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可能比成熟的大人过得还顺利,还开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成熟有时候挺可悲的。我曾经和大电影艺术家塞克在一个单位工作,他也是领一代风骚的歌词作家,我们是好朋友。当年他在延安时,他是毛泽东窑洞的常客。毛主席吃鸡时,如果塞克碰上了,主席往往撕一条鸡腿给他,一边在一块啃鸡,一边谈笑风生。“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批斗得也很厉害,在批斗现场,在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中,他有时居然能呼呼大睡,呼噜打得山响,连造反派也跟着笑他。我问过他,你是不是装的,他说不是装的,那批斗声是催眠曲。这个人在生活态度上,绝对地是老天真,我受他的影响不小。他活了九十多岁,悼词还是我给他写的。每一个人在历史长河里,不管活多大,你都是小孩子。上帝给了你一颗童心,这颗童心就是你一生的财富。做艺术工作的,更要以“童心”为美、为乐。
一条大河波浪宽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听惯了艄公的号子,
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
《我的祖国》歌词手迹一条没有标志的河流
《一条大河》(正式歌名称《我的祖国》),这首歌的歌词不足200字,自它诞生到现在,历经五十多年而不衰。在五十多年的沧桑岁月里,有多少人因它而哭而乐而百感交集?它“落户”在亿万中国人的心中,像一颗饱满的种子,在人们的心田发芽、开花、结果,花落花开,循环往复,俨然一棵常青树,根深叶茂,从不萎枯。
谜一样的“生命”景观,呈现在传唱者、欣赏者、评论者的面前。乔羽笔下的“一条大河”是指的哪条大河?面对《上甘岭》影片中那般惨烈的战争场面,乔羽何以抒情得那样不着“边际?”……
一位观众说:乔羽的这首歌,是天籁之声、神来之笔,上帝就是为了这首歌才派乔羽来到人间。
一位评论家说:“一条大河”的灵魂是乡恋,它的感人魅力也是乡恋。乔羽的歌将与祖国同在,直到永远永远……
一位地理学家说:乔羽的“一条大河”,是一条没有标志的河流。虽然地球仪上没有它的名字,在炎黄子孙的心里却有它的位置。
乔羽说:这是一个很深的民族情结,是情在淌,爱在流,奔腾不息无尽头……
这条诗歌与音乐汇成的河流,汹涌着雄伟而骚动的思想,灌溉着整个中国……滋润着两岸的生灵……
八千里路云和月(1)
《一条大河》诞生于1956年夏天,这年乔羽29岁。将进而立之年的乔羽,是在“迫不得已”的背景下,走上“产床”的。
这年稻花飘香的季节,乔羽遵命赴赣东南、闽西一带原中央苏区体验生活,搜集素材,目的是写一部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少年儿童生活为题材的电影文学剧本,即后来家喻户晓的《红孩子》。红土地之上的红孩子的动人故事,赣水闽山的七分美丽,三分苍凉,当地山民朴实厚道的乡风民俗,青春气十足的山里妹子的倩影,都为年轻的乔羽准备了无以遏制的创作激情和灵感。当他正在与当年的老赤卫队员们晤谈,并在他们的指点下寻访当年的战地的时候;当他正在边梳理采访素材边发展采访线索,并处于采访过程“十八盘”紧要阶段的时候,长春电影制片厂沙蒙导演的电报却接二连三地“撩拨”着乔羽,约他为正在拍摄的影片《上甘岭》创作歌词,并希望乔羽能回长影去写。光用电报相约,恐怕不行,沙蒙又把剧本寄给乔羽。乔羽读罢剧本,立即预感到这也是一个有着卓越前程的“孩子”,不禁使乔羽陷入两难境地。
乔羽极为敬重沙蒙,沙蒙的嘱托在乔羽心中的分量是字若千斤。但他又分外贪恋赣闽这片英雄的土地和在这片土地上战斗过的英雄的人民。他想一鼓作气把即将动笔的《红孩子》剧本尽可能在当地写好。因此,乔羽几次回电恳请沙蒙就近找人写歌词,免得徒劳往返,贻误时机。时间在电报往返中匆匆而过,两位艺术家各不相让的固执,在电报的字里行间逐步“升温”。当乔羽完成采访回到南昌,坐下来要写《红孩子》的时候,又收到了沙蒙近乎“绑架”之势的电报。电文长达数页,连启程的路线都安排妥当:让乔羽先到上海,由上影厂厂长袁文殊安排车次,尽快赶到长春,电文最后一连用了三个“切”字,三个惊叹号。接到电报的那个晚上,乔羽正在看福建梨园戏《陈三五娘》,电报送到剧场,心乱如麻的乔羽,再也无心看戏,当机立断离开剧场,请当地同志设法买到火车票,当夜登车赶往上海。
作家一旦进入自己的作品,与他相伴的唯一“朋友”就是孤独。在车上乔羽小心翼翼地躲开乘客,不同他们结识或攀谈。当旁边有人同他说话时,他也就是短短地答个一字半句的,过后,依然独自思索,抽烟,有时呷上一口酒,喝茶,不停地眺望窗外的明知看不清的景物。要不,就从那个带着闽西赣南气味的旧行李袋里取出东西来吃。抽烟、喝酒、喝茶、吃东西,全都成了乔羽这一夜构思《红孩子》的“添加剂”。这一夜,他几乎没睡。人在睡不着觉的时候,往往等待着他的不是厄运,便是幸运……
车到上海,是早晨8点钟。袁文殊厂长已经为乔羽买好了直驱长春的火车票,下了火车上火车,中间的时间,便是乔羽与袁厂长一个劲地寒暄。迎接与送别都在车站进行,乔羽的征程又多了几分幽默和诗意。当列车随着几声长鸣驶出上海站,当送行的朋友们的身影消失在晨雾中,当乔羽判定列车往北方行驶的时候,说来奇怪,他说不清因何缘故,眼眶里竟涌出了热热的泪水。
在那个让他流泪的方向里,坐落着他的故乡。无论“雅”、“俗”,中国人心中永远解不开的是故乡“情结”,在文人那里,说尽的是故乡,说不尽的也是故乡;而乡情如同生命的血脉,绵延不绝。这时的乔羽,离开故乡已有10个年头。不论在太行山打仗行军,不论在北京创作室里铺纸行文,不论在闽西赣南跋山涉水,他的心一不留神,就会偷偷地回到故乡。故乡永远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在这次采风中,每爬一个山,他都会想起故乡的梁山、峄山乃至济宁市区的“小土山”。每一次蹚河,他都会想起故乡的大运河、泗河里的碧波绿涛,每遇到一个竹器行,他都会想起济宁市区那条铺着石板路酷似南方某个小镇巷陌的“竹杆巷”。当他和江西的朋友们品评鄱阳湖的风韵时,他往往把对故乡微山湖的偏爱汇成不断线的故事,而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没了。
八千里路云和月(2)
“长江,长江——”车厢里出现了人群的骚动,所有的窗口里挤拥着贪婪的眼睛。乔羽迅即摆脱思索,和乘客们争抢着一睹长江的风采。这是他第二次观瞻长江。两个月前,他通过这里赶往江西。第一次看到长江时,其突出的感受是惊讶!走出书本和梦想的惊讶!再次看到长江时,其突出的感受是“补课”般的急切和不能再留下遗憾的决心。然而,他想看的一切都没看清楚,大江蒙在一片雾里,列车的震响侵蚀了长江的吼声。他等于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惟其如此,想象中的长江却在他的大脑中奔腾起来……
眼下的长江,让乔羽几近“空白”的大脑“荧屏”上映出古诗词雄浑的词句: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宋·苏东坡)
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江山相雄不相让,形胜争夸天下壮……(明·高启)
车过南京时,乔羽自然想起毛泽东那首著名的七律:“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乔羽一生最迷恋的三大“境界”,一是山水;二是诗词;三是美酒。现在他是因雾蒙蒙的长江而进入“阳光明媚”的诗词意境,流连忘返难以“自拔”。然而,当列车驶进山东境地,乘务员喊报“兖州”车站时,乔羽才如梦初醒从诗词回到现实。
兖州,是津浦铁路上的一个大站,是鲁西南陆路交通的最大出入口,也是乔羽故乡最古老的城池之一。兖州距乔羽的出生地济宁只有60华里,距孔子的出生地曲阜只有30华里,距孟子的出生地邹城只有20华里。车到兖州,浓浓的故乡口音、故乡情调、故乡气息,全都浸润进乔羽的感官里。每一个粗壮的汉子,都是他的兄弟。每一个体态丰满而优雅的、长着漂亮黑头发的妇人仿佛都是他的姐妹和母亲。一见到这种样子的妇人,在他心里就引起这样一种亲热的感觉,以致他的呼吸都窒息了,泪水涌进他的眼里。然而,沙蒙导演的期待,那个时代独有的责任感,使乔羽不能,也不会就此下车,而去看望他的母亲、兄妹和众乡亲。
列车缓缓驶离兖州站,乔羽的心却狂跳开来。割舍恋乡情感是痛苦的,但没有办法。乔羽任凭列车北去,任凭激情放出去、收回来,天马行空的思绪伴随其间,乔羽认为这是自己此时此刻的灵魂的最佳安顿方式。列车经泰山、过济南、跨黄河、天津,入山海关、过锦州、沈阳,哐哐当当直达长春。下车之前,他还细心地看了一会列车里程表,从南昌到长春,正好是八千里路云和月。
“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下车伊始,沙蒙便把情况和盘摆给了乔羽。《上甘岭》影片的确已经拍完,样片也已经剪出来了。只留下安排插曲的那几分钟戏,等歌出来后补拍。摄制组停机坐等,即使什么也不干,每天也要耗费两千块钱(两千块钱在当时不是太小的数字)。沙蒙摆出这一切的意思,是在催乔羽快写,乔羽也不敢怠慢,忙问沙蒙:“你认为这首歌应该写成什么样子呢?”沙蒙说:“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我只希望将来这部片子没有人看了,这首歌还有人唱。”
乔羽哈哈大笑,这一笑,便把一路劳累全笑没了。乔羽至今仍然无法忘记沙蒙“欲擒故纵”的幽默样儿,既然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干么还来个“片子没人看了,歌还得有人唱”的诱惑。乔羽深知沙蒙,沙蒙也深知乔羽。两个人打了近两个月的“地对地”“导弹”,终于盼来了这一天。这一天来之不易。沙蒙甩下那句话,就急匆匆地忙别的事情去了。乔羽也没机会再说别的,吃住都安排好了,什么也不要说了,只有快写为是。然而乔羽万万没有想到,在他急切想写好这首歌词的时候,却出现了临纸踌躇,四顾茫然的状态。
上了“产床”的乔羽一摸自己的“肚子”,不见婴儿的踪影,荒唐亦可笑。“婴儿”是有,是《红孩子》,不是沙蒙要的“那一个”。作家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残酷”,有的不要,要的没有。乔羽恍若隔世,面前一片空白……
“我是不敢掉以轻心的”(1)
岁月的年轮总是平静地转过属于自己的每一天,但是,人们往往却在痛苦的求索中装扮着快乐的“节日”。
歌词写作对于乔羽,这不是第一次。在太行山北方大学里,他就即兴写过5首,尽管已经丢失在行军途中。他最早的词作还得到过著名《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评论家光未然的赏识和指点。1954年,乔羽为《祖国的花朵》电影写的歌词《让我们荡起双桨》,也已经唱响全国各地。沙蒙把乔羽强拉硬拽到长影,既是对乔羽的深切了解,也是对乔羽的殷殷期望。他认为《上甘岭》插曲的歌词写作,非乔羽莫属。艺术家的慧眼是艺术成就的灵光,他的选择其实是作品的使命。一切的信任和期待全都浓缩在“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那句充分自由的话里,而“这部片子将来没人看了,这首歌还有人唱”的要求也是不容再商量的。乔羽曾经说过:“在沙蒙面前我是不敢掉以轻心的。”
乔羽在江西已经看过《上甘岭》的本子,他现在找人要来样片,躲在长影小白楼里,翻来覆去看了整整一天。太行山里的长达3年的战争岁月,使乔羽懂得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是什么,枪林弹雨,血肉横飞,呐喊、狂奔、哭泣、叫骂……国破山河碎的惨烈景象,是乔羽永远为之滴血的心灵“图画”。《上甘岭》的样片,让乔羽重新投入战争,也沉浸在忐忑不安的思索里……
战争是政治斗争的升级,是侵犯与反击、掠夺与守卫、强大与贫穷、野蛮与文明、丑恶与善良……的厮杀。痛定思痛,乔羽被战争带来的“后怕”包围着、侵袭着。饱受严寒折磨的人,最企盼温暖的阳光;经历过战争的人,祈祷最多的是“不要重复战争的灾难”。乔羽在苦苦寻找一种角度,灾难之后的祥和,战争之后的和平,严冬过后的鲜花,干渴之后的滋润,沉重之后的轻松,废墟之上的重建,硝烟弥漫后的“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