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什么金庸能得诺贝尔令人意外，并说“开始怀疑他们（瑞典）是否真的读过中国其他作家的作品！”贾平凹说，“金庸的小说根本就是瞎扯蛋的通俗读物，《天龙八部》也是其最差的一部作品！但他却偏偏凭此篇小说获得了大奖，不能不说这是对中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的巨大讽刺！”我揣摩着，倘若获得诺贝尔的是贾老，他该怎么说呢，是不是会谦虚或者感到自疚。未必吧。

文人酸，酸倒牙。写不出来就算了，何必去骂街，如果我写不出来东西了我就改行做个小生意，再不成也练个摊儿，烤红薯总该可以吧？

问题是中国大部分文人都做不到，他们自以为自己是国之瑰宝，不该去做这种不体面的工作，宁可饿死也不去做，意思就是“士可杀不可辱”，你杀了我都行，但就是不能侮辱我，我是作家，我是写书的，我怎么能做那些“下人”做的活呢？

最可恨的是有些新闻媒体，惟恐天下不乱，没有新闻制造新闻，为了卖掉几份臭报纸，套几个广告银子就不择手段地欺骗读者，可信度越来越低，品位越来越差；什么强奸诱奸通奸迷奸，什么他杀自杀情杀暗杀……这年头我们的有些媒体给读者提供的就是这些垃圾，好像偌大的中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到处都是危机，到处都是暴力和恐怖。

这是媒体自己作秀。

看看，中国文坛也被这些媒体传出的假象迷住了眼睛。

有些媒体的记者也真能起哄，把一个人能捧到天上，也能打入地狱，全看他的心情，吃喝玩乐伺候高兴了，他的嘴也就软了，骨头也松了：“那你说怎么写？你想怎么写我就怎么写！”……倘若伺候的有一点不到位，比如说没有裹上红包（红包里还得有含金量，份量稍轻点，他就吩咐你去打发叫化子。）那他就可以上蹿下跳：“你们等着见报吧，是不是不想混了？”瞧瞧啊瞧瞧，那是多么丑恶的一张嘴脸！

这一部分记者简直像条狗，会摇尾巴，也会咬人。

现在的媒体走向市场后，竞争激烈，就变得品位很底，综其原因，大概是国人的素质都低，就好看个稀奇，求个刺激，只要能上个什么“女人被蹂躏，少女被奸杀”，这报纸的发行就能番两番。

不知道这是国人的悲哀还是媒体的悲哀。

关于《月也疯狂》

这是我继长篇小说《因为隆冬》后的又一部小说。

我不会去评价这部小说好不好，好不好只有读者才知道，所以，就关于《月也疯狂》我不想说太多。

这部小说是我用了两年写成的，从写到修改，都是非常艰辛的一件事。

我付出了心血，为我的读者。

我只想说，现在书市上的各种垃圾作品泛滥，给我们的读者带来阅读上的不便。我们在选择文学书籍时，其实就在选一件艺术品，好的作品不一定就是故事好，更重要的是它能给我们带来思想，带来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东西。

我这么说，《月也疯狂》算不上精品，但它的确是一部好作品：买了不看你会后悔，看了不买你也会后悔。

我是文盲我怕谁? ·请再多一些文艺批评

近日读了伊犁日报周末版的《别把媚俗当文化》一文，不禁为这样的文章叫好。作为读者，我认为报刊杂志应刊发一些这样的文章，同时也希望我们的作家也多写一些类似这样的文章，再多一些批评。

有一低级趣味的作者，为挣钱、为迎合出版商和低档次的读者，专写离奇古怪的爱情纠葛和两性生活的场景来吸引读者；有的作者在经过任何精神痛苦、或者艰难的生活磨炼之前，在没有从具体的生活实践中取得深刻感受，或者强烈的震撼之前，就迫不及待地炮制一些力不从心的长篇大作，结果空洞平庸的著作纷纷出笼，其惨遭失败的结局是显而易见的。

还有的作者想尽一切办法，在自己伪劣的作品前，加上一篇某某名作家、或者政府官员写的序，就好像可以横行文坛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却没有人站出来说话，结果文坛上出现了一批江湖骗子、沽名钓誉之辈、假冒伪劣作品到处可见。

最近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文坛怪事：某作者续作《红楼梦》，竟然把自己的名字与曹老先生的名一并印在书上，即变成"曹雪芹、xx"合蓍。这真让人大吃一惊，啼笑皆非……

而我们的批评家到哪里去了？我想奉劝那些大作家、大评论家，不要染上铜臭就放弃了原则，应该立即停止制造那些违心的赞美之辞，那是一堆 毫无意义的文字垃圾。

我曾读过一篇路遥给谷溪诗集的序文，一看就让人拍案叫绝，长处短处都实事求是、评人评诗都入木三分，文章 写得真切扎实。由此可见，文论者必须要说真话，否则就最好改行。

年初在报上看到一篇题为《三个半作家》的文论，光说这题目就十分精彩，看后更让人深思，看来作者是一位有胆识的批评家，他也许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他对众多的作家的取舍本身就是一种能力。

评论家重在批评、批评更需要有勇气，没有好的批评就没有好作家，就不会有健康的文坛。一个真正的艺术大师，就是在不断地批评中成长起来的。

文艺批评能够不断除那些浅薄、庸俗的不良倾向，批评本身就立了一个标准。批评是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它能够医活那些患有某种疾病的作家，以及文坛和评论界自身的不足和缺陷。所以，我们呼唤批评。

我是文盲我怕谁? ·我所知道的贾平凹

我在《西安晚报》做编辑時，也为贾平凹主编的《美文》写稿。在我的记忆中，我和平凹见过两回面。

一次是和好友去贾府讨字画，却没遇见他，第二次终于遇见他，但贾说最近身体有些不适。我们说明来意，他却说：“我也好久不给人写字了。”于是，我们不走，便有目的地谈起了文学。我们故意说贾的作品如何如何的不好，读者有许多怨言。贾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来了神，很感兴趣地说：“这些我没听过，不过你的说法也有点像。”我说：“怎么叫‘也有点像’呢？如果我们说得不对你可以直接否认。”贾说：“那就不好了，就这种是似非似的东西才有意思，比较真切。”我们谈着有关韩少功、莫言的作品，也说了对他的文学作品的观点。由于说得比较真切，平凹也赞同我们，因此跟他谈话，那是时间最长的一次。当然，平凹也给了我们各一幅墨宝，收藏至今，小心珍惜，始终热爱不减。

还有一次是我在《西安晚报》的时候，那时听贾平凹做了西北大学的研究生导师，因而就去采访他，写了一大篇幅的报道。

其实，贾平凹的本名为贾李平，父母图口音方便就喊他“平娃”，有盼望他一生平安顺遂的意思，大二时，他在1973年8月原《群众文艺》上发表处女作《一双袜子》时，听从了同窗好友冯有源的建议，便囿了文人的心习，玩弄谐音，将“娃”改为“凹”(陕西话中，这两字同音同调)，后遂沿用至今。老贾自己也认为“凹则不平”，不平，那么就陷下去，归顺到童真充盈的“娃”字上去。因为文道如人道：“凸在人群，他不敢冒充，山顶一般崛上去招人显眼；凸在文林，他不敢奢望，‘三突出’那样容易惹人嫉恨。倒是凹字稳妥，凹是吃亏，吃亏是福；凹是器皿，盛水不漏，凹是谦下，虚怀若谷。”于是，贾平凹的许多字画，许多藏书，便都喜欢盖上一个“凹则不平”的印章。

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贾平凹的大学生活极其清苦，全部家当只有一床用旧网套缝制的被子，一条巴掌厚的褥子。床单也是用旧门帘改制的，他用的唯一时髦用品是一块二尺宽的用来“装饰”床铺的绿色塑料布。白天，他将被子叠成极小的方块，上面用枕巾遮住，再把那块塑料布齐齐地苫在床沿，以掩去铺盖的寒陋。造成一种“文明气象”。有时候，生人来宿舍，还不敢轻易在这张“雅床”上落坐呢！

那时，他是西大校园里有名的“苦行僧”，读书和写作成为他生活中几乎唯一的意义。由于营养不足，本来就羸弱清瘦的他看上去更显得可怜兮兮。就在这时，他又不幸地染上了疟疾，在校医院就诊时，固转氨霉偏高，怀疑患了肝炎，遂被正而八经地隔离了。许多好友都替他捏了一把汗。但贾平凹却闻病大喜，自谓“因祸得福”，因为他有了一方与世“隔离”的独居空间，从此就可“名正言顺”地避开无聊的“大批判”运动，可以“堂而皇之”地躲进隔离室里成“一统”，自由地写作、读书了，高兴时还可以忘形地吼上一两句秦腔。

谁知，“好景”不长，后经复查，肝炎的怀疑被否定了，他又被“赶”回了集体宿舍，只好“群居”在喧嚣中，点上九分钱一盒的“羊群”或是七分钱一盒的“勤俭”，来继续营造一个只属于自己的心灵空间。

同舍有位“烟品”极高的同学，每闻见这种劣质的烟草味就要打喷嚏，这样贾平凹便常免不了要遭人奚落。班上的几位“政治家”也因为贾平凹的作品发表得多，受到老师的宠爱，便常故意给他制造一些尴尬。在一次联欢会上，某“政治家”出了一条谜语，说是“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床，起床不吃饭，就往教室跑，跑去不听讲，扒下就睡觉”，并点名要贾平凹“猜一个人”。当着众同学的面，贾平凹惶惶然了，他的脸红到了脖子根，嗫嚅了半天，回答道：“是我！”说完，他跑出了会场，在阅览室后的花园里，用泪水冲洗着心灵的创伤。

然而，很多正直与善良的人还是把真诚的关怀与尊重给予了这位精神的富有与生活的窘迫适成对照的书生。同班一位品学兼优的女同学就是其中的一位。

她不像一些人那样轻蔑和戏弄这个山里来的“稼娃”，却大姐般地关心和爱护着他。平凹从心底敬慕她的学品和人品，视她为知己。数年后，平凹忆及这段往事，仍满怀深情地说：她是一位极聪明、善良、贤慧的女子……

如今的贾平凹早已是位超重量级的名人了，大学时代的寒陋自不复再有，但从小养成的节俭习惯却没有变，有时甚至显得有些吝啬。孔明先生曾写过一篇《平凹请吃记》，备述平凹请孔等四位友人吃羊肉泡馍的经过，其中一个细节是：大家到贾府为次日南下江苏的平凹送行，相谈甚欢，不觉已到晚饭时分，便嚷着要一同下馆子，但主人却没有掏腰包的意思，最后的解决办法是“抓阄”！结果平凹“在劫难逃”地抓到了那个纸团儿，只好破费了一回。平凹的“啬气”由此可见一斑。我还听到过一些别的有关平凹“吝啬”、“一毛不拔”的传闻，如“平凹外出，只需在裤带上别把牙刷便可走遍天下”，“平凹迎送客人下楼至巷口，貌似热忱、实则是为了让客人去公共厕所‘方便’以节约家中卫生间的用水”等等。是否属实，笔者不敢轻易下结论，但有一件事却肯定不是好事者向壁虚构出来的。

平凹当年在西安北郊方新村居住时，好友张敏向他借300元钱并答应半年内归还。平凹磨磨蹭蹭拉开抽屉又合上，如是者三，最后用衣襟蒙住抽屉，只留下一道缝，才对张敏说：“存款单都在靠屉板的纸盒里放着，你自己摸，只准摸一张，100元是你的，500元也是你的。”结果张敏摸出了一张400元的存单。张敏高兴得跳了起来，平凹却“黄了脸”，对张敏说：“拿去吧，半年内归还，我不要利息。”张敏说：“平凹今天好大方。”平凹道：“好张敏哩，我老婆到城里来安家，就靠这些积蓄呀！咱工资一月才40来块，不靠稿费靠啥?你知道，《满月儿》的稿酬才57块……”一时说得张敏也泪眼巴巴的。

这就是贾平凹的“啬气”，一种没有经历过最底层生活的艰辛的人所无法理解的“啬气”。不过在很多情况下，传闻中的“平凹啬气轶事”即使事出有据，也难免被加了“佐料”，成了当代的《晏子春秋》，我们只能以幽默的态度“姑妄听之”了。事实上，平凹自有他慷慨大方的一面。我们的老师冯有源先生是贾平凹的同窗挚友，他在文章中写道：“我与平凹同窗三年，深知他是那种最讲友谊，知恩知报的人，而且总是别人投以木瓜，他要报以琼瑶的。而且往往不是拔一根‘毛’，而是拔一撮‘毛’、一把‘毛’。平凹为了写一部小说，曾在乡下一位朋友家住过一个多月，朋友一家人待他可谓关怀备至。书出了，有了稿费，听朋友说要买房子需用很多钱，他一次给拿出三万元。借也好，送也好，反正算是在他身上拔了一撮‘毛’……平凹挣的钱，除了买书外，就是给了亲人和朋友，再说是给了社会……”

商州多才子，商州人多“鬼”气──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