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英国偏僻乡下的茅屋中相遇了。

楔子(6)

安德鲁·肯尼迪说，他最终收到了我的第二封来信。第一封信显然不知送到哪里去了。他声称，希望自己在那个春末可以到伦敦，到达时他会联系我。他的声音热情友好，我感到一股希望正在涌动。或许借着他的帮助，我可以离破解克里斯蒂娜之谜更近一些。

几个月过去了，我继续进行调查。我和薇拉·阿特金斯共进午餐。我们好久没见面了，但我却发现她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她依然充满了青春的活力，皮肤依旧没有皱纹，如同山茶花瓣一样，她那双清澈的蓝眼睛后面隐藏了许许多多的秘密。像往常一样，她温文尔雅，小心谨慎，给我的帮助也很大。显然，她知道关于克里斯蒂娜的许多事情，但除了为执行任务见克里斯蒂娜的那几次外，她没有详细讲述克里斯蒂娜生活的其他方面。我推测，在她们见面为数不多的几个场合上，她觉得克里斯蒂娜“容易生气”，且戒备心很强。薇拉说道：“克里斯蒂娜是个与众不同的女子。她非常勇敢，非常引人注意，但却极其孤独，我行我素。她对盟军忠贞不二，一心一意，没有什么能让她背叛自己的信仰。我想，安德鲁·肯尼迪是她永远的爱恋。”

“战后，她无法调整自己以适应那枯燥的日常工作。她生来就是为了行动和冒险的。不要因掩饰她的错误而贬低她。她不是一座圣徒塑像。克里斯蒂娜是个很有活力、健康漂亮的人，极度渴望爱情和笑声，她有着巨大的勇气。”

我遇到的下一个人是塔多乌什·霍尔科，他是一名波兰记者，曾经做过《波兰日报》的编辑。他和他漂亮的妻子希拉——以前在南非时，我就认识希拉——前来和我共进午餐。塔多伊西起的作用非常大，他给我提供了许多人的名字还有国外的联络人。他说道：“我二十四岁时是个崭露头角的记者，1938年我被派往切申进行新闻报道。执行任务期间，我遇到了一个叫克里斯蒂娜·斯卡贝克的年轻女记者。她非常有魅力，我希望能再次见到她。我要了她的电话号码。很奇怪的是，就在几天之前我翻阅一些从前的日记时，居然发现了这个号码。出于许多原因，我没给她打电话，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我发现自己的好友兼同行拉齐明斯基疯狂地爱上了她。即使在那时，克里斯蒂娜也应该算是名‘英国特工’。虽然克里斯蒂娜非常文静，但她身上还是有某种东西使其他女子黯然失色。”

与此同时，我访谈到的每一个人都认同，克里斯蒂娜是个很特别的人，她似乎拥有变色龙般的特质，能够一方面极完美地契合当时的政治或精神氛围，另一方面隐藏好自己的内心和私人动机。

只有当自己想要的时候，克里斯蒂娜才会展示她性格的多个层面。通过这么做，克里斯蒂娜成功地虚构了一个掩人耳目的有关本人的拼图形象。薇拉·阿特金斯曾经说过，克里斯蒂娜是个孤独的人。还有人说克里斯蒂娜喜欢社交，喜欢身边围满了人。她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如果克里斯蒂娜厌倦了，她很快会反感纯粹的社交聚会。她会一语不发，毫无特色，就像一个闪闪发光的贝壳，被人从大海中捞出了一样。离开了生存的环境后，贝壳很快就会干枯，褪去所有那些光辉灿烂的美丽。

沿着薇拉提供的线索，我联系上了尼娜·克劳肖女士，她在战后的开罗结识了克里斯蒂娜。我给克劳肖女士打了个电话，她确认了她既认识克里斯蒂娜也认识安德鲁这一事实。她还补充说道，她正要动身前往意大利，回来时会联系我，那时我们会见面。她说要送我一份克里斯蒂娜肖像的影印件，这是在克里斯蒂娜过世之后安德鲁送给她的。她真的很守信用，把肖像寄过来了，这是一幅精致的铅笔素描，她说这素描酷似其人。

几个礼拜之后，克劳肖女士回来了，时间是1974年夏末，她来到博沙姆和我度过了一夜。她的朋友们告诉我，克劳肖曾经是她那个时代的大美人之一。的确，她依然举止高雅，沙哑的音色钩人心魄。

楔子(7)

克劳肖可真是帮了大忙。她本人在开罗为特种行动执委会工作时，认识了克里斯蒂娜和安德鲁，她丈夫盖伊·坦普林上校也是如此。正是盖伊·坦普林——曾负责和波兰旅联络，他是个非常著名的语言学家——把克里斯蒂娜介绍给了妻子。

尼娜如实谈了她对克里斯蒂娜的印象。“她总是看起来非常冷淡孤僻，我不是特别喜欢她。我知道她是个很特别的人，虽然盖伊没有详细提到她过去所做的任何功绩。正如许多男人一样，盖伊非常喜欢她。那些认识她的男人都有同样的感觉，我猜，那些军官们大概把她当成了圣女贞德。这是一种超越了性爱的感情，它植根于人们对克里斯蒂娜英勇品质的景仰中。

“克里斯蒂娜说话不多，我从来没觉得她长得漂亮。或许她看起来与众不同，但肯定比不上塔尔诺夫斯基家的两个儿媳妇索菲和乔奎特漂亮。她们也是波兰人，毫无疑问，她们是开罗社交界中的美女。

“坦白地说，我不知道克里斯蒂娜和安德鲁在开罗做什么。我在位于拉斯托姆大楼的特种行动执委会总部工作，但我在那里却从没见过他们。当然，这可能是出于安全方面的原因。我知道，克里斯蒂娜在这段时期很不开心，有挫折感。我不清楚她为什么被冷冻了这么长时间，或许这是发生在她身上的最糟糕的事情。

“如同那个时候开罗的许多女子一样，克里斯蒂娜有许多爱慕者，这可能听起来有点女人气，甚至有点恶意。那时候，周围的男性要比女性多得多，英国男人总是受到斯拉夫类型的女子吸引。他们认为斯拉夫女子具有一些神秘特点，这些特点是他们自己国家的那些金发碧眼、头发蓬松的女人或高头大马型的女人所不具备的。

“丈夫过世后，我离开了开罗，于是就和克里斯蒂娜还有安德鲁失去了联系。但战争结束后，他们经常会突然出现在我的生活中。他们从来没有告诉我他们在做些什么，来自何方，或要去何处。有一次，在给柏林一位重要的盟军将军当私人助理时，我突然接到了克里斯蒂娜打来的电话。没经过允许，她就来了柏林。她让我利用将军的协助帮她拿到那份必要的文件。当然，我照做了，邀请他们参加我上司举办的一个各国人士参加的露天聚会。他们开着一辆很大的豪华轿车来了，安德鲁说这是他自己‘设法搞到的’。三天之后，他们又消失了。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或者他们那时在做什么。”

实际上，克里斯蒂娜当时正试图和乔治·吉齐基离婚。克里斯蒂娜在耶路撒冷告诉乔治她想离婚时，他们大吵一架，乔治感到非常痛苦，他甚至拒绝和克里斯蒂娜说话。

接着，克里斯蒂娜发现：根据新的波兰法律，她可以在波兰领事馆离婚。她手头仍然保存着那张旧的波兰护照。克里斯蒂娜和安德鲁向伦敦的英国当局提出申请，接着向德国当局提出申请，要求同意克里斯蒂娜前往柏林，以安排离婚。英国人因把这女孩扔在了法国而异常高兴，他们拒绝了克里斯蒂娜提出前往德国的正常要求，因为克里斯蒂娜不是购买钢铁或废料的女商人，而只是想去处理私事。安德鲁和克里斯蒂娜试图公开行事，遭到拒绝后，他们决心自己掌握主动权，这就是他们在柏林现身的原因。克里斯蒂娜最终和乔治离婚了。

“战后克里斯蒂娜在伦敦时，我经常见到她，” 尼娜·克劳肖告诉我，“她感到极其痛苦，因为英国人让她很失望。克里斯蒂娜只是无法静下心来从事普普通通的工作，后来我听说她做了客轮上的侍者。我们从来没有完全失去联系，但我们见面也从来没有一些自发的或者温暖的因素在内。我当然知道克里斯蒂娜所做的杰出功绩，她是个非常勇敢的女子。我敬重她的勇气，但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她。”

1974年7月20日，我在瓦西谢乌克斯参加韦科尔战役三十周年纪念仪式。仪式是由韦科尔全国先驱者志愿兵协会组织的。知道我对克里斯蒂娜——当时被人叫做“保利娜夫人”——感兴趣后，这个组织出于善意发给了我一个特别新闻通行证和一个袖章。

楔子(8)

重建后的瓦西谢乌克斯村庄距离我们在大平原上站立的地方有一段距离，大平原位于高耸的石头堡垒庇护下。公墓的墙壁后面有个半圆形的纪念碑支撑着。前面是一排排整洁的、一模一样的坟墓，每个坟墓上都有一个十字架。很多人都在场，我想，这集会才是问题的实质。这种国民热情的深切表达成了最终的赞美。

卑微的爱国者组成的真实法国，此时此地体现在了这些老年男女布满皱纹的脸上，他们赶来向那些他们逝去的回忆致敬。虽然在场有许多年轻一代的韦科尔人——他们的孩子，孙子还有亲戚，但这一代人却无法像他们的长辈一样，理解这场合的庄严肃穆。生活在相对和平的20世纪70年代，他们无法理解那么久以前，在他们所熟悉、挚爱的村庄上发生过的一切是多么重要。

他们对很多事情都一无所知。他们不了解敌人的飞机和滑翔机让天空变得暗淡无光；不了解炸弹掉落下来，伤者哭叫声连成一片；不了解死者的眼睛一动不动；不了解在那些恐惧的日子里，德军从乡下席卷而过，从一个熊熊着火的村庄赶往下一个，强奸妇女，严刑拷打，杀人如麻。但那些老年人，那些目睹了一切并幸存下来的人们对此却记忆深刻。

仪式开始了，首先是由来自法国各地的贵宾发言。宣读贵客名单时，各个家族幸存下来的人都来到墓地，站在那些烈士的坟墓旁边。

四周安静下来。突然，一个小女孩甜美的高音打破了沉寂，她高喊着那些牺牲的平民百姓的名字。与此同时，一个小男孩在吟咏着那些为法国阵亡的战士的名字。“为法兰西献身”响彻了整个平原。那天天气很冷，寒风拍打着旗子，把旗子撕扯成一条条彩色的带子。接着，传来了战鼓缓缓的隆隆声，紧跟着是《马赛曲》和《先驱者之歌》。我在人群中环视了一圈，看到了弗朗西斯·卡默茨（罗杰）那高大的影子。他穿着舒适的旧软呢夹克站在那里，宽宽的肩膀挡住了大山。卡默茨为人沉着可靠。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嘴里含着烟斗，陷入了回忆当中，而我身边的那些人满怀感激、充满敬意地看着他。我想起了克里斯蒂娜和弗朗西斯站在这里时，或许恰好就在这个地点。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天空，以便看到他们等待良久的飞机，飞机会把人员，武器还有弹药带到韦科尔地区处境危险、遭到围攻的那些马基游击队员和保卫者手里。

七月闷热的一天，我们挤进轿车，前往弗雷德里克先生和迪金女士位于土伦高地的家中做客。正值旅游高峰期，海滨公路几乎无法通行，到处都挤满了车子和步行的人。如同旅鼠一般，他们都争先恐后地纵身投入地中海海滨度假胜地那过于拥挤的海水中。

我儿子刚刚通过了驾照考试，开车护送我们时，他起初异常谨慎，接着变得狂热放任，把我们胜利地带到了迪金夫妇生活的那个古老山庄的陡峭山巅。

他们的房子，坐落在一堵堵高墙后面，具有古时法国普罗斯旺住宅的所有魅力和氛围。这对夫妇把这房子改造成了一个舒适的家园。在小心翼翼地保护房子原有特征的同时，他们将房子的绝大多数地方都布置成了一道无可比拟的景观。要不是有一条宽阔的高速公路，房间俯瞰着的风景自从中世纪以来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

冰凉的饮料摆在了阳台上，阳台宛如一个由藤蔓和鲜花装饰的藤架。“普西”迪金已经料到了我要来访，但却没想到我的随从中会有男学生还有家里暂住的客人。前者被迪金先生（现在叫弗雷德里克先生）打发到了附近一家不错的小餐馆。与此同时，“普茜”头发丝毫未乱，就在厨房展现了一个小小的奇迹。很快，我们就在一桌即席准备的丰盛自助餐前就座了，开饭时先上了一些绝佳的馅饼，还有一瓶冰镇的葡萄酒。

午餐期间的谈话涉及到了抵抗组织的不同方面，在这方面弗雷德里克先生是专家。在这个安静凉爽的餐厅里，弗雷德里克带着学者和实干家的权威，让我了解了许多有趣的事实。

楔子(9)

谈话期间，克里斯蒂娜和安德鲁的名字倏忽飘来又倏忽飘去。但直到我们单独在一起时——弗雷德里克先生已经善意地自愿陪同我的客人参观村庄——“普茜”才专心告诉我她记忆中的自己和克里斯蒂娜之间的友谊。

“离开克里特岛后，我们一群人前往希腊和亚历山大。那时，我正在为开罗的特种行动执委会效力，在老谢泼德酒店（这酒店后来烧毁了）的阳台上我首次遇到了克里斯蒂娜·格兰维尔。时间肯定是1941年末。我看到一个身材纤细的女孩从椅子上站起，朝我走来。她说道：‘你双手很漂亮，好像兰花一样。我看你是一个人来的，为什么不过来和我们一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