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世界真安静!紧接着同室的人都起床了，准备着出去倒马桶和洗脸刷牙。有人来帮我把夜里撒在一个罐子里的尿倒进马桶，冷不丁地说了一句:“小朱，你的尿里有白色沉淀物。”我说：“我明白了。把你们积攒的所有水都给我。”——我开始一缸接一缸地喝水，想借助于排尿来排毒（出狱后得知是“酸中毒”)。
这以后是五天的绝食，到第六天头上医生出现了。那天离年三十已经只有两天时间。医生开始劝我复食，话说得很有说服力:“我知道，你就是想要保外就医。可是这眼看着就要过年了，我能帮你找谁去?谁在这两天还管你这事?我又做不了这个主。我看这样吧。你先吃饭，等过了春节我一准去找你的预审员反映。”我有保留地同意了:“我可以吃。可是我是有病吃不下，得给我做病号饭，而且我肯定只能吃一点点。”他说:“行!能吃多少是多少。”——我把这场对话看成是我和医生之间达成的一项临时协议。
整个春节期间，我没敢多进食，的确是一顿只吃一点点稀饭（病号饭)。原因是我有经验，如果多进食，几天之后能从身体形态上看得出来。牢里人都饿得很瘦，可是绝食几天后肚子会更往里扁，肋骨会更往外翘，那形状我们有时戏称为“鸭屁股”。
那一年春节天气晴好，一连几天窗外都只见阳光灿烂。号子里也有不少欢笑。每天每天，只要高墙外隔壁宿舍楼离我们铁窗最近的阳台上出现了那位漂亮女孩，就会有人喊:“小朱，你的情人出来了!”而我就会一个前滚翻翻到铁窗边，两手拉着铁栏杆用一条腿站立起来，凭窗凝视。
春节终于过去了。医生来视察，问我吃了东西没有。同号子的人回答说:“吃了，但一顿只吃了一点点。”医生显然不相信这个“一点点”，只说了一句:“吃了就好”。说罢就扬长而去。看来他并不认为他和我之间有过什么“协议”。我于是立即决定再次绝食。
同号的几位又开始帮我喊报告。这其间出现了一个意外，一位当班的干部烦了，要把一个喊报告喊得最勤的人给转到别的号子去。当时我问那位干部:“他是帮我喊报告，你凭什么要惩罚他而不是惩罚我?”（病号监的条件总是比别的号子要好得多）干部回答:“我这不是惩罚，我是在调整号子。”说完就把人给带走了。这人就是惟一支持我打第二下的那位。人一走，我这厢突然就悲从中来，失声痛哭。一边哭一边叫人把我抬到号子门边，坐在地上我隔着专用来递饭菜的风门口大声喊起来:“报告干部!报告干部!……”似乎是郁积了两年多的一种强烈的悲愤之情控制了我，我差不多已经忘了保外就医这档子事，豁出去要跟干部们较量一回的模样。
那位干部当然不会再理我，倒是医生过来了:“喊什么喊什么嘛?”
我说:“我几天没吃饭了。不喊没人理我，请别人喊别人就被提出病号监，所以从今往后我都要自己喊。”
“你干吗不吃东西?”
“我吃不下!你没看见这号子里吃的是什么吗?”
“那你想吃什么?”——意思是你做了犯人难道还想吃什么好东西不成?
“鸡鸭鱼肉，你有吗?”——我说得理直气壮斩钉截铁。
此后每天至少两次，我就坐在门边地上扯着嗓子喊报告。喊到第六天，预审处的处长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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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的故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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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来他就开门见山:“说说看，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活了二十六岁，坐了两年半的牢，又断了腿病在这里。原先还想回家看看，现在已经什么都不想要了。”
“你这是有抵触情绪，承认不承认?我这还没给你上纲上线……”
我打断了他的话:“不承认!你要上纲上线我也没办法。”
他又追问一句:“你不怕?”
我回答:“不是不怕，是没办法!”
听完这话后他二话不说转身就走了。过了一会儿干部来把我转到了楼下劳动号，我知道事情至此已经有望。没想到在劳动号又呆了三天，后来知道是因为一时没有找到我的家人——我父亲被“疏散下放”到乡下，回城请求解决问题成了“倒流人员”，是不太好找。那三天我当然还是一口没敢吃。
终于回到了家里。所谓家，是一间八平方米的阁楼。瓦顶裸露，向一边倾斜，低处人站不直。楼板也坑坑洼洼，摆不平一张床（需垫砖块)。这是我妹妹的住处，当时我们家只有她一人有城市户口。尽管如此，毕竟是家居所在，一块桌布就已经使我感到了家的温馨。亲朋好友很快就被惊动了，没多久小屋子里就挤满了人。
我妹妹自告奋勇去郊区一家工厂找我那隔墙相守多年的女朋友，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
单边二十公里路程，现在看来不能算远。但那时公交不正常，不一定能赶上车。我妹妹后来告诉我，去的时候还好，乘车乘了十几公里，又走了几公里。回来就不行了，根本见不到公车的影子。所以她们是走回来的。我妹妹又补充说:“她一路的小跑，我只得跟着跑，跟还跟不上，可把我给累死了!”
到晚上八九点钟，她来了。一进门兴高采烈地一挥手，一个我非常熟悉的姿势。接下来满屋子好像只剩下了她的一双眼睛，当然当然，那只是我一个人的感觉。亲朋好友们见此状自然是很快就告辞了，我妹妹也说去朋友家借宿。留我俩单独相处了两个小时。午夜12点，她说她要回家，明天一早再来。我没有挽留，那年头一个女孩在外过夜会惹很多麻烦，而再晚一些路上也不太安全。
她一走，我立即睡着了。就那么平躺着，一夜没有翻身，身体的每一部分好像都放在了一个合适的位置，十分十分的妥帖。再加上一夜无梦，我这个人似乎有那么几个小时根本就不存在了。到清晨6点，醒了。这一醒就是全醒，没有残留任何睡意。内心只觉清虚空明，一片宁静。于是想到：原来幸福就是这样一种宁静啊!
紧接着又想起麦哲伦当年环球航行的故事。在南美洲过麦哲伦海峡（当然是后来命的名)，遇大风暴。九死一生地闯过来了，风暴平息之际进入了一个新的大洋，眼前只见一片阳光一片开阔一片宁静。麦哲伦于是当即把这个新大洋命名为太平洋。
写于2005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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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杂忆：杂记一些事一些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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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会说话的动物。”——缄口不言有时候比绝食还难。我在牢中曾有过二十三天没说话的经历。不是因为独处，当时号子里有三十来号人呢!只是因为失去了说话的兴趣。记得我重新开口时，同号子的人居然欢呼起来:“太好了!小朱终于说话了!二十三天了!”——二十三这个数字就是这么记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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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眼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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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赌中高手，江湖人称范眼镜。与他齐名的还有另外三位“眼镜”，统称为“四大眼镜”。当然，我说的只是我们那个城市中的事。他在江湖上成名的时间应该是在“文革”前那几年，是“三年自然灾害”使得已然消失了的“江湖”重新出现，这才又有了“江湖中人”。我的意思是说，解放后一直很少有人能不“依靠组织”（当年常用语）而生活，直到1960年前后才开始出现组织外的经济活动，当时被称为“黑市”或“投机倒把”。随着这种经济活动出现的是禁绝已久的地下赌博和地下卖淫，同时有了拉帮结伙打架斗殴称霸一方的现象。江湖名流因此应运而生。
我在狱中遇见范眼镜时，他已经有四十来岁。是个近视眼，且度数不是很低，所以架在他那直挺鼻梁上的黑边眼镜不是一个装饰物——那年头还没人想着搞“包装”和“形象设计”。乍看上去，他很像一个中学教师，身体瘦弱，举止文静。听他说话，也是文绉绉的，绝无半点江湖气。由于身犯重案，带着铁镣关在独居室中。我是因冲撞了一位干部，被从大号中隔离出来以示惩罚，一时又没有别的独居室好安置我，所以才进了他的号子。在那个别有洞天的斗室之中，我们单独相处了近一个半月。那一个半月里，他说得多，我说得少。由于他预感到自己必定会被判死刑，而且案子不会拖得太久（形势需要用他们的案子教育群众)，所以也可以说我听到的是一位将死者的心声。（其鸣也哀!）下面就是他告诉我的故事——
我是1950年前后就参军的，可以说是南下部队刚到，我就参加革命了，那时我二十岁不到。由于我在部队中表现出色，又有点文化，组织上决定重点培养我。于是送我上了大学，学的是工科。大学毕业后回到部队，提为干部，在年轻人中很冒尖。可以说是前程大好。
正得意着呢，没想到生了一场重病，手术后大出血，差一点死掉——要死了就没有后来这些乱七八糟的事了。在医院住院住了三个月。时间长，所以团组织关系也临时转到医院里来了，经常还参加青年医生和护士的集体活动，与一班年轻人混得很熟很熟。其中有一个护士，人长得很漂亮，性格又活泼，一来二去我就和她产生了感情。正热着呢，有一天团支部书记——也是个女的——找我谈话来了。
她劈头盖脑地先问了我一句:“你说，一个人应不应该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我毫不犹豫地就回答了:“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当然是不应该。”
她那边是给我下了个套呢，接下来的一句就是:“那你知不知道当你感到幸福的时候，某某大夫正在痛苦呢?”
我一下明白过来，原来跟我好的那个护士，在我住院之前已经在和某某大夫谈对象了。也不知那个时候的人是怎么想的，我竟然立即向组织上表了态，保证和那护士断掉。团支书的“思想工作”就这么做完了，我的初恋也就到此结束。细节就不用多说了，事后我反正是痛苦了好长好长时间，差不多就是一蹶不振吧。
回到部队后人就有点来不了气，干什么都不带劲了。后来就转业了，到一家工厂去当干部。这时候家里人为我操心，给我介绍了一位对象，就是我现在的老婆——正关在对面女号里呢，与我同案。我这个老婆当年也是个暖水瓶，热乎得很。我当时正心灰意懒，管她是谁呢?差不多就行。所以没多久就结了婚。婚后生活也还不错，生了三个孩子，两女一男。
后来就到了困难年间（指“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一天我下班回家，一进门看见
我那个大女儿——当时才六岁吧——两手紧紧背在后面，一脸惊慌地看着我。我注意看了一下，发觉她手里正捏着个饭团呢。饿慌了，还没开饭就自己偷着吃，可能才吃了一口吧，我就进来了。那年头家里粮食是控制着吃的，她妈妈管得紧。不管也不行，敞开吃每个月会亏十来天哩。我当时眼泪就要上来了，只说了一句:“你饿就拿着吃嘛。”
那时候我在单位上还有点权，经常出差采买。有一回带着钱出差到上海，我忍不住了，买了一大堆吃的东西回家——当时吃的东西特别贵，我当然是挪用了公款。结果是越搞胆子越大，终于被单位发现把我送交公安机关。那是我第一次坐牢，判了三年徒刑。这也是我这回必死无疑的原因之一。这叫做“有前科”，最是要从严的。
坐在牢里一年左右，我老婆开始跟我闹离婚——大概是外面又遇见了一个什么人吧。那年头外面也艰难，她一个女人拖着三个孩子也不容易。我不怪她，但我就是不情愿，死求活求我就求她等我这两年。劳改队的干部还帮着我做我老婆的思想工作。总算是熬到了刑满释放，阖家团聚。老婆与我重修旧好。那段日子里我特别渴望生活，夏天到河里游泳，总是全家出动，在小车河一方都出了名。后来……后来有些事就不说了，就说说这一次又是怎么栽进来的吧。
我们这个案子叫抢劫杀人集团案，是轰动全国的大案要案，所以处理起来一定会从重从快。首犯是刘家两兄弟，小年轻，不要命的主，尤其是那个刘老二。其他主犯从犯有刘家二老，我们家夫妇，刘老大的一个朋友……总共有七八个人吧。我和刘家父子相识已有多年，交情一般。刘家老者是国民党时期的旧军官，也就是个连长吧，不是什么大角色。不过就是这种小角色特容易倒霉——大角色不是还可以成为统战对象么?刘家老者解放后也不知干过哪些职业，反正自打我认识他们以来，他一直是靠收破烂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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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眼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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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来了，大角色小角色都一锅端了，谁的日子都不好过。刘老者这种死老虎虽然没什么好打的，但也跑不出“牛鬼蛇神”的圈圈，要遭“横扫”一回。接着是1969年“疏散下放”，他们全家都被赶到乡下去了。两个年轻崽不安分，经常往城里跑。回来没住处，有时候就会到我们家来打尖，住一两个晚上。有一回他们又来了。带了块手表来，说是家里开不了锅，想把这块手表处理掉，问我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