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深意。我现在也是这样，十分想家，想念济宁的父老乡亲。远在日本东京的孙子也十分想我，想念北京，他已打电话向我拜年。每个人都有生他养他的地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我18岁离开济宁（实际上是17岁多，18岁不到），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特别是到了现在的年龄，我对家乡的一切都备感兴趣。山东卫视一播济宁的事，家人别想再看别的节目。每到此时，大儿子乔京就给我开玩笑，“看看，老爷子又想家了！”我想老家，也感到老家人在想着我。

周：故乡是每个游子魂牵梦萦的地方。

乔：五十多年前的老济宁，也是很繁华的。我只说我看到的，没看的我不说。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我18岁以前看到的济宁。那个时候，街上就有霓虹灯，南来北往的商客川流不息。咱们玉堂酱园的“一分钱买卖”就很兴隆，那是当时咱们济宁最大的企业。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玉堂的买卖宗旨就是8个字：“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将来，我重点是想写写老济宁，岁月沧桑，知道老济宁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回顾一下老济宁，才知道今日的新济宁的来之不易。温故而知新嘛！

周：不能忘记历史。人活着有两种存在，一种是现实的存在，一种是诗意的存在。“诗意的存在”大概是融入历史河流的东西。我们拍《一条大河》，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向济宁观众介绍济宁对您的早期影响。

乔：济宁生活的18年，对我的一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我的艺术生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出生到8岁入学，这是我童年也是我在学识上的启蒙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父亲是我最早的老师。他最早教我认字。这些字几乎够我用了一生。后来，我就入学，从小学到中学，我当时就读的中西中学，除了没有电教设备，其他条件连现在北京的一些中学也比不上它。

周：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乔：这个问题，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的，以后我会专门著文介绍这个情况。济宁是我生命的源头，也是我艺术生涯的源头。在我后来的每篇词作里、每部剧作里、每篇文章、每幅书法里，都是济宁给我的“童子功”使然。

周：这次在北京的18天采访，让我们有机会接触了周巍峙、王昆、李谷一、彭丽媛、谷建芬、徐沛东、张藜、阎肃、陈晓光等15位著名艺术家，从他们对您的评价和赞美里，我们更全面地得知：您因为《我的祖国》、《祖国颂》祝福故乡

、《爱我中华》、《思念》、《说聊斋》等上千首名词佳作，而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到现在文化界公认的词坛泰斗；您因为《东方红》史诗、《中国革命之歌》划时代的成功，作为当时的创作者和组织者之一，而成为众望所归的重大文艺晚会的开创者之一。这些成就，使您赢得了“艺术大师”的称号，却又使人们淡忘了您曾出任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的职务。现在，我还是想请您谈谈，在您的作品里，有哪些地方，可以看出济宁的影子呢？

乔：可以这样说，在我的大部分作品里，都有济宁的影子。你也说过，我的作品里，怎么有那么多的“水”？“一条大河波浪宽”里有“水”；《让我们荡起双桨》里有“水”；《海边的歌》里有“水”；《春雨蒙蒙》里有“水”。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在我的词作里与“水”有关的计有二十多首吧。

河魂湖韵(4)

周：《一条大河》、《让我们荡起双桨》、《夕阳红》有的报纸上评论说，这是经久不息的“国唱”。在这三首“国唱”里，有两首都与“水”有关。

乔：不管在哪个“水”里，都有济宁的“水”。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咱们老家的水可真多啊！那个老运河“满槽”时，“满槽”你懂吗？就是抬高水位，以便让运货的船通过。这种情况下，运河里的水绿波荡漾，水距岸高大约才两寸，既好看，又惊险。水多了，也有很多好处，也有忧患。这是我想写的一篇文章的题材。家乡的水，滋养了我一生。很多研究者都曾提出《我的祖国》里的“一条大河”究竟是哪一条河？有人说是黄河，有人更懂我的心，说乔羽的“一条大河”是一条没有标记的河流。从艺术的真实上来说，我比较赞成后一种说法。其实，我在创作时，想起过长江，想起过黄河，更想起过家乡的大运河。人的记忆是个很怪的东西，我可以记不住近期的人和事，但对我早年在济宁生活的一切，一景一物，一人一事，哪怕是无关紧要的一个小细节，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真有一种历历在目的感觉。不管在哪里，在什么时候，只要一提起济宁，我就有说不完的话，动不完的情。（此时的乔老，眼睛湿润，泪水顺着眼角的皱纹流了下来，吸烟的动作变得深情而又沉重。）

周：此时此刻，我想起了您那首著名的《思念》，也多少读懂了她的内涵。思念是什么，她永远是在记忆的“窗口”飞来飞去的“蝴蝶”……

穷则“思走”

1946年刚过春节，各种迹象表明：国共两党的全面内战即将开始。危难使人早熟。18岁的乔庆宝正沉湎于迷茫的人生选择之中。战争加贫穷，国乱家难安。乔庆宝不再留恋故土。尽管17年前二哥乔庆瑞也离家出走，老人和家人都惦念着，但是只靠大哥微薄的收入已养不下这么多的人口。战争状态下的城乡，生存都面临严重威胁，何论生活呢！

乔庆宝做梦都想出去，仿佛走出去就是希望之所在。无需与母亲和大哥商量，他们也无法预期今天与明天、今年与明年的日子。他决心已定，等待的只是时机。国共两党的战争，不仅是政权之争、地盘之争、资源之争，还有人才之争。不久，一位姓王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找到乔庆宝和他的4位同学（他们都是中西中学最优秀的学生），问他们愿意不愿意到共产党开办的北方大学去读书？

北方大学在哪里？乔庆宝并不知道，但一说到读书，大学又是免费，他认为这是一个天大的喜讯，当即答应了地下工作者的要求。一无所有的穷学生，也用不着准备什么。按照规定必须是秘密出行，各种告别也就免了。于是，乔庆宝和4位同学，毅然以非常秘密的方式，手持地下工作者开具的介绍信，由地下组织周密安排，让他们押着当时从济宁往太行山运送后勤物资的两辆军用马车，踏上了奔向太行山的征程。

少年学生乔庆宝的命运从此将发生让人意想不到的变化。

风雨中“改名”

在秘密办理介绍信之前，聪明的乔庆宝决意要给自己换一个新名字。好像换一个新名字就能换来一个好命运似的，同时也是为了保密。于是，他就借大解的机会构思自己的新“符号”。此时正风雨交加。大约想了半个小时，突然，灵感被雨水打湿，鲜活起来，就叫“乔雨”吧。有点俗，写起来也不够对称，他想这还不够理想，遂又想了一个“羽”字，一种轻盈飘飞的感觉浸润心头。不知中了哪门子邪，他暗暗为这个名字激动得差点掉下泪来。“就这样，就这样”，他提起裤子就往厕所外边跑。他如释重负般地告诉那位地下工作者：我以后就叫乔羽了！这一叫就是六十多年。

一个人的名字总是寄托着起名者的期望。就像当初父亲为他起名叫“庆宝”那样。然而，命运是捉弄人的大师，庆宝，庆宝，庆了18年的宝，也没看见宝在哪里。他为什么给自己改名为“羽”字？他说：说实话，当时我并没像现在人想的那么深刻，我毕竟喝过几年墨水，在书法运笔上，总感到“羽”字比“宝”字比“雨”字更顺手，想起来也很有味道。当时，或许还有一种潜意识在作祟，想往外飞呀，没有羽毛怎么飞呀！就这么简单。事实上，自他改名之后，他的命运的确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他不仅顺利地进入了晋冀鲁豫边区办的北方大学，而且还极不情愿地走上了艺术工作者的道路。

改罢了自己的名字，他便做离家的准备。为了保密，什么都不能说。国民党攻城的枪炮声在城外响起，乔羽偎着恐惧不安的母亲，坐了一个通宵。第二天，乔羽说出去办点小事，就这样，他离开了自己的家乡，把思念的残酷折磨留给了母亲。

母亲是一位讲述和创作民间故事的高手，然而，她的两个儿子“南北分飞”的故事，却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

梁山遗风

第一次出远门，就坐上了马车，这在当时应该是相当风光的事情。乔羽和同学们无心领略这种风光，却泪水模糊地看着济宁城的影子在地平线上渐渐消失。

马车驰进梁山地界，唯一的标志就是那隐约可见的小山丘。现代人很难想象，当年水浒英雄怎么会选择这么一个地方闹起“你有我有咱都有”的革命来的。梁山距济宁只有50公里。对于乔羽和同学们来说，它是一片既遥远陌生又熟悉亲近的异地他乡。他们都是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却又谙熟及时雨宋江、玉麒麟卢俊义、智多星吴用、豹子头林冲、行者武松等《水浒传》里一百单八将的故事。书里的故事热闹非凡，而眼前的景象则一片荒凉。除了那座渐渐清晰的山丘，便是稀稀落落的村庄。风尘弥漫的土路上，时有来来往往的农民，大都衣衫褴褛，面容憔悴。

生于元末明初之施耐庵，以一介书生，自绝仕途，退而写《水浒传》，述国家治乱兴亡之事，借齐鲁燕赵慷慨悲歌之士以抒积愤。他借编织故事，刻画了中国农民在“逼迫”之下的豪杰形态。风风火火闯九州，一个“逼”字是关键。

乔羽也是战火与贫穷“逼”出来的。然而，梁山不是他当时的目的地，而是经过梁山，渡过黄河，走向太行山——一座比梁山不知要大多少倍的山脉，正等待着乔羽的攀登。

车过梁山脚下时，乔羽最难忘的是满山遍野的杏花，面对这样的景观，他还深情地吟诵了吴用的“轻薄桃花逐水流”的诗句。梁山留给乔羽的印象，除了看到的杏花，还有听到的山民们敲打石头的声音，那种空山回谷的震响至今仍萦绕在他的耳旁。让他觉得颇有玩味的还有一个细节：刚一进入梁山境内时，他就问老乡：“这个村叫什么名字？”老乡回答：“梁山！”走了几十里路，又问另一个村庄，回答还是梁山。在梁山界内行了四十多公里，问路十多次，回答都是梁山。梁山，早已看不到了，仍然是梁山。乔羽说，这倒有点当年的感觉了，为了迷惑敌人，老百姓将所有的地方都说成是梁山。从这种现象里，可以看出“人民战争”的影子。或许也是当地人以梁山为荣的体现。从此以后，乔羽再也没去过梁山，梁山的印象还是那部百读不厌的《水浒传》和50年前的点滴见闻。

那个时代的大学教授

乔羽在北方大学北方大学，设在邢台县城近郊，校长是范文澜。乔羽入校后，按其实际文化程度，他被编入同年级的高级班。解放区的大学，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3年制，有8个学院，农学院、医学院、文学院、工学院等等。乔羽上的是艺术学院文学系。

艺术学院的学生成分相当复杂，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其中有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和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也有共产党高干的夫人或子女。他们最先学的课程是政治经济学和哲学。

当时邢台属于解放区，设在此地的北方大学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从全国请了一些著名的学者专家任课。王锦弟教授（作家王蒙的父亲）一踏进北方大学校门就轰动开了。他那一系列耀眼的头衔光环，着实让师生们崇拜不已。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读了3年的教育系，归国后做到了北京市高级商业学校校长的职务。他颇通英、德、日、俄等外国语。对马克思与黑格尔，费尔巴哈与罗素有着精深的研究。

他的第一堂课就给乔羽留下了至今难忘的印象。这堂课讲的是黑格尔的逻辑学。老先生讲的课精深，大部分文化程度较浅的学生感到不知所云。乔羽勉强能听懂锦弟先生的哲学课，因为乔羽天生喜欢哲学。他一辈子怕这怕那，就是不怕思考。由于锦弟先生的哲学授课方法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后来就让他改讲教育心理学。头一次上这样的课，他就在黑板上挂了一张图，图上画的是胎儿在妈妈的子宫里的形态，以及怎样进行胎教。由于没有引起同学们的兴趣，他又改讲古典文学了，结果还是不行。但乔羽却出奇地喜欢他。乔羽认为，王教授学问确实大得不得了。乔羽在经过一番钻研后，感到锦弟先生在哲学上当是他的启蒙者。最可贵的是他的许多观点、见解对哲学爱好者能起到醍醐灌顶的重要作用。不过他的教学方法的确不够得当，没重点，没主线。说他不会讲课，固然有其不能因人施教的问题，也有学生基础差与先生水平高之间悬殊的原因。锦弟先生讲的教育心理学，乔羽更是感到新鲜有趣。直到现在乔羽对心理学方面的书籍还是爱不释手。至于古典文学，这是乔羽的优长，教授在上面讲，乔羽有时就情不自禁地插话或复述。锦弟先生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