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我又很快发现，美国人远没有日本人抱团，个个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玩，各玩各的；走，各走各的。我本来应走在前面，可不一会儿，我便成了最后一个了。不是这个的提包带挂在了扶拦上，就是那个的包丢在了什么地方。我于是一会儿喊“毕尔（bear狗熊）”，一会儿喊“泊的（bird小鸟）”。

外国人对动物的爱，真是到了特别的程度（那时也新鲜）。彼尔的名字发音和英语的狗熊相象，我就给他起了个中国名字“狗熊”。谁知，彼尔非常得意。大家也都叫我给他们每人起一个动物名。于是，我把个高的汉斯叫长颈鹿；又壮又笨的吉克叫大象；走路外八字的约翰叫大鹅；胆小的莫卡亚叫小兔子。可是学生对汉语不敏感；我一下又记不准英语。结果，哪儿一有问题，我就乱叫一通：想叫“泊得”（bird小鸟），叫成了“毕尔”（bear狗熊）。幽默的美国学生特别爱表演。我叫bear（狗熊），坏了。要命的是我们班有两个彼尔，长得还特别一样。我一叫bear，真的就来了两个大汉，柞着胳臂，学着狗熊的样子过来帮忙。想叫bear（狗熊），叫成了bird（小鸟），爱丽莎又象小鸟一样，扇着两只胳膊就飞过来了。他们开始对我的互相帮助并不习惯，被叫的最多的狗熊们（他们人高马壮，东西又少）嘟囔着：

“唉！太大的没办法。只要老师在，谁各走各的，谁各玩各的是不可以啦。”

可是，到后来他们谁也不用我叫了。我们的队伍真的变了：原来是羊拉屎一样，哩哩啦啦半里长。现在是打着捆，成着团。你帮我，我帮你，特别热闹，特别开心。学生们高兴地说：

“谢谢老师！你把我们变成我们啦——”

这句子通吗？可想一想，我明白了。我们一起吃饭，我们一起游览，我们一起乘车，我们一起高兴啊！我们也一起挨骂……

上楼，吃饭，我和副领队进去晚了。大厅吵成一锅粥。学生说没有引领员，没小姐领他们入座。服务员小姐还说他们“下流”。服务员小姐气急败坏地过来告状：

“就没见过这样的！一进门就要‘中国家常大便饭’还要点‘红烧屁股’。拿我们找乐啊？吃饭，还非叫我们小姐陪。我叫他们下楼出去，他们说他们不“下流”。还说我‘废话’，‘可气’（客气）有这样的吗？一帮棱子！”

被骂为“棱子”的弟子们更棱子了，各个见傻。副领队泰丽忙向小姐道歉。说学生们不是找小姐陪，在美国吃饭，都有领座员领入座。学生们更不是要“大便饭”，是希望吃真正的中国家常便饭，那“大”的意思是要多一点儿。学生也不是要吃“红烧屁股”，是要吃“红烧排骨”。至于说“废话”，英语的“废话”有客气的含义。

好一通解释。反正语言文化都不同。我听了都见傻。这真是老太太摘瓜——整个地拧了。泰丽一边向人家点头哈腰道歉，一边扭过头来，批评学生不注意发音，不认真学汉语。

我和我的美国弟子(3)

其实泰丽自己也坐不住，成天闹闹实践法。学生上课也最不愿意记忆什么了。而语言能力的训练，必须以一定的语言知识作为基础的。（我这样说，是因为当时的教学法讨论，一下倒向西方）。泰丽终于接受了我的观点。服务员小姐一听我是老师，站住了。我以为，对我怎么也得客气点。谁知，她可找到一个出气筒了。这个那个，吗？呀！了一大堆。最后白了我一眼，又给了我一句：

“老师？哼，怎么教的？”

接着高跟鞋点地“嘎嘎嘎”地走了。

叫人家骂傻了的弟子们，蓝眼、绿眼、棕色的眼一块同情地看着我。他们大概都想起了，我是怎样强调叫他们注意声调，注意发音，注意英汉词语的非等值现象。没办法。弟子们傻了好一阵子，他们都决定不吃“红烧屁股”了，对那个不会笑，又对老师都不敬的小姐以示抗议。去吃西餐！

哈，那又是头一模。看电视，我早就想看看那洋人们吃什么了（我总好奇）。可惜，总不演清楚。哈！洋人请客，吃洋饭！

几顿洋饭下来，我的中国胃就抗议了。在上海，去“红房子”名西餐店。安排好学生，我逃跑了。到城隍庙小吃馆，狠狠地吃了一碗上海的大排面。在那儿，一片“唏溜哈啦”的吃声中，我痛快地“唏溜哈啦”地吃起来。跟我不认识的吃友大声说笑。那个痛快呀！

哪像西餐，危襟正坐。没吃完，刀叉得放成八字。你要是平行放着，服务员就以为你吃完了。你一个不注意，都敛走了。再不小心，就来个“酸鼻辣淌”。马乃司，看着像奶酪，里面都是芥末!。还得注意：刀叉掉了，千万别自己拾，那是丢脸的事。没开吃，就加盐，那是对厨师的不礼貌。上带骨头的肉时，一定上一碗水，千万别喝，那是洗手的！擦嘴要用餐巾的内侧，用外侧，叫人见笑，说你不知脏净。但你伸出舌头，舔手指头却是应该的。不能大声说话，吃东西更不能“唏溜哈啦”出声，但当着大家的面，可以捏着鼻子，大声擤鼻涕。天啊，这是什么洋规矩！

再说，真不好意思，一个人一顿西餐就百拾来块。说实在的，我也真不愿叫学生为我掏那么多钱，因为我旅起游来，才知道我这次出来，并非美国官方出资，是他们师生自己掏腰包。这西餐，又贵，又不好吃，何苦！（其实，西餐也很好吃。那是后来我出国后才知道的）。

3块钱，热热呼呼、舒舒服服、饱饱地美美地来了一顿。收钱！付费！服务员却说付过了。扭头才发现我的兵们也跟踪而来。他们一个个挺腰直脖地冲着我：

“老师，我们应该我们（大家在一起）。”

心里真觉得过意不去，只有道歉了。我忙帮他们点这个，要那个。都几块钱一份。我说：“吃吧！老师请客！”哈，小吃的百花园里，百花齐放。学生们看得更是眼花缭乱：

咸菜泡饭、叉烧包、肉米粽、荠菜馄饨、小笼包、椰奶紫米球、马拉糕、三丝春卷、叉烧酥角、酒酿园子、蟹黄饼……吃鸡腿饭，还免费陪送汤。最后我们学生也都来了一碗。一碗一碗又一碗。跑不过来的服务员奇怪地问，听说外国人不都是先喝汤吗？我说，我们后发现的……

那天，特别难忘，我们竟还尝到了，在绿波廊招待西哈努克的小吃：鸽蛋圆子和眉毛酥。氛围那个好啊。馋猫们各个吃得ohwa词兴大发：

“中国小吃——百碟开放！”

“中国小吃——盖了洋人的帽儿！”

“中国小吃——撑倒一片！”（他们自己编的歇后语。编了就爱显摆。）

“中国的小吃丰富！美妙！好吃！地雷深思（英语音deliciousfood美餐）!

哦，我还真得“深思”。心想，这有钱的美国人，也不只喜欢“阳春白雪”，对“下里巴人”也一样钟情。真是，忘了谁的名言：

“民间的创造总是最富民族性的，也是最富吸引力的。”

“我们又有新发现。非常大地谢谢老师，我们的斯达莫克（英语音）（ctomach胃）高兴！”

我和我的美国弟子(4)

我也高兴啊，没想到，我们的小吃文化都这么有魅力。可不，中国的饮食文化璀璨！我可不好意思像欧洲学生那样作诗：

“还是中国饮食好！不像麦当劳——鸡腿、土豆、加面包。”

欧洲学生好像不怎么服气美国。

吃饱了。学生说，如果再吃，一定有爆炸事件发生。临出门，我的学生兵们一边谢我，一边教育起老师来了：

“老师忘了？你说，我们应该我们。”

是，学生们是真诚的。我们再没分开：我们一起赶火车，找旅店，我们一起参观博物馆，一起看我祖国的青山秀水，我们一起谈文化，说语言，我们一起受骗，也一起受感动。我们还差点，一起把维卡给丢了……但最后，我不得不从“我们”中分出来了。

站在机场的出关线外，看着弟子们成着群，抱着团，你帮我，我拉你进关。真的，可不像他们起初，谁也不管谁的了。真好！然而，当他们真要离开我，我忽然觉得，那一个个生龙活虎的年轻人，真像从我身上割走一样。难受，心隐隐地痛。

我扭过了头。人为什么要分别呢？分别原来这么叫人痛苦。忽然，我听到一阵呼喊，转回身，看见弟子们高举着展开的一张大纸。那上面用彩笔写的挥胳膊，扭腿的大字：

“老师——我们都爱你！”

那时听见有人说，爱我，真觉得脸红，不好意思。心里幸福得咚咚跳，又想掉眼泪。

他们一块呼喊：

“老师——我们会想念你的！不要忘了我们——”

是啊，现在我修改这篇文章，十几年了。想起我们一起生活的日日夜夜；想起那些叫我劳累，有时也叫我着急，生气，又总给我惊喜的弟子们；至今仍历历在目，叫人怀念。

1987年8月30日一稿北京

2005年2月6日修改于南开园

武藤的梦(1)

破晓，夜把包藏的一切还给了白天,四周又显出了清晰的轮廓。一束青白色的辉光颤颤地从窗帘外挤进车来，轻柔地抚摸着我的面夹，唤我起床。列车仍在向西安飞驰。我悄悄地坐起身来。忽然门外传来一阵吵闹，声音显然是极力压抑的：

“你给我进去！”是男人的强硬。

“不！”是女人的反抗。

“你！你！打人，为什么？”呀！好像是我的学生？声音里有极度的气愤。我赶忙拉开门。一看，有三个人挤成一溜儿，正撕撕扯扯地在狭窄的走道里扯过来，又拽过去。一个五十开外大腹便便的男人，脸红涨得像要炸开的紫茄子。他正气急败坏地抓着一个少妇的胳膊。那个少妇使劲地向后坠着身子，不说话，只是瞪大着一双眼睛。那是怎样的一双眼睛啊！

我忽然想起昨天。黄昏时分，就在这走道，就是这位少妇。她侧身依坐在列车的折椅上，一只手托着她白净的面颊，久久地望着窗外……我这是在带留学生去西安的软卧上。一天一夜的火车，坐得浑身不舒服。走出包厢，正瞥见了身边的妇人。真的，从没有见过这么忧郁的一双的眼睛：那里有亢奋、迷惘、失落、惆怅、或许还有着焦虑、期待、悲伤……这是一位着装入时，又有几分典雅的少妇。我说她是少妇，是因为我见她梳着一个发髻。其实，我猜她最多也不过二十来岁。

此时，她的头发被抓得散落下来，但仍不失姿色。她正用力地想从那男人的手中挣脱出来。男人死抓着她不放。两个大人中间夹着的是一个武藤加道。瘦弱的武藤，小嫩芽芽一样的。武藤完全被激怒了，她伸着两只胳膊，挡在少妇身前，大有不可侵犯之势。我一下惊住了。男人打女人，我见过，令人气愤，用不着惊。武藤加道如此威严，我第一次见。

认识武藤始于看选课学生名单。“武藤加道”一下叫人联想起日本的武士：膀大腰粗，横眉恶目，个个一副决死的架势。可是上课点名，应声的却象小蚊子叫：

“哈伊——”

“应该答：‘到——’”

我一面更正学生的应答，一面抬眼寻找那学生。哈——哪是什么武士！全然是一个弱不禁风的林妹妹！武藤是日本名古屋大学东亚文化系来华进修的学生。她起立恭敬地站在课桌后。单薄的杨柳身材，瓜子脸上一双细眼睛，淡眉毛，樱桃小口。脸上和身上的皮肤都是白白净净的。她说话声音太小，我靠近了她，竟看见她的皮肤白嫩得几乎可以看到皮下细细的脉络。面捏的小人呀！真的，我们班来了个林妹妹。后来我很少能注意到她了，学生多，她又总是坐在角落里，也不爱发言，但堂堂课必到。

上专题讨论课。话题是“女人的出路在哪里？”说到女人，班上的男子汉们像喝足泡沫式comtto（意大利咖啡劲大），个个精神焕发；女生也决不任人宰割，人人武装到嘴巴。争论的话语在煮沸。我这些外国弟子的思维都插着翅膀，而且谁都不肯被谁统一。他们给女人铺设的出路也纵横交错，四通八达：

“女人的出路是作职业女性。走出院庭！”

“女人的特点决定女人应该为家庭服务，服务家庭也就有社会价值。”

“女人生孩子是太大的麻烦，以后叫男人也生孩子。哈！都剖腹产。”（这可是个男生说的）。

“克隆孩子吧，就都平等了。”

还有人说，科学发达了，以后可以取消性别差异。没麻烦，没犯罪。也没发完，发言者就被大家赶下讲台。全班一律说：“删除！”

女生嚷嚷：“没有男女，不行！不行！生活没有诗意！没有浪漫！”

男子汉集体抗议：“没有女人，世界就没有了美丽！没有了激情！”法国男生说得更具体：

“我喜欢和女孩一起喝咖啡，喜欢看女孩。当然那女孩要有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