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以惊奇的目光端量乔羽，有时干脆就指派乔羽代讲某一章节。

在与学校里诸多名教授接触多了以后，乔羽发现，这些教授有三个共同点：一是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得像个孩子，对生活充满情趣；三是做事讲章法，为人讲品格，对乱批乱斗不感兴趣。当时有一位叫刘大年的哲学家，出身大地主，因为把老家的一个丫鬟弄到学校里当保姆，遭到残酷批判，后经范文澜校长保护，很快给以纠偏，给以继续工作的机会。所有这些，不仅给乔羽留下难忘的印象，也影响了他日后的思想和性格。

然而就读北方大学艺术学院的乔羽，却看不起搞文学艺术的。他认为，那充其量不过是“玩玩”，哲学、经济才是真正的学问。他很喜欢龚自珍的两句诗：“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恋复中宵。”那时，他就有一个预想：将来当县长的必是农业专家，做市长的必是工业学者。他极想毕业后做经济工作。中国不能再继续贫穷下去。

“党尔砦”报告

1947年9月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的中共中央工委关于解放区土地工作的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以作为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的指导性法规。此后不久，乔羽作为北方大学的优秀学生，跟随王任重领导的农村土改工作团，进驻冀南地区党尔砦村，贯彻落实《中国土地法大纲》。乔羽感到，“做经济工作”的机会终于来了，昔日的梦想就要变为现实。

乔羽知道，在同年7月17日，即在两个月之前，刘少奇在河北平山县召开中共全国土地会议。会议认为自1946年5月决定把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以来，各解放区的土改成绩很大。但仍有三分之一的解放区未推行土改，已土改地区亦存在不少问题。乔羽所进驻的党尔砦，即属于“存在不少问题”的村庄：地主、富农保留了较多较好的土地；一些贫雇农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等等。此时，乔羽并不是想总结什么经验，而是想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他在初步摸了一些情况的基础上，为自己开列了4个研究题目：

一、怎样走进党尔砦村（当时进村也是一大难题）；

二、先找哪些人了解情况；

三、怎样敦促农会组织将接收的全部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平均分配，在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村人民获得同等土地，并归个人所有；

四、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使全村人民均获得适当的生产及生活资料。

乔羽按照上述针对性极强的问题，逐一展开调查，并记下了细微的资料笔记。转眼间到了1947年年底，华北进入了最严寒的季节。乔羽不顾寒冷在一间农村的土房里开始了写作。也不知哪儿来的精神，每天都熬到半夜也不觉累，冷得难以坚持时，就用被子把自己围裹在身上，有时熬到曙色微微，一宿就是五六千字。不久，12万字的《党尔砦土改调查报告》送到住在另一个村庄的王任重的案头上。此时，他正为没有过硬的材料上报而着急呢！这时，毛主席批发的谭政文写作的土改经验已经成为各解放区的典型材料。极为重视总结经验的王任重怎么能坐得住呢？他早已组织了一个秀才班子，可折腾了两个月无理想的成果。王任重看罢乔羽的文章，立即召开工作团会议，当场表扬乔羽的调查报告“观点鲜明、材料生动、逻辑严密、文笔漂亮”。王任重责令有关人员在《冀南日报》上加版连载。凭着自己作为职业革命家的直觉，王任重一眼便看出了眼前这个年轻人的颖悟和俊逸，并从他的文章和文化素养中，掂量出他在今后革命工作中所可能发挥的作用，于是又决定把乔羽调到冀南政策研究室工作。但，谁也没想到，此时中央有个命令：“这批学生谁也不能动，留待解放全中国统一使用。”王任重只好“下级服从上级”了。

乔羽重新返回北方大学，在继续苦读学业的同时，依然做着“经济工作之梦”，他的那篇调查报告已经为他凸显出一道美丽的风景。

会喘气的“道具”

早在1947年8月7日，刘邓大军遵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指示，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挺进大别山，插入敌纵深要地。晋冀鲁豫野战军4个纵队及中原独立旅兵分三路，完成挺进任务。挺进大别山之后，刘邓大军的一个后方医院就设在河北省冠县境内。

为了加强伤病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冠县后方医院办了一张8开，套红刊头的油印小报《光荣报》，乔羽被从学校里抽调出来，担任该报编辑。不仅要编，而且还要亲手写稿、刻字、刻画、油印，全凭手工。这些都难不倒乔羽。每周一期，总能提前两天付印。因为办报经常深入采访伤病员的缘故，乔羽与各病房的关系甚为融洽。伤病员来自四面八方，有刘邓大军的，有陈毅的，有陈赓的，有时聚在一起，各自夸自己的部队打起仗来是多么多么勇敢，嘲笑和指责对方是“熊包”“软蛋”，有时闹到拳脚相加的程度。这时，他就以记者的身份去悉心调解，并在报上开辟专栏，开展团结友爱的大讨论，表扬伤病员中的好人好事。乔羽还在伤病员中收集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使报纸既有英雄赞歌又有乡土文化气息。这期间，乔羽还当过演员，虽然时间短暂，也未曾演过什么重要角色，但却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被大家评为“好演员”。演出之前，他还积极主动地做一些杂务：点汽灯、挂大幕。在一次演出中，需要有一个人装扮道具。他说：“我来。”于是，他把彩布披在身上，仰面躺在舞台上，一动不动。当观众看到舞台上那个存在了一个小时的“小山坡”时，哪里会想到彩布下仰卧的是乔羽呢！

也有“露馅”的时候，一次在山西长治县演出《白毛女》，舞台上要放一棵“道具树”，乔羽和另一个同志面对面，腿夹腿地合抱着那棵“树”，身上各披一条麻袋。演出过程中，说也凑巧，乔羽和另一个合作者都不停的放屁，臭气都捂在麻袋里，臭不可闻，两个人就憋不住动弹起来。于是他俩夹着的那棵“树”就来回摆动，台下的观众这才发现“树”底下有两个用麻袋盖着的人，观众群里发出笑声和嚷嚷声。导演这才不得不拉上帷幕，让他俩出来喘喘气儿……

乔羽在伤病医院的出色工作，受到院长岱正起（解放后任北京友谊医院院长）的赏识，他送给乔羽一套灰色军装，并建议让乔羽在医院当宣传科科长，后来仍因“中央要统一使用这批学生”而未能如愿。

人生命运的“坐标”

大学里给了他书本知识。整个太行山却给予他比之书本更为重要的东西。

他曾经在太行山深处转来转去，刷写革命标语；他曾经在太行山沙河县渡口村（解放后他又在这里蹲点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参与迎接和安顿闻一多烈士的家属和孩子；他曾经在这大山深处的一个贸易公司里搞到当时罕见的道林纸毛边装的《鲁迅全集》、《唯物史观》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

来太行山之前，他还是一个不知命运归依何处的乔庆宝；进入太行山之后，他已经是共产党大学校里的乔羽了。个人命运的这一重大变故，决定了他日后的全部。

1948年秋，乔羽毕业于北方大学，留校进入剧本创作室。与光未然、贺敬之、崔嵬等诗人、剧作家在一起工作。这是对他3年艺术学院学习成绩和发展潜力的一个非同小可的肯定。这虽然与他原来的梦想大相径庭，但在那个战争频仍、流血牺牲都在所不惜的革命群体里，个人追求的“船头”只能随着革命大潮的流动而变动。原来想做经济工作的梦想化为泡沫，乔羽认为这个现实也可以。枪杆子与笔杆子，都能成为“好汉子”。他不再认为艺术只是“玩玩”了，当时的《白毛女》、《兄妹开荒》、《黄河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等等艺术作品发挥的重要作用，他是深有感触的。

“这一切”与“那一刻”(1)

初进北京(三排左四为乔羽)

1948年年底，北京即将和平解放，华北大学的学生奉命进驻北京长辛店。1949年1月31日，阴历正月初三。解放军第4野战军的部队从西直门开入北京城与国民党军完成交接任务，中共北平市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也同时接收市政。北平的所有城门上，换成了身着绿色军装，臂戴“平警”臂章的解放军士兵站岗，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换成了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在北平城头随风飘扬。

2月3日是旧历大年初六。上午10时，四颗信号弹升上天空，解放军的入城仪式正式开始。入城部队以三辆装甲车和系有毛泽东、朱德肖像的彩车及军乐队为先导，由永定门出发。当装甲车队行进到前门牌楼时，欢迎的人群沸腾起来，欢呼声和飘动的彩旗、肖像交织成欢乐的海洋。解放军炮兵部队、坦克部队、摩托车部队、骑兵部队走过前门大街，最后入城的是庞大的步兵部队，步兵们高举着一面面红旗，奖章、军功章在他们胸前闪烁着光芒……

在老北京城墙下乔羽作为文管会成员，带领长辛店3千工人参加入城仪式，敲锣打鼓，扭秧歌、踩高跷，一路欢腾，一路歌，从前门大街，直达天安门广场。此时此刻，他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顶天立地，扬眉吐气；此时此刻，他突然觉得天高地阔，春光明媚。旧时的伤痛在他的心灵中，春雪一般地溶化了。而且说来也奇怪，家国之感在他心中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如此深沉。虽时值仲秋季节，在乔羽心中恰是个人与国家命运之春的开始啊！

一个新的时代的确到来了！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乡音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时候，站在金水桥上的乔羽，仰望国旗，热泪横流。

这年，乔羽21岁。

从1946年春天进入北方大学，到共和国诞生前夕的3年里，乔羽曾托人往家里捎过口信，说他在北方的某个大学读书，请母亲和大哥不要挂念。其他详细情况不便多讲，一是因为解放战争处于非常关键的时期，他的工作地点时有变化;二是因为讲得越细，老人们就越挂念；三是当时的纪律规定，不准泄露工作地点。现在，新中国成立了，站立起来的中国人，在喜气洋洋、翻身做主人的同时，思念家乡、寻找亲人，也是当时的一大风气。那个时候，乔羽正式以书信的方式，告诉母亲和大哥以及亲戚、同学，他已经进入北京，有了正式工作。乔羽是第一次离别家乡，一别就是三年多，在紧张的学习和工作之余，春节、中秋等节日，总不免思念家乡和孤单的母亲。这个时期，他特别钟爱宋词，其中大都是抒情的，又以写离别居多，这恰恰和青少年人易有的无端伤感情绪相吻合。柳永的“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姜白石的“人间离别易多时。见梅枝，忽相思”；王安石的“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这些千古传诵不衰的名句，直读得乔羽双眼泪花流，惆怅不已。每每诵读默写之后，不仅使他的思乡念乡之情得到一次宣泄，而且这些词意在乔羽有了一番感同身受之后，还不知不觉地潜入他的心灵深处，以致在他日后的作品里时时显露出一点隐隐约约的哀婉……

不醉不说

（2006年7月9日）周：正是在这一章的写作过程中，恰逢《王蒙自传》出版。他在里面不厌其详的写着他的父亲王锦弟。因为您也谈过王锦弟在北方大学做您的老师。看王蒙写的与听您谈的，给我的感觉总有异样之处。

乔：王蒙在《坚硬的稀粥》和《活动变人形》两本书里都写了王锦弟先生。我不大明白王蒙眼中的父亲怎么会是那样。我给你谈的王锦弟先生，是作为我的老师的这么一个角度。当然，北方大学还有很多让我难忘的老师。

周：儿子眼中的父亲，总不是那么完整和完美。但像王蒙把他父亲写到让一般读者都不好意思读下去，他还说他也不好意思写，却又写出来，则是十分罕见的。

“这一切”与“那一刻”(2)

乔：王锦弟老师在北方大学期间留给我的印象是深刻而又丰富的。按照世俗标准，他好像是不大会上课。但是，他有他的厉害之处。比如他教哲学，他能把哲学上高精艰深的东西抖落给你。他有这个本事，别人没有。他应该是研究型学者，不大适合做普及工作。他适合带研究生，未必能教得了中学生。评价这个人物，需要时间，需要哲学眼光。有人说他崇洋媚外，但在那个时候，他能跑到共产党办的北方大学教书，这对于一个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个不简单的选择。

周：为什么恰恰是这么一位不大会教书的老师，反倒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