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一直在放纵和压抑的区间里游荡。放纵是自然的篝火，而压力往往里自于生存的需要。很早人类就为了人种的优化开始排斥近亲的性行为，为了防止疾病的传播排斥性乱，这些都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理性进步的表现，直到有一天婚姻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的节点。而在传统的道德里，最终把婚姻作为性是否合理的边界。在婚姻之内性关系就是合理的，哪怕存在婚内强奸、无性婚姻；在婚姻之外，一切性行为，哪怕看黄蝶这张的性趋向，都是不合理的，甚至违法的。在几千年里，我们的社会一种遵守着这个准则，违反着就是叛逆，得到社会的口诛笔伐甚至人身迫害

现在，传媒技术的发展已经让解放的思想如虎添翼，从前神秘的性，无论从知识还是到生活方式轻易的就被曝光了。这种进步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我们可以再一次理智的去思考和讨论这个行为。比如对于木子美小姐这样的性解禁者，我们采取了更加宽容的态度，而并没有象从前那样把她投入牢笼，最主要的是：我们没有这个权力！

相比与西方60年代的经历，性的革命在中国爆发的更快更猛烈。短短几年，中国人已经从对自由恋爱的认同，到婚前同居现象的默认，进入到今天对一夜情的争论中。这种思想的解放运动让几千年的封建礼教竟然如此之快的就面临崩溃瓦解了！

爱上家

（尚未完成）

美丽的新世界 患得患失

更新换代

我家第一台电视第一次出故障的时候，把我的父母给心疼坏了，但请到家里的修理工还是大有见识，他一边修理一边说：“别心疼，这玩艺儿早晚就是个破烂！人家外国垃圾堆里有的是……你们放心，十年后肯定普及彩电、十五年后普及录像机！”他豪情万丈的乐观预言顿时让我崇拜不已。

事实上，我们家那台电视最后真的成了破烂。那时候国产的电视有几千个牌子，质量也良莠不齐，一旦有了第一次故障，日后就开始“小错不断”，以至于后来为了修理方便，电视的后箱盖被拆开了索性就不再装上，碰到保险烧了这样的小问题，我爸就自己换。直到最后，那台电视以20元卖给了一个收破烂儿的。

彩电的普及确实也验证了那个修理工的预言，只不过录像机再也没有普及的机会了。因为后来技术的进步的速度超过了人们口袋里钱的积累，还没等录像机进入大部分中国人的家庭，廉价的vcd已经出现了。

90年代的中国被外国人称为世界工场，中国制造的廉价vcd机加上没有知识产权的碟片，迅速演绎成一场壮阔的文化消费景观。就连我老家的农村vcd的普及都是惊人的，在集贸市场上，碟片堆在地上像一做小山，一两块钱一张，而且从传统京剧到三级片什么内容都有。据卖盘的说：它是按斤（重量）批发来的。唯一比较贵的是戏曲盘——因为没人愿意盗版这种艺术，全部是正版的价钱，我爸爸是个戏迷，所以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为了能够阅读劣质的盗版光盘，国内的vcd机都有很强的纠错能力，所以那时大牌的vcd厂家都把这种国外产品缺乏的纠错能力比作“中国功夫”，于是电视广告中就出现了许多莫名其妙的广告语：“xxvcd，真功夫！” “xxvcd，好功夫！”；还有一个厂家的广告更有意思：“xxvcd，真是好功夫！”其实许多“维护正义”的媒体也忠告消费者说，这种超强纠错的功能对机器本身损害很大，会降低机器的寿命。但事实上，又有哪个消费者就因为这种学说去买贵几倍的进口vcd呢?进口vcd只能看优质碟片，还要花很多钱买正版的光盘。而且这个时候的消费者已经看穿了电子产品更新换代的周期性。可不是吗？没等vcd坏掉就出现了超级vcd，现在已经换成了dvd，厂家又开始抄做什么evd。

vcd还成就了一个奇迹，因为在国内演艺vcd热潮时许多发达国家还在使用传统的录像机，中国还是头一次在发达国家前面普及一种家电。原因有三点：

一是任何产品更新换代都需要时间，国外的录像机产业已经比较成熟，让一个成熟的产业退出舞台并不那么容易；

第二就是国外知识产权管理严格，买碟片相比于租录像带更奢侈；

第三，vcd本身就是过渡产品，外国人直接把目标瞄准了更先进的dvd。

同样的事情还有许多，比如，在许多发达国家，因为到处都是固定电话，人们觉得使用起来已经很方便，当然没有必要再换成手机。而中国，固定电话本来就少，所以手机出现后反而推广的很快。

更新换代的现象在文化领域同样如此。现在许多人都在呼吁京剧和相声等曲艺文化的振兴，但一直不见起色。对于这种事，有人乐观，有人悲观，但至少应该客观。

我们一直说：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并不是说大清国的文人就写不了好诗，但为什么后人记不得清朝的诗人呢，而更喜欢李白、杜甫呢？那是因为文化产品也有历史的周期性，过了这个村，就不住这个店了。一种文化形式，自从产生之后，进入成熟、再转向衰败是必然的。比如，我们可以想象，在唐朝时，当七绝的诗歌进入它的成熟期，也可以理解为流行期，那个时期社会上大多数人文人都迷恋这种文化，擅长这种诗歌创作的诗人就被大家推崇，得到很好的社会地位，同时更多的人也努力去获得这种地位。于是就会出现李白，杜甫，白居易这样流传千古的大师，还被封成了仙呀、圣的。到了明清，文人们依然喜欢那些唐代流传下来的诗，也有人写新诗，但除了这些七绝诗之外，这些文人的选择还有许多新的更招人喜欢的文学形式，比如后来出现的词曲，还有人开始创作小说，总之七绝诗已经不是这个时代最疯狂的流行形式了，新涌现的诗人再也得不到前人的历史地位，地位的下落又严重的影响了这些文人的创作积极性。

再回过来看看我们眼前的京剧、相声。既然现在观众的环境没有了、许多的优秀的表演人才都去唱流行歌曲、拍电影、电视去了，我们又怎么奢望再出现梅兰芳、侯宝林那样的大师再出现呢？

辫子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清朝的辫子,是一件最尴尬装束,说他尴尬,不是说它中国的着装史上鹤立鸡群，而是它的普及和消亡很是尴尬。当初满族人入关统治中原，本来想全部汗化，但是吴三桂建议他们一定要推广辫子，“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推广辫子谈何容易。明末遗老烈士颇多，宁可断头不剃头者屡众，投井自缢者不可胜数，就是苟且留得一命的，也以各种方式表达对前朝之缅怀，对新朝不屑。吴梅村觉得“浮生所欠止一死”可以反映遗老们的心态。清初到也罢了，因为毕竟满清以异族入关，中原知识分子在情感上接受不了也算常理，而到了辛亥革命，却也有人宁死不剪辫子，殊不知这辫子并非祖先的玩意。剃头留辫都不是问题，这种遗老心态却因何而起？我们是把清初那帮人称为有民族气节的，清末的这些老顽固们只能视作遗孽了。

辜鸿铭是民国时期的大学者，这个名字的人，现在首先让人想到的，就是他的那根在民国以后的北平知识界中，堪称独一无二的辫子。他在清廷，算是搞洋务的，按说是维新一派，但皇帝没了，竟比遗老还要遗老，这也是只有他才能做出的怪行径了。那时的他，戴瓜皮帽，穿方马褂，顶红缨辫，穿双脸鞋，踱着四方步，出入北大校园，在红楼的课堂上，大讲英国诗，据说是当时的京城一景。

现在看来，有没有辫子只是个体面问题，却一旦和文化、政治搭上边，就要弄的头破血流，这可能就是封建主义的一个性征，把一切东西都符号化，再依此区别人的地位、族群。

和辫子类似尴尬的东西很多，现在就谈谈节日问题。

我有时特别羡慕我爸爸这个农民，因为农民有许多自由是上班族得不到的。比如虽然我们有了双休日，但有许多几千来中国人十分重视的传统节日：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等却一直不“合法”，特别是每年中秋佳节，明明单位里商务性的月饼堆成了小山，大街上商场里灯笼高挂，电视里歌舞升平。但我们也不得不埋头在办公室里等待6：00准时下班。我不知道节日的立法应该是个什么程序，但初衷和结果毕竟如此的尴尬。可能早期革命时期觉得凡是旧社会留下的风俗就是遗风败诉，你需要革丢。就好像清兵入关后让汉人必须去发留辫子一样，都是对人权的不尊重。

就这样历史

我没有干过古董买卖，但始终有一种认识，那就是只要时间越长的东西，就越是古董，就越值钱。在我的概念中，古董和文物倒是有区分，觉得能够反映历史中失去的文化的物品才能叫文物。比如：北京人山洞里的炭火，至少能说明4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能够利用火。

文物和我理解的古董不一样，没有严格的时间界定。在我成长的20年里，我眼睁睁的看着许多东西就这样称为了历史，虽然这个演变的速度太快，还很少有人把它们称成文物。

比如在我农村的家里竟然还有不少文物

文物一：提灯

那个提灯是我爸爸年轻时在火车站用的，之所以成为文物，是因为它是使用煤油做燃料照明的。现在野外照明都是用电池做能源的手电筒了，那个提灯就成为了历史。

文物二：马车

我们家这个马车克不是城里人旅游用的那种“洋车”，是我父亲真正用来干农活的“板车”。牲畜在农村部分地区还在使用，但绝对已经推出了农业生产主角的地位，马车即便在农村也少之又少。2001年，我们家最后一匹骡子死了，只剩下这个马车孤单的停在院子里。我爸爸的想法是，把他拆了，卖废铁。

文物三：打麦机

在我上小学时，除了暑假和寒假外，还有两个长达半个月的假期，叫：秋假。秋假又分为大秋和麦秋。大秋在十一前后，就是收玉米的季节；卖秋，顾名思义，就是收小麦的季节。放假的目的就是让小孩回家帮助家里秋收，其实也是方便老师。在我很小的时候，所谓的帮忙就是像小学语文书里教导的一样——拾麦穗。那时候，我们那里没有联合收割机，麦子熟了，先要割下来，打成捆，运到谷场上或家里的场院上。然后就用上我标题里说的打麦机了。除了打麦机，还有扬场机，或者人工扬场，扬场就是利用风把小麦和麦壳分离。现在农村已经普及联合收割机了，那台长了锈的打麦机，依然退了休似的，悠闲的站在我家的场院上。我爸爸闲它占地方，也想卖了废铁。但那个东西是村子的集体财产，还不能卖，只能任由它最后烂在那里。据说现在小学的秋假也没有了，别说拾麦穗，到了麦秋，小孩子是不允许到田地里乱跑的，毕竟收割机很危险。

文物三：泥娃娃

泥娃娃本身不稀罕，可贵的是他的来历。在我小时候，最盼望的事情就是村子里来“换泥娃娃的” ，所谓“换泥娃娃的”，其实就是游走于乡间的卖货郎，但“换泥娃娃的”远比“卖货郎”有历史感。从前农村商品流通不发达，村子里面很少有小卖部，赶集路途又远。于是针头线脑这些小商品，就有人推着车到各村去卖。其实那个泥娃娃也不是我的，估计是从前爷爷或爸爸童年很喜欢的玩具。又因为村子里的农民也没有钱，许多东西都是直接用家里的粮食或破烂换。所以就叫“换泥娃娃的”了吧。我记得当时来我们村的“换泥娃娃的”是个推自行车的中年人，在自行车的后坐上榜一个大笼子，笼子里有各式各样我感兴趣的玩艺。那人每次一叫卖，我从老远的院子里就能听到，我就拉着我奶奶去买糖。大概在我上学后，村子里的小卖部越来越多了，那个“换泥娃娃的”也没有市场，干脆在学校门口推车卖冰棍……再后来，推车卖冰棍的也没有了。

文物四：汉奸

“汉奸”在书本里叫陀螺，我说的是用鞭子抽着转的陀螺。也不知道谁给起了这么一个“解气”的名字。那个汉奸是我小时候自制的，或许它代表着我小时候玩过的、现在正在消失的许许多多传统玩具和游戏，如：打尜、拍方宝、弹球……

变了就是进步了？

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在一个变化的社会中生活。而且这种生活让我们认为变了就是进步了，这种观念其实同样是十分危险的。

物质的增长，让个体的独立性比过去的任何时期更加鲜明。

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成年之后就离开父母生活。家庭作为社会单位变得越来越小。还有人选择了一个人终生独处。

独生子女制度的继续繁衍，让我们的下一代已经没有了哥哥、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