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哎，你可别把事情说绝对了。有些人或许认为他不会上课，我却认为他的教法比较适合我。你也知道，艺术、文科这一类学生，需要的是渊博型、导向型老师。要害处，点拨一下即可。当然老师上课的水平也很重要。那个时候，王老师的很多哲学观点，虽然让我们在理解上不能取立竿见影之效，但是我却能通过大量的阅读解决了这个不足。他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大概还是因为他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似乎到现在仍然有一个误解：有争议的都是“问题”人物。这是特别错误的。他只不过是牌子大，讲课效果差而已！

周：太行山是您人生的转折点。这座山对于中国革命，对于您本人都非常重要。这是您没上这座山之前无法想象的。

乔：那时作为一个不到18岁的少年，就是冲着能够继续求学深造往外跑的。那是一个往外跑的时代。青年人都不愿做“老家蹲”（济宁俗语，不想往外跑的人）每个时代都有往外跑的“风潮”。好男儿志在四方。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自古亦然。跑来跑去的结果，一些人成功了，一些人失败了，一些人显赫了，一些人沉沦了；一些人活下去了，一些人死掉了。“跑”字也是双刃剑。现在回头看，我从大运河边跑到太行山上，确切地讲，应是坐着马车上了太行山，路上走了6天。过黄河时，正赶上黄河断流，不光现在有断流之说，那时也有。马车在黄河沙土地上艰难地行进，那马累得大汗淋漓，咴咴叫唤。我们就从车上下来（减载）跟着马车走，正是夕阳西下之际，顿时就有那种“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感觉。这样的诗句在哪里都可以读到。可这种感觉，这种穿透字面、穿透时空的感觉，就非在特定的情景下不可。所以坐着读书与“跑”起来读书的效果决不会是一样的。

周：听说解放后您又到太行山跑了很长时间。

乔：那是1958年3月，剧本创作室解散。让我到离当年北方大学不远的沙河县，当了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后来又当了统战部长、公社党委书记、邢台地区文联主席等。

周：怎么弄来弄去，又回到文艺上来了？

乔：因为当时下去，是作为专业作家深入生活的，户口仍留北京，工作由当地安排。

周：这是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观”：作家深入生活还要特意的安排！曹雪芹、鲁迅、托尔斯泰等等这些文学巨匠们，是谁给他们安排过深入生活？

乔：现在反思过去的经历，总有些怪怪的，那时怎么会是那个样子？可在当时，就认为应该是这样。我在沙河县体验生活时，居住在县城以西几十里的山区农村——渡口。当时区政府也设在那村。我住在村里一个农家小院，那个家庭就是颇有名望的太行模范刘青云的家。小院子里有棵柿子树，土屋土炕，我和老乡们吃一样的饭菜，一起下地干活。闻一闻那农家的炊烟，都是甜的。那时住的、吃的没法与现在比，可人们的精神面貌、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总有一种让人难以忘怀的东西。虽然那时深入生活没有形成直接的作品，但是，那种由解放前后对比出来的感觉，那时与现在对比出来的感觉，确实在支撑着我的写作。

周：北方大学的3年，这次体验生活又是3年，前后6年，可以说您有相当浓厚的“太行山”情结，可怎么总见不到您写给太行山的作品呢？

“这一切”与“那一刻”(3)

乔：不是完全没有。那个《人说山西好风光》里头就有一句“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嘛！还有几首，没有传开，大家不知道。我对太行山感情很深。上大学时是战争环境，几乎天天得行军，人家要打你，你就从这个地方跑到那个地方去，有时上课都在行军的路上蹲到那里去讲课，坐到山坡上、石头上。我是在这种环境里读大学。太行山是我的课堂。这不是诗，这是实话实说。但有一次，我就感到我就是诗人了。在一个很高很高的山顶上，看到夕阳西下残阳如血，山坡上有一户人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在一块方石上呆呆地坐着，晚霞映得她的满是皱纹的脸一边红一边黑，雕塑般的感觉。那残阳映照得果实累累的柿子树上像挂满了红灯笼。再看那弯弯曲曲的山道，飘来飘去……那时那种感觉，就是诗化了的感觉。

周：您的太行山的两次经历，一是改变了您的人生命运，二是决定了您作为人民艺术家的追求方向。在济宁水乡长大的您，又有了“山”的依托，山水兼得，智仁俱全，这对于您是非常重要的经历和财富。

乔：有没有这种经历是大不一样的。关键是这个里头有许多的事情、人物、故事，都在后来我个人的生活和工作中，特别是艺术活动中发挥了实实在在的作用。比如说，建国以后的两大革命史诗，大型歌舞《东方红》，《中国革命之歌》，在其创作过程中，我的具体经历对我所担负的工作就起到了“源头活水”的作用。

从童话到童歌(1)

创作、拍摄于1954年春天的电影《祖国的花朵》，是第一部反映新中国少年儿童幸福生活的故事片。它需要一首主题歌。导演约请中国剧本创作室27岁的乔羽来完成主题歌的创作。他认为乔羽是最合适的作者，乔羽不仅在年龄上与少年儿童近，他创作发表的七八部少年儿童题材的作品已受到全国小朋友们的欢迎。导演相信乔羽有足够的条件和能力写好这首“儿歌”，并提了三点要求：一、主题歌要把这个“题”点写好写妙；二、不仅写得像这个时代的儿童，关键“是”这个时代的儿童；三、花朵在春天里开放，我们的祖国已迈出春天的步伐，要把一种美妙的“开始”写出来……

乔羽清楚地记得，接受创作任务时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百花齐放的大地，暖融融的春风，接受任务时的那种被认可、被鼓励、被期待的氛围，让他有一种如坐春风、迷迷糊糊的得意陶醉的感觉，然而，当他匆匆忙忙、快快乐乐地回到自己办公室，将一大杯凉水一饮而尽后，却被一种慢慢而来的压力“镇”住了。

他知道，最好唱的儿歌，是最难写好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歌词创作生涯就这么开始了。

这种“开始”，让他感到很奇妙：个人命运随着共和国的诞生“开始”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他从家乡大运河、微山湖畔去到太行山，又从太行山来到北京，工作在风景如画的颐和园昆明湖畔。他个人的这种“开始”，恰是当时大部分中国人的“开始”的一种缩影。他有时感到这种“开始”是一种幻觉，却每每被人们的喜悦、欢呼、歌唱拉回到现实中来。他是听着母亲的童话长大的，童话是他人生轨迹的开始。更没想到的是，他的艺术创作生涯，既是从儿童题材开始的，又是与共和国的诞生同时起步的。他甚至觉得，共和国就是为新一代儿童诞生的，史诗般的、开天辟地的壮举，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也是一个“童话”。这篇“童话”让从灾难深重中走过来的成年人，既欢欣鼓舞，又泪流满面；而让幼稚、单纯的少年儿童就只能是快快乐乐、嘻嘻哈哈、蹦蹦跳跳，尽管不远处还残留着昨天的子弹壳、炮弹皮……儿童不懂苦难与战争，惟其不懂，苦难与战争对于他们才是最不公道的，也是最悲惨的。

乔羽的童年就是在这种最不公道、最悲惨的环境中度过的。尽管母亲常常讲述的童话故事大都是因果报应、有惊无险的一类，比之于当时人们的生存环境来说，也是求之不得的“仙境”了。母亲总是把他抱在怀里开讲故事，母亲的故事和怀抱便是他儿时唯一的天堂。除此之外，便是躲枪躲炮的惊恐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不安。越是现实中没有的，就越是助长着他到幻想中寻求满足的欲望。是母亲把他生到这个不幸的世界上，又是母亲把他引领到那个美丽的童话世界里去。

因此，富有的幻想，常常是他这一生的“避难所”，又是他许多佳作的“产床”。然而，《祖国的花朵》的主题歌却让他无法摆脱幻想而吃尽了苦头。幻想，对于一个作家是把双刃剑。缺乏幻想，是可悲的，太迷于幻想，更是可悲。

在这之前，确切地说他从1948年进入北京到现在，他创作的童话《龙潭的故事》、儿童剧《果园姐妹》、《森林宴会》、《阳光列车》等七八部儿童作品，仍是他根据母亲提供的素材进行合理想象写作而成的“乔羽式”的故事和童话。这种写作童话的经历和体验，对于《祖国的花朵》主题歌的创作，是有益的推动，又是无益的束缚。

这个时候，他的古汉语、古诗词的积累，他的文化阅历和文化渴望都可能成为写好一首儿歌的累赘。儿歌不应该有“意义”，意义是成年人的“作业”；儿歌不应该有“诗意”，它是由直感、本能、感官、单纯、明晰、稚拙等等这些符合儿童心理特征的“字眼”组成的；儿歌最怕有“深度”，因为儿童就是一张白纸，一切都等着从这张白纸上“开始”呢！

乔羽感到为难了！他必须从27岁回到11～12岁、8～9岁，他必须把满腹经纶全部丢弃，他必须忘了经历的“伤疤”和疼痛，他必须关闭幻想的“闸门”，他必须回到现实中来，从“像”出发找到那个“是”，让心灵出现一张洁白无瑕的白纸，而后进行随心所欲地“涂鸦”。

从童话到童歌(2)

想到这一步时，他出了一身冷汗，他甚至已没了完成这么一种作品的信心。这时，只有在这时，他才懂得了童话作品和童话作家为古今中外人们格外推崇的原因。闻名于世的《格林童话》诞生时，正值拿破仑发布大陆封锁令，着手全面征服欧洲的时候；它的第一卷出版，正值拿破仑进军莫斯科并且遭到惨败，第二年又紧接着在德国的土地上进行规模空前的莱比锡大会战。它的第二卷出版于1815年，这时野心勃勃的拿破仑彻底失败了，欧洲出现反动复辟。然而当年谁会想到，在将近两百年后的今天，当那些夺去千百万人身家性命的血肉横飞的战争已被人淡忘，当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皇帝、宰相、元帅都仅仅在历史书中留下苍白的影子，一部似乎并不起眼的《格林童话》却流传了下来，从德国流传到整个欧洲，从欧洲流传到全世界，而且显然还会千百年地继续流传下去。这难道不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奇特现象，不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观吗！

从估计、准备不足到产生一首“儿歌”的仰视之感，使乔羽“一开门”就遇到了一座非攀登不可而又找不到途径的高峰。

让我们荡起双桨(1)

为减缓那种“拿起来，放不下”的高度紧张状态，他想从以前的作品那儿寻找安慰，也就是乞灵于已获得的源泉……可是这种方法让他更难以忍受。他学过的与写过的一切，都似乎帮不了他的忙。人生要有一个时期应当敢于否定和放弃。有时把宿食呕吐干净，才能进行全新的吸纳。

乔羽荡起自己的双桨他懂得这个道理，但真的做起来又很难。一连几天些许灵感都没有，试着在稿纸上写了几笔，荒唐亦可笑。为写作而写作，往往是写作者的“死穴”。常常是不想写的时候，才是写作者真正的开始和收获。

乔羽打定主意，干脆放放再说。

1948年进入北京后，他们的创作室就安在颐和园昆明湖畔。在湖畔工作，让他有种回家的感觉，波浪拍岸的“哗啦”声，游人泛舟的欢笑声，偶尔传来的水鸟声，对乔羽都是一种“天籁”。开始时他只顾拼命工作，有时写作三天三夜不睡觉，时间一长顶不住，这才想到要锻炼一下身体。对乔羽来说，最好的休息方式莫过于划船了。每至傍晚游客交船，他在得到船主支持后，免费划上个把小时，越划越上瘾，胳膊有劲了，体质棒了，划船功夫在微山湖的基础上又添了些昆明湖的韵致。风大浪急时，他总是把两桨平插水中，随浪起伏，从容不迫，小船的摆动俨然一套训练有素的舞蹈动作……乔羽的许多水上功夫常常让他的同事和游客为之侧目。

这个时候的乔羽正在与佟琦进行着热恋。一位沉迷于热恋中的作家，不可能再把写作看得比女人神圣。除了女人，他什么都可以忘记。

忘记，也许就是最彻底的放弃。而放弃往往就是最完美的捡拾。

一段时间里，乔羽就是忙活三件事：一、恋爱与划船；二、饮酒与神侃；三、漫无边际的溜达。有时在湖边散步，大脑却一片空白。“三件事”弄得他有时忘形，有时忘情，有时忘我。但他却有一个独特的重大发现：不论是他自己，还是佟琦；不论是北京人，还是外地人；不论是成年人，还是少年儿童；也不论是男人和女人；只要是翻身解放了的中国人，每个人的脸上都显露着那个时代独有的好心情。河清海晏，国泰民安，浪平船轻，春暖花盛。

乔羽的痛苦是，每天都得与佟琦闹一番别扭，他们常常为到哪里玩而发生争执。自然，每次乔羽都是佟琦的手下败将，然而，败中也有胜，苦中也有乐。1954年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