苏的后一篇文章，也基本上没有逸出“理论上辩驳”范

围的。

然而，这种争论很快就失控了。继罗荪之后，有更多的人们站了出来，

在不断升级的态势中集中向梁实秋开了火。不幸的是，这时争论已经完全失

去了最初的意义，而完全演变为一场进行严厉口诛笔伐的大规模批判和声

讨。

宋之的是较早参与声讨的一位，他在《谈“抗战八股”》一文中说：“什

么叫‘与抗战无关’呢？在‘微雨’里，‘谈梦’怕是‘与抗战无关’的吧！

但假如那个‘谈梦’的人是个兵，他大概会梦到打死日本人或被日本人打死

的！假如是别种人，只要他曾身历着目前抗战的种种艰辛，只要抗战是影响

着整个的社会生活，他怕也不能做出‘与抗战无关’的梦来。自然，一定要

做，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不过那却成了‘刘别谦式’的作品，不仅荒唐，而

且滑稽，没有半点‘真实’，只剩下‘流畅’了！”

以写讽刺小说著名的张天翼，这时写了一篇篇幅较长的通信体文章，其

中也不乏激烈之词，如：“那些躲在象牙之塔里的无关抗战论者，老实说，

他们对抗战当然有某种影响，起了某种作用的。所以我们应该把他们的高论

提出来谈谈，提醒我们自己，一方面也希望他们不要再摆出那副雅面孔，而

毅然决然走出象牙之塔。”“这么一个绝对的例外（按指虚拟的一个“与抗

战无关”的人物）——那简直叫人无法想象。好罢，我们就退一万步，姑且

承认有这样的怪物罢。那么我也要劝你，这样绝对的例外——你不要去写它，

因为太没有意义了。”

把大批判的调子推向顶点的，大概是巴人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题目叫

做《展开文艺领域中反个人主义斗争》，上纲极高。从这儿看，在左翼作家

心目中，似乎事态已十分严重了。文章的火药味也浓极，读后不禁使人为之

悚然而惊。如“活在抗战时代，要叫人作无关抗战的文字，除非他不是中国

人，然而他终于提出要求来了。他的用意是非常明显的。他要我们的作者，

从战壕、从前线，从农村，从游击区，拖回到研究室去。”这种富有鼓动性

的文字真足以使很多读者生出无限愤慨，不由要问一问梁实秋到底胸膛里安

着一副什么心肝。其它诸如“明白的说吧，他们要消灭的不是‘抗战八股’

而是‘抗战’”，“那意义必须打在政治的阴谋这算盘上的”，“白璧德的

徒子徒孙梁实秋”、“? .毒素? .更多！更毒！而且手法也更阴险了。”

等等议论，更是令人咋舌。

面对左翼作家的愤怒批判，曾声明过只要属于“理论上的辩驳”就“乐

于参加”的梁实秋，现在只能三缄其口了。他沉默着，压抑下在内心深处滚

滚蒸腾的激烈感情。他深知自己又捅了大漏子，虽没什么懊悔可言，却也难

免感到烦恼。直到1939 年4 月1 日，也即他接编副刊整整五个月之后，他结

束了与报馆的关系，临离开副刊之际，才在上面刊出一则简明的《梁实秋告

辞》。旧话重提，犹不免感伤参半：

我不说话，不是我自认理屈，是因为我以为没有说错话。四个月的“平

明”摆在这里，其中的文章十之八九是“我们最为欢迎”的“于抗战有关的

材料”，十之一二是我认为“也是好的”的“真实流畅”的“与抗战无关的

材料”。

? .所有误会，无须解释，自然消除。所有的批评与讨论，无须答辩，

自然明朗。所有的谩骂与诬蔑，并没有伤害着了我什么。

但是，看来梁实秋过低地估计了事情的严重性。他以为结束了的事情并

没有真的结束，他以为该有定论的公案事实上也完全和他的预想正好截然相

反。他大概无论如何也不会预料到，从那时至今的近半个世纪以来，在许多

权威论著里，在绝大多数大学文科《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科书里，他一直因

为“卖力的宣扬‘与抗战无关’”而受到无情的审判。甚至到了八十年代中

期，很多教科书仍观点鲜明地告诉我们：“正是在这时候，一贯宣传并坚持

‘大多数就没有文学，文学就不是大多数的’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家梁实秋，

在他主编的《中央日报》副刊《平明》上，又提出了一个十分新奇而又异常

荒谬的所谓‘与抗战无关’的反动观点”。“梁实秋提出的‘与抗战无关’

论，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 .其用心是企图抵制和取消抗战文艺”、“梁实

秋打着反对‘抗战八股’的旗号，实际上透露了他对抗战文艺的敌意和不满

情绪”、“梁实秋一伙鼓吹‘与抗战无关’的谬论，其目的在于诱使文艺脱

离为抗战服务的正确方向”。

较早对问题提出不同看法并且产生了很大影响的，是也积极从事过抗战

文艺创作的老作家柯灵。1986 年10 月13 日，柯灵在《文汇报》发表题为《现

代散文放谈》的文章，指出：“这一席话（按指梁实秋的《编者的话》）之

所以爆发为一场轩然大波，原因不难理解。梁实秋一直是左翼文坛的论敌，

虽然到了应该一致对外的抗战时期，看来彼此都没有消除宿怨，说这番话的

场合又是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但如果撇开这些政治、历史和心理因素，

完整地理解前面引述的那段文字，却无论怎么推敲，也不能说它有什么原则

性错误。把这段文字中的一句话孤立起来，演绎为‘抗战无关论’或‘要求

无关抗战的文字’，要不是只眼见事，不免有曲解的嫌疑。”文章还说“抗

战期间，一切服从抗战需要是天经地义，但写作只能全部与抗战有关，而不

容少许与抗战无关，这样死板的规定和强求，却只能把巨大复杂、生机活泼

的文化功能缩小简化为单一的宣传鼓动? .我一直怀疑这种偏狭和机械的办

法是否真正有利于抗战。”

柯灵的文章引起了海内外广泛注意，以至台湾有人视之为给梁实秋“平

反”。1989 年国内重要刊物《新文学史料》刊载的《梁实秋传略》对柯灵的

文章也表示赞同，认为该文“澄清”了当年的那场“笔墨官司”。此外，还

有更多的人都对柯文表示同感。

尽管这样，也还不能说事情已然全部解决。直到现在，围绕梁实秋在抗

战时期发表的那篇文字，依然有着不尽一致的观点，有的甚至是完全截然相

反的观点。不妨这样认为：所谓“与抗战无关”的争论，在历史的运演中，

其实际意义早已超越了事件本身而被赋予更加丰富、复杂得多的社会历史内

涵；它甚至可以被当作一个历史的“窗口”，进而去探讨、揭示特定历史时

期的独特现象、特征及本质规律；也就是说，它将会被作为某种“历史现象”

而受到关心社会历史发展的人们的重视。

只不过要对这“历史现象”作出令人心服的完整解释，看来还为时尚早，

也许它还需要再“沉淀”一下！

四、劳军行

告别了报刊编辑岗位，在梁实秋，仿佛卸去了一副沉重的负担，浑身顿

感轻松起来。他决心暂时与这类工作拉开一点距离，尽其可能地做一点与抗

战不但“有关”而且有益的实际事业。

1940 年1 月，国民参政会组织了一个精悍的华北慰劳观察团、到前线各

战区慰问抗敌将士。梁实秋积极参加了这次行动。

梁实秋一行六人自重庆出发，先后到过成都、凤翔、西安、洛阳、郑州、

襄樊、宜昌，然后循水路折返重庆，行程数千里，历时两个月有余，先后访

问了七个集团军。梁实秋对此行深感满意，觉得获益匪浅。他说：两个多月

的战地生活，“增长了我的经验和见识。我看到了敌人的残酷，士兵的辛劳，

同时也看到了平民尤其是华北乡下的平民的贫困与愚暗。”又说：“回到重

庆，大家争来问讯，问我在前方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