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就在霎那间发生了变化。

战争的结局(1)

对于姊川合战的最终结局，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因为丹羽、池田所部织田军阻遏住了朝仓军的前进之势，德川家康立刻派大将榊原康政从左翼突出。已经鏖战多时，体力衰退的朝仓军同时遭到左右两个方向的夹击，被迫全面后退，猛将真柄直隆父子先后战死，终于被德川军赶回到姊川北岸。

到了此刻，一往无前的浅井军也已经是强弩之末了，被织田方佐久间信盛等将所率领的援军挡住。脱离险境的信长立刻下令全力反击，务必将浅井军全数歼灭在河滩上。

在击退朝仓军以后，德川家康挥师向东移动，以策应信长，夹击浅井军，如果浅井长政继续战斗下去，下场肯定是相当悲惨的。但就在这个时候，以稻叶一铁为首的“西美浓三人众”的部队来到阵前，配合德川军自西向东挺枪杀入，这一形势变化，促使浅井长政终于下定了决心，勒束部下脱离接触，缓缓渡回姊川北岸。信长看到敌人退军严整，无隙可乘，于是也下令收兵。

另一种说法，则是织田信长先派丹羽长秀、池田恒兴所部压制住了朝仓军，然后立刻让一直没有投入战场的“西美浓三人众”渡河北进，作出切断浅井军退路之状，浅井长政被迫全军退回姊川北岸。看到友军退却的朝仓军阵脚开始动摇，再受到榊原康政部的侧翼夹击，于是大败亏输。

不管是朝仓军先退，还是浅井军先退，总之他们打败了，这场苦战熬到最后的还是织田信长。

姊川合战乃是织田氏与浅井氏的大决战，但却并没有收到决战的应有效果。双方损失，一说浅井、朝仓方为五千人，织田、德川方为三千人，一说比例类似，但总数不超过三千。总之织田信长以优势兵力，恶战半日，所赢得的战果并不很大，并且朝仓、浅井联军虽然溃败，就其以后的表现来看，实力应该没有遭到致命损伤——事实上，双方基本上算打了个平手。

虽然从战役层次来说，姊川合战胜负难决，但从战略角度来考虑，织田信长却是当然的赢家，因为朝仓、浅井主力退去，暂时不敢再来，他遂得以调动全部兵力攻打横山城，并最终迫其开城投降。

织田信长派木下秀吉守备横山城，然后南下攻击琵琶湖东岸的坚固要塞——佐和山城。佐和山城若被攻克，则虎御前山以南就不复为浅井氏所有，织田军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攻击其本城小谷。守备佐和山城的，正是在姊川合战中曾给织田军以重大打击的猛将矶野员昌。信长知道要攻克此城，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于是命丹羽长秀在城东、市桥长利在城北、水野信元在城南、河尻秀隆在城西，构筑付城和鹿砦，重重包围，做好长期战斗的准备。

信长本人则于七月四日回归京都，向幕府将军足利义昭报告战胜的消息——这并非表面文章，乃是为了警告义昭及呼应他的畿内党羽，最好别再轻举妄动。四天后，信长回归美浓岐阜城。

他此次出兵，前后不到一个月，只不过避免信长包围网当头罩下，无法脱身而已，却最终未能将其撕破。浅井、朝仓联军既已受挫，暂时不敢南下，那么他此时需要做的，就是保障京都西侧的安全。京都往西，最令信长头痛，并且如欲攻击京都，可以朝发夕至的势力，是三好残党，以及石山本愿寺。

本愿寺是日本佛教净土真宗的重要寺庙，本愿寺派的总本山。净土真宗由净土宗始祖法然的弟子亲鸾所开创，提倡简化清规戒律，宣扬只要怀有对佛的虔诚心，不需出家亦可修行，只要口念“南无阿弥陀佛”便可得救。因此这种便捷法门深受中下层人民的欢迎，在战国时代信徒很多，也被称为“门徒宗”或“一向宗”。

本愿寺当第八代法主莲如上人在位的时候势力大为扩展，信徒遍及日本各地，而以北陆、畿内最为繁盛。本愿寺不但经常煽动各地一向宗徒起事，攻击领主，并且逐渐拥有了自己的强大武装，总本山石山本愿寺也是天下知名的坚固城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本愿寺不过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割据大名而已。

战争的结局(2)

到了本愿寺第十一代法主显如（光佐）上人在位的时候，响应将军足利义昭的号召，开始联合六角、三好残党，阻挠织田信长的畿内统一战，由此就爆发了长达十一年的、影响遍布畿内的“石山合战”。

第六天魔王

织田信长于永禄十一年（1568年）九月进入京都，次年（1569年）十月平定伊势，此后隔了仅仅半年，1570年的四月，浅井长政突然撕毁盟约，从背后袭击北伐越前的织田军，六月爆发了姊川之战。

在将军足利义昭看来，信长是必须要打倒的势力，因为他野心太大，完全不把幕府将军放在眼里，不肯相助他恢复室町幕府往日的荣光。然而室町幕府往日的荣光又何在呢？足利义满时代一去不可复见了，即便恢复到足利义政时代，也即“应仁?文明”之乱以前的局势，所谓幕府将军，也只不过受各地诸侯名义上拥戴的共主而已。诸侯们大多聚集京都，对幕政指手划脚，党同伐异，而将军的作用只是维持和平局面和势力平衡罢了。反正，只要将军本人的荣华富贵不受威胁，谁做管领，谁做重臣，都是无妨的。

足利义昭心目中幕府的“太平盛世”，大概也就这样了吧，这个人虽非废物，却实在没有什么政治远见。

然而织田信长却不同，信长想用武力来平定乱世，开创一个不同于室町幕府的新的统治政权。信长的思维敏锐、爱憎分明，这在除《信长公记》外的另外两本重要历史文献——《言继卿记》和《日本史》中，都有着详细而生动的描述。三部史料分别从武士、公卿、传教士三个截然不同的角度，为我们勾勒出织田信长的全貌。

公家眼中信长(1)

《言继卿记》是一本日记体的著作，其作者为与织田信长关系最为密切的朝廷公卿山科言继。

当时的日本贵族，家系等级高低划分得很清楚，家格不够高，是无法就任高级官职的。主要的区分如下：近卫、鹰司等“五摄家”，其子弟最高可做到摄政?关白【代天皇执掌政务的重要官职，天皇年幼时称“摄政”，亲政后称“关白”，也即诸事都必须关白（原意为告知）此官的意思。】；三条、菊亭等“九清华家”，其子弟最高可做到正、从一位的太政大臣；正亲町、三条西等“三大臣家”，其子弟最高可做到正三位大纳言；河鳍、滋野井等诸多“羽林家”，其子弟最高可做到从四位近卫中将；劝修寺、万里小路等诸多“名家”，其子弟最高可做到从五位侍从。

以上所述这些家族中接近半数都出自藤原氏，其中“五摄家”全都源自藤原氏的分家“北家”。山科言继乃是藤原氏的庶流，就家格而论属于“羽林家”。

山科言继从信长出生前就与胜幡织田氏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天文二年（1533年），也就是信长诞生前一年，七月份，山科言继和飞鸟井雅纲两位公卿受邀前往尾张，教授那些乡下人和歌和蹴鞠（踢球）技艺，受到织田信秀的盛情款待——当时言继二十五岁。

言继长年为了朝廷的财政复兴而四处奔走，他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向各地诸侯募捐，二是请求诸侯们恢复朝廷的“御料地”，也就是被侵吞的朝廷的地产。大部分情况下，他的努力都会化为泡影，不是碰上战乱，就是蹭一鼻子灰，只有织田信秀等少数战国大名对他礼遇有加。基于这一层关系，当织田信长上洛以后，朝廷就派当时就任权（权即额外之意，指超额多设的官位）中纳言的山科言继担任“武家传奏”，负责和织田信长联络、交涉的工作。

信长于永禄十一年（1568年）九月上洛，山科言继和他的初次见面是在十月六日，地点为京都的宝镜寺中。当时足利义昭刚从岐阜立政寺迁居过来，于是言继安排义昭和信长觐见天皇，指导他们应该穿着的服饰以及在觐见过程中所必须遵守的礼仪。

信长随即就离开京都前往西面的摄津国追击残敌，归来后不久，十月十四日和十七日又两次与言继见面。第二年是永禄十二年（1569年），从二月七日开始到四月二十一日，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两人会面多达二十七次。信长通过言继与中纳言叶室赖房、左少辩日野辉资、参议持明院基孝等多位公卿相见，在朝廷中打通了人脉，给天皇、贵族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在言继的描述中，信长是个很和蔼可亲的人，“尊王”之志非常诚恳而迫切。虽然他也很明白信长是想利用朝廷来制衡室町幕府，但在自己的日记中当然不会有所提及。当年九月份，朝廷打算为先帝——后奈良天皇——举行第十三回祭祀法会，请求诸侯们募捐，山科言继不顾六十一岁的高龄前往三河去拜会德川家康。当路过崎阜城的时候，他受到了信长的热情款待，信长还许诺说：“万一德川氏的献金数额不如尊意，我会再捐出两百贯来让您带回京都去的。”为此还专门立下了文书。

信长毕生，给朝廷进献的金钱和宝物数也数不清，然而当朝廷要求恢复被武士们强夺走的“御料地”，比如西冈宝菩提院的领地、丹波国新屋庄的领地等等，信长却坚决不肯让步了。当言继因为后一件事亲自前往岐阜城拜会信长的时候，信长婉言谢绝了他的请求，但同时赠给言继二十贯钱，并且好言抚慰说：“事情还可商量，等我明春上京时咱们再做决定吧。”

当然，这“再做决定”只是空额支票，信长可以把朝廷供奉起来，可以让贵族们吃喝不愁，却不会让他们重新占有大量地产的。只是在面对武家传奏的时候，劝修寺晴丰之流害怕信长的威势，往往是战战兢兢，汗不敢出，山科言继则要轻松得多，信长似乎完全把他当成一位父执辈来关照。

公家眼中信长(2)

正因如此，言继在自己的日记里说了信长很多好话，同时在朝廷中，他也为了信长的利益，为了弥合朝廷和信长间日益明显的嫌隙而不断努力着。

传教士眼中的信长

《日本史》的作者路易斯?弗洛伊士乃是天主教耶稣会的教士。天主教最早在天文十八年（1549年），也即信长十六岁的时候传入日本，很快就发展至数十万信众。织田信长上洛的时候，弗罗伊士正居住在京都，开展传教活动，他记述了织田军的严明军纪给当地居民所留下的深刻印象，并且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一名士兵掀起一妇人的头盖，想要一窥该妇人之容貌，此情形恰被信长所见，信长当场即将该士兵处死。”

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想要顺利传教，就必须和当地的实权派搞好关系。在传教士们进入畿内以后，他们首先想到要打招呼的乃是摄津守护三好义继，还有佛教的大寺院——比叡山延历寺，在得到上述两者的允诺以后，才可以对贵族、武士和百姓传教，才能开设天主教堂。现在既然畿内的统治者换成了织田信长，传教士们当然必须前往趋奉，就在这种背景下，弗洛伊士见到了信长。

他当时料想不到，自己竟能得到信长的赏识，此后得以长时间跟随在他身边，见证一段历史的变迁。他更料想不到，这个前此从未接触过天主教的日本大名，竟然会对这种远来的宗教抱有极大的好奇心，并且丝毫也没有排外的情绪存在。

日本原本并没有本土宗教，大约六世纪的时候，佛教传入日本，很快就生根发芽，并且长成为繁茂的大树。此后日本贵族为了保护本土文化，又创造了神道教，不过神道教在相当长时间内缺乏完整的体系，只是一种信仰而谈不上是宗教。并且日本的佛教和神道信仰逐渐融合在一起，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很难加以区分了。

在接触到天主教以前，信长本人并没有明确的信仰，不过当时的日本人大多兼有佛教和神道信仰，信长也不例外。在桶狭间合战前后，他都前往热田神社及其分社祈祷，他为死谏的宿老平手政秀修建政秀寺，请著名的禅僧开山泽彥来当住持，并且向泽彥请教，为新的主城定下“崎阜”之名。说信长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恐怕是不准确的，但他并没有明确和坚定的信仰，这却应该是事实。

正因如此，信长相比佛教或神道信仰坚定的日本人来说，更容易包容甚至接纳天主教等外来宗教，况且他骨子里就喜欢新奇事物，对于那些卷毛高鼻的南蛮人【因为最早来到日本的西欧人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其后是英国人和荷兰人，他们都是经东南亚北渡到日本的，因此日本人误以为他们的国家也位于南方，就称其国为‘南蛮国’，称这些西欧人为南蛮人。】，以及他们所讲说的奇特的道理，全都很感兴趣。

在上洛的当年，信长就允准了传教士们所请，拨给京都四条的一片土地盖建教堂，并且起名为“永禄寺”。比叡山延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