逗人喜欢，而且是诙谐、幽默，说话颇令人玩味的老爷子。

因此当我写乔羽的传记每写完一章，就有种难言的失落梗在心头。回味评点，一些生动有趣、“原生态”的东西，被丢掉不少。穷其原因，毕竟还是“说”与“写”有所区别。乔羽原本“说”出的生动鲜活，让笔者写来却有些失色。有写作功力的原因，也有“说”与“写”难以调和的问题。出口成章与笔下生花是两类土壤里长成的“庄稼”。

我必须寻求保全生动鲜活的方式，让作者和读者在同样的愿望上达于和谐。思来想去，作者拟在每一章之后，安排与该章内容相关、相融而又不能重复的“乔羽访谈录”。这既是对正文内容的拾漏补缺，吸纳、保留生动鲜活之气息，丰富信息量和合理的游离，又能切换调节阅读情绪，缓解阅读疲劳。这或许也是人物传记写法上一个新的尝试。

“不醉不说”的题目，是笔者对于乔羽先生表达特点的一个发现。在中国文化艺术界，乔羽的能喝善饮是出了名的。然而，我从来没见到过，也没听说过乔羽醉酒；很难想象不喝酒的乔羽，会把话题弄到极精彩的程度。酒，仿佛是他灵感、激情、言辞的“燃烧剂”。许多话题，不借助酒力，乔羽谈话的精彩度就有打折扣的可能。在我们十余年的交往聊天中，尤其是酒喝得微醉时，乔羽往往是“独揽”聊天大权，灵光四射，妙语连珠，谈锋更健。这个时候，我就记录下了许多匆匆来去的采访者“求之不得”的东西。

因此，有来由的“不醉不说”，将使本书贯串着两条“结构线”：乔羽的人生足迹与心路历程。足迹，靠写出来；心路，要说出来。它们将互相依存，互为印证，相得益彰。

说实话，我至今依然不喜欢屏幕上的乔老爷子。确切一些说，不喜欢人为的光环。自那天晚上之后，我知道还有一个真实的乔羽存在着。这就是我坚持10余年采访不中断，为老爷子写一部书的念头没有泯灭的原因之所在。

知道乔羽的人很多，不知道乔羽的怕是更多；喜欢乔羽艺术的人很多，不知道乔羽的作品的人也很多。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国度的每个人，知道或不知道某些知识，都不值得大惊小怪。因而，我写作乔羽的目的和依据，不是别人知道不知道，而是自己知道不知道。

乔羽和他的“粉丝”们(3)

老顽童偶遇小顽童

因此，我只写我所认识的乔羽，仅以我的观察、观点、思考、猜测，告诉人们我心中的乔羽。

我将用我的这支笔告诉你一个在光环之外喝酒、聊天过日子的乔羽，一个沐浴在人生夕阳光辉里、年届80，仍然贪杯，仍然喜欢开玩笑，随随便便与少男少女们侃大山时仍然神采飞扬的乔羽……

大运河岸边的乔家小院(1)

乔羽对祖父的印象，主要来自父亲和街坊老人们的描述：一位蓄着花白胡子、慈眉善目、身着长袍的私塾先生与一群小小蒙童……

1860年，山东东平县一个名叫乔东垣（字紫宸）的年轻人考中了前清的拔贡。那时，清王朝已经坠入没落之途，贪污腐败之风积重难返，天灾民变此起彼伏，外国列强正在磨刀霍霍。

据《清会典》，拔贡经朝考合格，可充任京官或知县，但乔东垣自知他这个拔贡是做不了官的，也没有任何个人背景可让他步入仕途。经过一番盘算谋划，他先是只身一人撑一叶孤舟经东平湖入大运河，过南旺湖再入大运河。经过一天一夜风雨漂泊，在当时鲁西南最繁华的济宁州上岸闯荡了两年，便把全家从东平县农村搬迁至济宁州。他用教我家就在岸上住

书，帮生意人盘账，替大户人家撰写往来文书挣来的一枚一枚辛苦钱，在紧傍着京杭大运河岸边的“顺河街”上买下了一座青砖灰瓦、竹篱笆墙围拢着的小小院落，开始了赤手空拳的创业。

济宁州位于京杭大运河的中段，南北各900公里流域的物华天宝，均在此交流融汇成最具有大运河韵致情调的华彩乐章。这里是明清两朝皇帝巡视江南的必经之地，也是他们最为钟情的佳丽之都。独一无二的地理优势和积淀雄厚的鲁文化优势，曾使济宁为京杭大运河的繁荣发展做出过历史性贡献。“官舸商舶鳞集，麻拥于济宁城之下”的景观，就是当时济宁空前繁荣的一个缩影。这里店铺林立，各地商贾在此云集兴业，达官贵人纷纷在此买地置屋、藏娇，百业名流、各界精华尽在于此。每至晚上，整个城市都沉浸在灯红酒绿歌舞升平之中，曾有诗人描述道：“日中市贸群物聚，红氍碧碗堆如山。商人嗜利暮不散，酒楼歌馆相喧阗。”这一切，都每每激励着乔东垣的个人抱负和憧憬。

乔东垣将新家安置在大运河畔，显示出他不同凡响的文化眼光和精明之举，也为他的孙子乔羽“我家就在岸上住”的歌词埋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伏笔。

这条街道原是顺应运河流势自然形成的。河边芦棚蹲踞，竹垛条陈，篮笼为幌，竹根作炊。业主们依据自己的经济力量、作业需要、审美情趣和秘不示人的风水讲究，不断翻建、维护、扩展、装饰自己的地盘。贵族大户一般都不选择临河而居，他们怕涛声、船工、纤夫号子的吵闹，耳根不得清静，更怕“湖毛子”临水打劫。很穷的人家也没办法靠近岸边，他们经不起那些一心求发展的百业户主、能工巧匠们的挤兑。

乔东垣临河安家，与百业户主们安家动机略有不同。百业户主们大都是存了靠水吃水的念头，靠运河一是运输方便，买进卖出方便易行，节约成本，利润丰厚；二是生活方便，那时运河碧波荡漾，毫无污染，活水源头滚滚来。他们淘米、洗菜、煮茶等全用这河水；三是他们不但不怕涛声、船工、纤夫号子的吵闹声，而且还天生喜欢，他们就是在这热热闹闹中讨生活的一个群体。“靠水吃水”的信念滋润着他们的一切梦想和乐趣。乔东垣硬是和这些人挤在一起，是想给这里弥补上不能缺少的一个东西：学校教育。

一百多年前的这条顺河街，各家各户的住宅和店铺高低不一，样式各异。有的前伸，有的后撤，有的加台阶，有的漫平地，悬山硬山，斜墙曲壁不一而足。整个街道是一个丰富多样而又个性化明显的建筑群，与大运河形成了“屋与水”的自然和谐。月亮桥再穿插其间，常常让人有一种置身于仙境中的幻觉。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这里很少有家长考虑自己的孩子上学，学费不是决定性的问题，而是占主导地位的“街识”：几乎全街人都这么认为，学字不如学手艺。邻里百社一致认同的是“读书无用论”。每临春节时宁肯挑一担菱角米去很远的地方换来一幅并不认得的对联，也不肯让自己的孩子去读书。文风极盛的济宁州，就这个街道见不了几个外出读书的学生。

大运河岸边的乔家小院(2)

于是，乔东垣在自家小院里办起了私塾。

乔东垣的私塾馆，一时间成了“顺河街”上的稀罕景。一些人家便陆续送孩子到乔家小院里去试试……反正孩子还小，不能撒网打鱼，担当生意，送进乔家小院，还能省出一份精力忙活生计。

这条对读书最不感兴趣的街道，石破天惊般响起了一片蒙童的读书声。渐渐地，“乔家私塾”便成了“乔家小院”的代名词，方圆百里都知晓济宁州有一个执教办学的乔拔贡。

东垣先生的知名度还在于他对当时教育方式上的开明变革。那时民间私塾馆风行两项规定，学童们必须遵守。一是每天上学时，照例要对着学馆里设立的孔子牌位行三跪九叩之礼，然后对先生也要如此一番。济宁地处孔孟之乡，对此礼节分外讲究。东垣先生对此自有见解，礼节当简不宜繁，于是把“三跪九叩”改成“一揖”，点到为止。二是学馆里的作息表：早上——背书，温书，写字，读生书，背生书，点生书；散学。早饭后——写大字，读书，背全读过的书，点生书，讲书，发字带认字；散学。每天周而复始。学习的内容照例先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而后《论语》、《孟子》、《诗经》之类。私塾的启蒙教育重在识字与背书，至于章句的意义，学生是否真的明白，照例不大过问。按规矩，凡是学生该认的字认不得，该背的书背不出时，就由学生自己将凳子搬到先生面前，让先生的戒尺抽打学生的手掌和手背。乔东垣从表面上依然恪守着这些规矩，然而，他增添了一些个学习内容，颇让顺河街上的老百姓津津乐道。学馆里的绝大部分蒙童都是生意人家的孩子，东垣先生就将这些生意人的常用字，比如“竹竿”、“编筐”、“渔网”、“糁汤”、“酱菜”、“甏肉”等等，夹带进正常课程中教给学生。发展到一定时期，他还把生意人常用的文体比如书信、请柬、契约、合同、条据等的写法教给学生。这种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教学方法，深受老百姓们的喜爱和赞成。却也有不少同行，说乔东垣是别出心裁、误人子弟。

在教学上颇有开放务实精神的乔东垣，却有一个习惯让人难以理解：每天要写一至几篇不等的八股文。心情快乐时要写，郁闷时也写；灵感来时可写长，无灵感时写短也得写。久而久之，形成了类似于写日记的习惯。每天不“八股”一番，就不能入眠。这么一个人，这么一种经历，硬是把自己每天奔腾的激情、不甘于现状的思路和一些喜怒哀乐都装进一个固定不变的格式里。

更奇怪的是，乔东垣作为一个私塾先生，又是在那么一个文人不言利的时代背景下和孔圣人的故里，他却让自己的经商天赋尽情发挥。在他达知天命（50岁）时，已积累起了略次于当地大户们的资产。他将家宅迁至离河岸稍远一些的文大街上，在两亩地见方的地面上建设起让不少富户都惊诧不已的“乔家大院”。富了不忘办学，他又将一半院子的6间大屋仍用来开办私塾馆，以满足络绎不绝的上门求学者。

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让乔东垣无可奈何的是，两个儿子都不具备守成创业的本领、意志和追求。家道振兴不到10年，竟被玩世不恭、赌博成瘾的二儿子（乔羽的叔父）毁掉。大院又变小院，乔家的命运重归平淡无色。东垣老人活到84岁，临终仍对家境败落耿耿于怀。

晚清时期的大运河如今，乔东垣和他私塾馆的故事早已隐入岁月深处。然而，民间仍有他的事迹在流传着。乔家后人能够说点什么的，也只有他80岁的孙子乔羽，和现在济宁生活的重孙女乔捷（75岁）、乔桂珍（67岁）、乔桂英（64岁）。他们都没见到过东垣老人。但，他留下来的那个长方形木箱内装的上万张宣纸上的八股文（“文革”中被烧），却是后人们常说常新的一个话题。乔羽在谈到祖父对他的影响时说：“我没有见到过祖父，我出生时父亲就64岁了。但在我少年时期，经常翻阅祖父留下的那些八股文。即使是用现在人的审美标准，我依然为祖父那些被八股格式制约其中的灵感、文思、追求、风格、心路历程、小笑话等等而感动，况且他的书法功力也是了不得的。遗憾的是这些遗存被‘文革’毁掉了。然而，我这一生与文字结缘，与祖父间接的影响大有关系，至少像‘一条大河波浪宽’这样的句子可以张口就来！”

大运河岸边的乔家小院(3)

或许乔东垣最早营造的大运河岸边的小小院落，最终会成为乔氏族人共同拥有的“胎记”。巧合的是，乔羽于1998年年底在深圳与台湾同胞陈允平先生的邂逅相遇（书中另有详尽描述）。陈先生没见过乔羽，却熟知他的歌，决然在乔羽故乡捐助建立了一所以“乔羽”两字命名的学校。于是，“乔羽小学”与“乔家私塾馆”前后呼应，互为因果，耐人寻味。艺术家乔羽又被陈允平先生请到了“启蒙者”的讲台上……

家变不离其岸(1)

乔东垣的长子乔熙民（乔羽的父亲）在其家族史上，是个既无为而治又颇有建树的人物。乔羽的人格秉性和生活态度酷似他的父亲。

乔熙民的一生既不完全像父亲那样刻意创业，也不像他的子女那样饱经忧患。他是一个能够把一切困难、烦恼、压力、贫苦……统统用快乐、逍遥、轻松、潇洒方式或者解决或者等闲视之的人。从这个角度上，可以说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乔羽每当讲起父亲，总感自愧不如。

乔熙民的求学经历十分简单：在父亲的教鞭下读私塾。私塾馆立有孔夫子的神牌，蒙童们每天必给至圣先师作揖，再拜授业老师。乔熙民比同学多了一个项目，父亲每天的茶水、文房四宝都是由才刚8岁的乔熙民伺候。他在读书写字的同时，还从茶馆老板那里学来了一套让父亲也感到惊喜的茶道功夫。由于从父亲处长期耳濡目染的缘故，他在学习上总是先于一般同学一至两步。别人在读《四言杂字》时，他已背过了《三字经》；别人在背诵《百家姓》时，他已经将《唐诗三百首》背抄下来。父亲不担心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