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熟知的门铃。

我过去认识的一些看门人已经走了，但那些仍然留下来的给我讲了很多事情。看门人谈到了夜间的敲门声、哭喊声、打斗声，说看到我的朋友们走下楼梯，后面跟着那些抓他们的人。正如一位看门人所说的那样，“他们看起来好像刚被粗暴惊醒的梦游人一样”。不管我去哪里，遇到的都是同样令人震惊的体验。我通常会敲敲门，充满期待地等着。接着，门开了，一个不认识的人出现了，他或者充满歉意，惊恐万分，或者一副非常粗鲁的样子。

楔子(3)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完成调查。我发现，除了一个表弟之外，我所有的犹太亲戚都在集中营的毒气室被杀害了。我的文学代理人死在了拉文斯布吕克，三个密友的丈夫都死了。其中有一个是马基游击队队员，他死于德国人之手；另外一个也是马基游击队队员，因为炸弹碎片感染生了坏疽病而死；第三个是一名很有前途的艺术家。在被审讯期间，纳粹党卫军不停地对他施加暴力，他受伤而死。

在过去几年里，我在咖啡馆结识了许多熟人，有诗人、作家、记者还有演员。其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与敌人合作了，这些人大体上在国际社会属于那些更加颓废堕落的人物。我感觉自己好像鬼魅一样行走在一个充满了幽灵的都市里，因为不管我去哪里，周围都会有景物使我想起战前的日子。我朋友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留了下来，我们一起挤在双叟咖啡馆里，咖啡馆就像对面的圣日尔曼教堂一样没有改变。景物保存了下来，但人却没有幸存下来。我们敬酒通常是献给那些“不在场的朋友”。我们无法相信，会永远见不到他们了。最后，我再也无法忍受了，满怀幸存下来的内疚感，回到了南非的家里。

多年以后，我开始调查克里斯蒂娜·格兰维尔的生平。在被告诫难度很大时，我仍固执地决定要创作这本传记。有人告诉我，许多人曾经尝试过做类似的工作，却都失败了。这一事实并没使我畏缩不前，反而激励我一直向前。我把其他一切事情都放在一边，专心致志地搜集事实材料。

开始时，我给特种行动执委会法国分部的前任部长莫里斯·巴克马斯特，还有奥黛特·哈洛斯的一个朋友gc写信。莫里斯把这位朋友介绍给了我，也介绍了他的一名员工文静聪颖的薇拉·阿特金斯。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任何人想写有关在特种行动执委会工作的员工以及发生的事情，无疑都会失败。

通过朋友、著名作家塞尔温·杰普森（杰普森少校曾在军事情报局工作，后来调到特种行动执委会的法国分部）和m.r.d.富特教授（对于那些试图理解特种行动执委会所从事的工作和它繁杂多变的部门的人们来说，富特教授关于驻法特种行动执委会的出色书籍肯定是本教科书），我得到了许多宝贵的信息，还有一些男男女女的名单。战时，这些人都认识克里斯蒂娜，战后依然和她保持着联系。

设法找到这些人是我乐意完成的一项主要任务，因为我决心尽可能精确地创作一本关于这位女子的书，必须尽力拯救其名使其免遭遗忘。接着，一系列奇怪的巧合事件发生了，这些巧合贯穿了我创作该书过程的始终。许多陌生人给我打电话，鼓励我坚持下去。我在伦敦图书馆一堆堆书中转来转去，翻阅了许多书，这些书给我提供了宝贵的线索。无意之中，我遇到了一些人，结果他们既认识克里斯蒂娜又认识安德鲁·肯尼迪。我的许多朋友似乎曾效力于特种行动执委会。但由于我们是在战争结束很久之后才见面的，所以他们战时的经历从来就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谈话中。

到这时为止，我沉浸在能找到的一切有关特种行动执委会的书籍中。这很正常，不仅仅是因为克里斯蒂娜日后的活动受到他们从伦敦或阿尔及尔发来的指示影响，而且还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些和这个组织有联系的人使我了解到有关克里斯蒂娜在战争年代的经历和工作的大多数信息。特种行动执委会招募了一些才能卓越的女性，例如戴安娜·罗登，瓦奥莱特·绍博，努尔·英亚特·卡恩，奥黛特·哈洛斯，约朗德·比克曼，伊利亚恩·普卢曼。她们都是一些妩媚动人的淑女，其共同点就是能说一口完美无缺的法语，愿意为自由事业服务。

在和克里斯蒂娜的朋友们交谈时，我得到的最深刻印象之一就是：克里斯蒂娜憎恨任何形式的压迫，不仅仅是出于爱国原因，而且是因为她把自己对思想自由、行动自由的渴望带到了人类的一切领域。任何威胁到克里斯蒂娜个人或他人自由的做法都成了她个人的事情。

楔子(4)

我给那些认识克里斯蒂娜的人写信，他们或是杰出的将军，或是政治家，还有一些远在他乡的皇家大使，他们都是她在为特种行动执委会效力时认识的。我惊奇地认识到：了解克里斯蒂娜·格兰维尔，并且尊重、景仰她的大多数人，本来就是一些已经或正在为国家幸福做出宝贵贡献的人。虽然有人对特种行动执委会颇有怨言，但事实依旧是：他们挑选出来、并加以训练的人员，战时工作和未来生活都非常成功，没有什么以次充好或二流的。

并不是我所有的信件都得到了回复。许多信件上面都写着“已经搬走”或“查无此人”被退了回来，我沿着虚假线索顺藤摸瓜，遭受了许多挫折，也经受了很多失望。

对于名人，不管是历史上的还是当代的，人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和解释。不管是真实还是虚假，诚实正直的作家只能提出唯一的看法。即使对那些和名人关系最为密切的人来说，他们也只能呈现出他们自己的发现，他们自己的结论，还有他们自己了解的真相。真相必定受到了作家个人的经历和判断的影响；传记作家必须要全面描绘他/她笔下的主人公，是文过饰非还是如实呈现就要依赖于作家的本性，还有他如何看待英雄崇拜、是否会掩饰错误以及批判分析的能力了。

对于克里斯蒂娜·格兰维尔的性格和动机，许多人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中有像我一样只在短时间内认识她的人；有为了履行任务和她有过接触的人；有和她一起工作，并成为她朋友的人；有对她非常了解、并深爱着她的人。每一个人心中都珍藏着对于自己所认识的那个克里斯蒂娜的回忆。但我觉得，关于克里斯蒂娜的真相不在她朋友们的回忆之中，而在她的实际行动和她准备做出的全部牺牲中。

要想精确地创作这本传记，就有必要把我要展现的主人公放置在她所处时代的环境和重大事件的背景之下。由于克里斯蒂娜在许多战争舞台上都非常活跃，这就意味着必须要获得大量关于二战历史的细节和一些错综复杂的情况——这些都对克里斯蒂娜的工作和行动产生了影响或是她的行动影响了这些历史——的详细资料。幸运的是，二战几乎和拿破仑时代一样资料翔实。在过去的十年里，禁忌的闸门已经放开，关于那大劫难岁月里的方方面面，出版社和媒体都不断有文献记录问世。在大量回忆录和传记的文字和图片中，在有关背叛、死亡、抵抗、毁灭和幸存的所有记录中，进行资料筛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我搜集有关克里斯蒂娜的信息时，我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对他们共同生活时代的政治气候和时代精神有着不同的看法。显然，人们必须要考虑战时许多作家的国民性格和党派特点。许多战后的政治和政策都植根于战时的抵抗组织，植根于那些组织在各地的领导人，正是这同一群人如今穿梭在伦敦、巴黎、华盛顿、柏林还有莫斯科的权力走廊中。对他们中的有些人来说，权力比爱国主义更加重要。在有些情况下，重塑明天的世界成为他们行为背后的推动力量。但对其他人，对于像克里斯蒂娜·格兰维尔那样准备在战场上牺牲的男男女女来说，只有人的自由和尊严才是重要的。

对于和克里斯蒂娜一起工作过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她成了一个标志：一个见证了他们那逝去的闪光青春的标志；一个他们的生命处于勇敢无畏、理想化阶段的标志。那时，每日的笑声、努力、担忧和友谊的表面下掩盖的是被捕、折磨、在集中营里日渐憔悴的恐惧。在那黄金般的冒险岁月里，只有现在才是重要的。过去、将来都没有了实际意义。这些没有过去沉重包袱拖累的年轻男女的情感被剥夺一空。

在试图破解克里斯蒂娜的生活之谜时，另外一个必须要考虑的因素在于：事实上，自从克里斯蒂娜过世以后，20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克里斯蒂娜英年早逝，但那时认识克里斯蒂娜的人却一直步入了中年，甚至活得更久。克里斯蒂娜认识并和朋友们接触的时候，他们都还年轻，处于人生的黄金阶段。但由于受到一种普鲁斯特意义上的怀旧感和葡萄牙人称之为怀乡意识的因素的影响，他们对克里斯蒂娜的记忆却变得模糊并有修饰过的痕迹了。

楔子(5)

克里斯蒂娜结交了在许多领域工作的朋友，但这些朋友之间，正如她本人生活的各部分间一样，是互相隔离的。她从来没有犯错将他们搅和在一起。她也没有提到自己所从事的神秘活动。克里斯蒂娜是个不喜欢袒露内心的人。高兴时，她显得生机勃勃；郁闷时，她会立时变色；而且她很容易陷入郁闷无聊之中。然而，对许多人来说，遇到克里斯蒂娜却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克里斯蒂娜的同行们（间谍）发现难以做到不带感情地去谈论她的勇气，奉献精神和完全忘我的投入。而且，这些人都是克里斯蒂娜的同事，而不是那些她曾经救过他们的性命或那些深爱着她的人。克里斯蒂娜坚强，富有魅力，这超越了时间流逝和默默无闻的局限。

和在战争期间以及战后认识成年克里斯蒂娜的男男女女交谈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要想找到认识儿时以及少女时代克里斯蒂娜的同代人就要困难多了。非常开心的是，我在英国找到了一个很大的波兰人聚居区，其中许多人都有着大段的回忆和重要的亲戚关系。

通过联络官约瑟夫·巴尔托西克上将的善意帮助，我联系上了斯卡贝克家族的一名成员、现任家族首领的安德鲁·斯卡贝克博士。他起的作用很大，给我提供了许多重要线索。然后，我见了他弟弟约翰，约翰努力给我简要回忆了他那著名家族的历史，还给我看了他家族饰章的复制品和许多有趣的照片。

收获最大的一次采访是和克里斯蒂娜的表弟斯坦利·克里斯托弗会面。克里斯托弗人不错，花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帮助我。这位上了年纪的谦恭绅士记忆力惊人，几乎可以记住一切。所以，他给我讲述的许多有关克里斯蒂娜的背景、父母、儿童时代还有青少年早期的事情，达到了人类记忆所能接近的真实极限。

斯坦利·克里斯托弗曾经在克里斯蒂娜的第一次婚礼上做客。他说道：“那是在华沙举行的一场宗教婚礼，出席的人不多。克里斯蒂娜穿着白色长袍，看起来非常优雅。她个子很高，身材苗条，可以说有五英尺八英寸高，她丈夫就要矮多了。婚礼的午宴设在一家重要宾馆的一个安静的房间里，我想那是布里斯托尔大酒店。此后，这对年轻夫妇就去扎科帕内度蜜月了。”

然而，尽管克里斯蒂娜的许多熟人都很热情，经常鼓励我，给我写了许多详细的信件，抽出时间来和我仔细交谈，但我却不安地意识到：我仍站在一堵玻璃墙后面。通过玻璃墙，我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对我故事的进展和重要性来说至关重要的人物和风景。此外，无一例外，有个人的名字总是和克里斯蒂娜的名字一起被人提到，那就是克里斯蒂娜最亲密的朋友安德鲁·科尔斯基·肯尼迪。安德鲁是波兰人，后来成了英国军队的少校，他给了克里斯蒂娜心中永恒的家园。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无法和安德鲁取得联系。我知道他住在国外，但却得不到他的地址。安德鲁的朋友们试图保护他不再受那些传播噱头之人的利用和背叛，于是他们设法阻止我接近安德鲁。几乎在绝望之时，我找到了正确的途径，最终写出了那封重要的信。

有一段时间，我没收到答复。我又写了一封信。这时，我联系上了克里斯蒂娜生活中的另外一个关键人物弗朗西斯·卡默茨。卡默茨也是一个传奇般的人物。他回信告诉我，在从南安普顿前往伦敦时，他会到我在苏塞克斯的家中稍事逗留。

00我读过有关这个男子的许多报道，而见到站在客厅里的这位“名副其实的雪莱般的人物”是种奇特的经历。他镇定冷静，浑身散发着勃勃生机，让人感觉有点崇高。在他描述克里斯蒂娜是如何把他从迪涅监狱解救出来时，放在我胳膊肘旁边的电话响了。我颇不耐烦地接了电话，有个声音传了过来：“我是安德鲁·肯尼迪。”我示意卡默茨接过话筒，几乎没有任何预先准备，他就开口说道：“你好，安德鲁，这么久了才听到你声音很高兴。”两位朋友谈了一会儿，然后我接过了电话。这种情况肯定会让克里斯蒂娜感到很开心。她的传记作家把她生命当中最为重要、相距遥远的两个男人聚集到了一起，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