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摩自己不会撕的，小曼尚在可问。）

关于我想着那段日记，想也是女人小气处或好奇处多事处，不过这心理太human（按：人情）了，我也不觉得惭愧。

实说，我也不会以诗人的美谀为荣，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我永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我只是要读读那日记，给我是种满足，好奇心满足，回味这古怪的世事，纪念老朋友而已）。

我觉得这桩事人事方面看来真不幸，精神方面看来这桩事或为造成志摩为诗人的原因，而也给我不少人格上知识上磨练修养的帮助，志摩in a way（按：意为从某方面）不悔他有这一段苦痛历史，我觉得我的一生至少没有太堕入凡俗的满足，也不算一桩坏事。志摩警醒了我，他变成一种stimulant（按：激励）在我生命中，或恨，或怒，或happy或sorry（按：或幸运或遗憾）或难过，或苦痛，我也不悔的，我也不proud（按：得意）我自己的倔强，我也不惭愧。

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我只要“对得起”人——爹娘、丈夫（一个爱我的人，待我极好的人）、儿子、家族等等，后来更要对得起另一个爱我的人，我自己有时的心，我的性情便弄得十分为难。前几年不管对得起他不，倒容易——现在结果，也许我谁都没有对得起，您看多冤！

我自己也到了相当年纪，也没有什么成就，眼看得机会愈少——我是个兴奋type accomplish things by sudden inspiration and master stroke（按：兴奋型，靠突然的灵感和神来之笔做事）。不是能用功慢慢修炼的人。现在身体也不好，家常的负担也繁重，真是怕从此平庸处世，做妻生仔的过一世！我禁不住伤心起来。想到志摩今夏的inspiring friendship and love（按：富于启迪性的友谊和爱）对于我，我难过极了。

神秘的“八宝箱”之谜(4)

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

徽音二十年正月一日

（按：应为二十一年，此系作者笔误）

从林徽因的信中可以看出，“八宝箱”中的《康桥日记》之下落不明，就是凌叔华的阴谋与捣蛋的结果，凌叔华可谓是真小人。凌叔华又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1982年与1983年，在海外的凌叔华分别由伦敦寄给陈从周两封信，就当年纷纷扬扬的“八宝箱之谜”作过解释，此说与胡说、林说，甚至梁说大不相同。按凌叔华的辩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在徐志摩遇难的前两年，也就是“他去欧找泰戈尔那年，他诚恳的把一支（只）小提箱提来交我保管，他半开玩笑的说：你得给我写一传，若是不能回来的话（他说是意外），这箱里到有你所需的证件（日记文稿等）。他的生活与恋史一切早已不厌其烦的讲与不少朋友知道了，他和林徽音、陆小曼等恋爱也一点不隐藏的坦白的告诉我多次了（按：林徽因原名林徽音，因与一位男作家同名，后改为林徽因，但凌叔华等人仍以徽音相称），本来在他的噩信传来，我还想到如何找一二个值得为他写传的朋友，把这个担子托付了，也算掉了我对志摩的心思。（那时他虽与小曼结婚，住到上海去，但他从不来取箱子！）不意在他飞行丧生的后几日，在胡适家有一些他的朋友，闹着要求把他的箱子取出来公开，我说可以交给小曼保管，但胡帮着林徽音一群人要求我交出来（大约是林和他的友人怕志摩恋爱日记公开了，对他不便，故格外逼胡适向我要求交出来），我说我应交小曼，但胡适说不必。他们人多势众，我没法拒绝，只好原封交与胡适。可惜里面不少稿子及日记，世人没见过面的，都埋没或遗失了。”（《新文学史料》1983年1期）又说：“我想到箱内有小曼私人日记二本，也有志摩英文日记二三本，他既然说过不要随便给人看，他信托我，所以交我代存，并且重托我为他写‘传记’，为了这些原因，同时我知道如我交胡适，他那边天天有朋友去谈志摩的事，这些日记恐将滋事生非了。因为小曼日记内（二本）也常记一些事事非非，且对人名一点不包含，想到这一点（彼时小曼对我十分亲热，她常说人家叔华就不那样想，里面当然也褒贬徽音的日记）我回信给胡适，说我只能把八宝箱交给他，要求他送给陆小曼。以后他真的拿走了，但在适之日记上，仍写志摩日记有二本存凌叔华处。他的（胡的）日记在梁实秋编的徐志摩传上也提到。赵家璧也看到胡的日记上如此写。这冤枉足足放在我身上，四五十年，至今方发现。”（《新文学史料》1985年3期）

据精明的凌叔华推断，胡适派人取走八宝箱后，没有把全部日记交出，“小曼只收回她的二部日记（她未同志摩结婚前的日记，已印出来了！但许多人还以为另有日记）。那时林徽音大约是最着急的一个，她也来同我谈过，我说已交胡适了”。1947年2月，为纪念徐志摩五十周岁生日，陆小曼搜罗家中的旧日记，勉强编起了一本薄薄的《志摩日记》，显得很是孤单凋零。对此，陆小曼在序中无奈地说：“其它日记倒还有几本，可惜不在我处，别人不肯拿出来，我也没有办法。”这个时候，陆小曼已经探知胡适已把徐的二三本英文日记全部交于林徽因，而林是不可能让这一涉及自己隐私的日记面世了。

对于凌叔华在信中的说法，陈从周并不怀疑，当年他在编写《徐志摩年谱》中，通过各种信息透出的蛛丝马迹，就曾怀疑胡适把徐的日记没有交给陆小曼，而是交给了林徽因，而林把徐在英国剑桥向其求爱时的二三本日记藏而不露，才有了后来徐子善等人力主徐、林相爱者所说的“徐志摩的有关日记至今下落不明”之事。陈从周读了凌叔华给他的信后如释重负地说道：“这个疑案，总算可以澄清了。另一方面证实了当年林徽音和我所说的她藏有二本志摩英文日记的来源了。胡适日记所写志摩日记有二本存凌叔华处之事非真实也。”

神秘的“八宝箱”之谜(5)

胡适深信他的日记最终是要出版的，因而在他把徐志摩英文日记悄悄交于林徽因处理的同时，又放了一颗烟幕弹，于自己的日记中故意写下“志摩日记有二本存凌叔华处”的文字，以达到掩护林徽因的目的。至于凌叔华这边在得知后是否会喊冤叫屈，在一时无法两全的情形下，胡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八宝箱”中的日记最终结果如何，大多研究者认为胡适送给林徽因之后，林在晚年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时一把火烧掉了。但也有的学者认为此事不那么简单，最大的可能是，向来对资料颇为重视的胡适，当年将有关林的部分给了林，与林无关的自己偷偷收藏了起来，如果销毁，也只销毁了于自己不利的那一部分，而不会是全部。据说胡适还有一部分文献由于涉及面太广，仍封存于一个保险箱中未能开启。或许这部分文献中就有“八宝箱”中的日记，究竟结果如何，也只有等胡适的保险箱起封之日，再听下回分解了。

正如陈子善所云，“尽管徐志摩的有关日记至今下落不明……”，但仍有一大批研究者相信徐、林之间确实有过爱情。韩石山以陈从周《年谱》和著名的“八宝箱”为线索，结合徐与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等人的传纪、书信、日记和口述实录等，进行研究、考证之后，对于相互之间的感情纠葛，曾肯定地说：“（张）幼仪不记恨陆小曼，她记恨的是林徽因。她的记恨并非是为自己，倒有一半是为了志摩。她恨林答应了他，却没有嫁给他。……两人的恋情，肯定是有的。徐志摩是为了赶听林在协和小礼堂的报告，才匆匆坐飞机殒命的。”（《徐志摩和他爱过的女人》载《南方周末》2000年5月12日）

对“坐实了这段爱情”之说，梁从诫不予承认，并对徐志摩的人格进行了鞭伐。1993年4月，梁从诫在为某出版社出版的《徐志摩林徽因诗集》而写的序文《空谷回音：关于这本诗集的作者——林徽音》中说道：“关于林、徐之间的感情关系，几十年来都是社会上一些人喜欢议论的话题。但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故事。其悲剧性就在于：作为诗人，他们在志趣上是那样投合，徐对林又是那样地一往情深，但两人却不仅始终无缘，而且事实表明，他们本来就不可能走上同一条生活道路。可以说，徐志摩的精神追求，林徽因后来是完全理解的，而反过来，林徽因所追求的，却未必都能得到徐的理解，更谈不到专业性的支持。从古建筑研究和美术创作的角度看，林徽因和梁思成是天生的搭档。虽然梁思成不搞文学，但抗战前那几年，林徽因在古建研究方面的成就不仅没有妨碍她的文学活动，而且实际上两者相得益彰，使她在两个方面都取得了相当辉煌的成绩。但如果真是徐志摩和林徽因生活到了一起，那么，我们就肯定不会有——如最后她的墓碑所铭刻的——‘建筑师林徽因’了；而生活里没有了建筑和美术活动，又会有我们所认识的这个“诗人林徽因”吗？回顾徐志摩的一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易受情绪支配，充满幻想，有时甚至放荡形骸之外的浪漫主义者；而林徽因在精神上却比他保守，比他更重务实。她在少年时代就一心要以‘把美术创作与日常生活需要结合起来’的‘建筑学为自己的终身事业’。说明了她气质上和徐诗人之不同。”又说：“徐志摩的诗人生涯，可以说是伦敦邂逅林徽因之后开始的，在随之经历了巨大的感情波澜和生活挫折之后，他生命之路的终结，竟又是为了赶去听林徽因关于古建筑的一场学术报告。这是不幸的巧合呢还是天意？”（此文后来收入梁从诫所著《不重合的圆》一书）

文中的语气透出，梁从诫相信徐志摩被烧死是冥冥之中有一只上帝之手在操纵的，徐之死就是上苍的旨意。这股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情绪到了十年之后，随着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的播出，异常激烈地喷射而出，一时引得众人侧目，纷纷驻足观望。梁从诫在答媒体记者提问时愤然说道：“我一直替徐想，他在1931年飞机坠毁中失事身亡，对他来说是件好事，若多活几年，对他来说更是个悲剧，和陆小曼肯定过不下去。若同陆离婚，徐从感情上肯定要回到林这里，将来就搅不清楚，大家都将会很难办的。林也很心疼他，不忍心伤害他，徐又陷得很深。因而我一直觉得，徐的生命突然结束，也算是上天的安排。”（《文艺报》2000年5月6日）

神秘的“八宝箱”之谜(6)

梁从诫的愤慨之言，立即招来了徐志摩粉丝们的反“愤慨”，并很快做出了回击，韩石山在《梁从诫不该这样说》一文中，对梁指责道：“当晚辈的说这样的话，实在太不应该了。为了自己的家声，竟说他人烧死是好事，不像个有文化的人说的话。……不看这些话，人们还不知道1931年在北平，徐、林之间的感情已发展到这样危险的地步。”（《林情徐爱有多深》韩石山载《寻访林徽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在旁观者的眼里，梁从诫与韩石山的话看起来各有道理，但似乎又缺失了点什么。当年海涅在他的名作《两个波兰人》中曾写过这样的诗句：“为祖国牺牲是很好的，可要是活着那就更好了。”或许处于各种考虑，或许一时情绪失控，梁从诫的言论显然有些过激了。而韩石山辈这些徐志摩的超级粉丝们，在梁从诫一再否定徐、林之爱的情况下，非要把“徐林爱情”进行到底。再加上电视剧的火上浇油，整个社会舆论就变得硝烟弥漫、烽火连天了。假如不存偏见，对这段历史和历史人物是不是可以这样看待，不管徐与林之间是有爱还是无爱，如套用海涅的诗句，不妨理解成“为了避免双方日后更大的苦痛，徐志摩适时被烧死是很好的，可要是活着那就更好了”。

除了围绕徐志摩该不该被烧死，是烧死好，还是活着更好的论争外，梁从诫对电视剧《人间四月天》的公开批评中，还说把梁思成演得窝囊了一些。韩石山则针锋相对地认为“这是做儿子的还没完全了解父亲。正因为梁思成深爱着林徽因，也正因梁思成是当时新旧交替之际接受西方文明的君子代表式人物，所以他对徐志摩表现得特别宽厚仁慈，包括后来同样地对待金岳霖先生，他的得体的言行绝非窝囊，而是知识文明在身上的崇高体现，是海阔胸怀”。梁从诫则坚持认为，若是林当年真的从了徐，那么林徽因只是一个诗人的林徽因。而从了梁思成，结果是林徽因既是诗人的林徽因，又是建筑学家的林徽因，可谓一举两得矣！对这一说法，社会舆论各有不同的看法，赞成与否定各有各的理由。否定者说，若按以成什么名与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