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早逝，只留得老金成为孤独的爱情行旅了。

当欲望之火熄灭，只存温热的灰烬之后，金岳霖理智地看待自己所处的位置并理性地掌控着他的处世哲学，许多时候用“打发日子”来形容自己长期不成家的寂寞。他在后来著述的文章中，把自己与梁、林三人间的亲密关系做了简单的、纯粹外表上的描述，并发挥了对“爱”和“喜欢”这种感情与感觉的分析。按老金的逻辑推理：“爱与喜欢是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这二者经常是统一的，不统一的时候也不少，就人说可能还非常之多。爱，说的是父母、夫妇、姐妹、兄弟之间比较自然的感情，他们彼此之间也许很喜欢。”而“喜欢，说的是朋友之间的喜悦，它是朋友之间的感情。我的生活差不多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生活”。看得出，此时的老金已真的把爱藏在心底，与梁、林夫妇以纯粹的朋友相互“喜欢”了。

由于老金在日常生活中名士气或曰书呆子气太重，在当时的北平学术界流传着许多令人为之捧腹的故事。老金闲来无事，平时迷恋养鸡、养蛐蛐等小动物，想不到这养鸡斗蛐蛐竟闹出了奇事。据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晚年在回忆录《赵家杂忆》中说：赵家在北平时，有一天，金岳霖忽然给赵元任家打了一个电话，说是家里出了事，请赵太太赶快过来帮帮忙（按：杨原在日本学医，专业是妇产科）。杨步伟认为大概老金那时正跟一位莉莲·泰勒（lilian taylor）小姐做朋友，可能出了什么男女私情方面的事，跑去一看，原来是金家的一只老母鸡生不出蛋，卡在后窗的半当中，情急之下老金忙请杨医生前来帮忙助产。

林徽因与金岳霖的一世情缘(3)

就在杨步伟“助产”不久，又发生了这样一件奇事。据当代作家黄集伟说：“某日，伏天，数位友人同往金先生舍下闲坐。一进门，便见金先生愁容满面，拱手称难：‘这个忙诸位一定要帮啦！’友人既不知何事，又不便细问，但念及‘金老头儿’独身一人，不便诸多，便做英雄状慷慨允诺。俄顷，厨师为来宾每人盛上一碗滚沸的牛奶……英雄言辞尚余音缭绕，无奈，只得冒溽暑之苦，置大汗淋漓于不顾将碗碗热奶一饮而尽。谁知几位不几日再次光顾，重又承蒙此等礼遇，且金先生口气坚定，有如军令。事隔旬日，好事者向金先生问及此事，方知原来金先生冬日喜饮奶，故订奶较多；时至盛夏，饮量大减，却又弃之可惜，故有‘暑日令友人饮奶’一举。也许金先生以为订奶有如‘订亲’，要‘从一而终’，不得变故。殊不知奶之定量增减尽由主人之便的通例。当友人指点迷津甫毕，金先生照例回赠四个字的赞许：‘你真聪明！’”

除上述所列，还有更令人拍案叫绝者。据金岳霖自己回忆：陶孟和在北平时与老金是好朋友，陶也是介绍金在北平较早吃西餐的引路人。当时陶住在北平的北新桥，电话是东局五十六号，金岳霖平时记得很牢，可有一天给陶孟和打电话，突然发生了意外。老金拨通后，电话那头的小保姆问：“您哪儿？”意思是你是谁。老金一听，竟一时忘了自己是谁，但又不好意思说自己忘了，即使说，对方也不会相信，一定认为是搞恶作剧，但是老金真的是忘了。憋了半天，急中生智，说：“你甭管我，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可那位小保姆仍不依不饶地说：“不行。”老金好言相劝了半天，对方还是说不行。万般无奈中，老金只好求教于自己顾来的洋车夫王喜，说：“王喜呵，你说我是谁？”王喜听罢，将头一摇，有些不耐烦地答道：“你是谁我哪里知道。”老金着急地说：“你就没听见别人说过我是谁？”王喜头一扭说：“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一个“金”字才使老金从迷糊中回过神来，急忙答道：“呵，我老金呵！”电话那头早已挂断了。

以上故事是说老金的“痴”与“愚”，下面两例则是老金的“直”与“憨”。

留美才子、当年清华研究院的实际负责人吴宓是老金的好友。一次，吴按捺不住爱情对他的折磨，公然在报纸上发表了自己的情诗，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九州四海共惊闻”之句（吴回国不久与自己的发妻离婚，转追才女毛彦文，但终生未果）。众人闻见，大哗，认为吴有失师道尊严，不成体统，便推举老金去劝劝吴，希望对方以后多加收敛，不要锋芒毕露，刺痛了别人，也伤及自身。于是，老金便稀里糊涂地找到吴说：“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是内容是你的爱情，并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私事情是不应该在报纸宣传的。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宣传。”话音刚落，吴宓勃然大怒，拍着桌子高声呵斥道：“你休在这里胡言乱语，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厕所更不是毛彦文！”老金听罢，不知如何是好，只有木头一样呆呆地站着听吴骂了半天。后来老金曾自我检讨说：“我把爱情和上厕所说到一块儿，虽然都是私事情，确实不伦不类。”

七七事变后，金岳霖与梁家一起离开北平，转道天津赴长沙。后来，又先后抵达昆明。梁、林夫妇继续经营中国营造学社，老金则任教于西南联大哲学系，但多数时间仍与梁家住在一起。据当时就读于西南联大，受业于金岳霖，后成为知名作家的汪曾祺说：“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的一只镜片是白的，另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了，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羊绒围巾……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睛即使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老金这一颇具特色的鲜明形象，给整个西南联大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作为国文系出身的汪曾祺还回忆道：“金先生是研究哲学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都看。听说他很爱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有几个联大的同学住在金鸡巷，沈先生（从文）有时拉一个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写写东西的同学讲一点什么。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大道理。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领，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林徽因与金岳霖的一世情缘(4)

汪曾祺讲的只是生活中几个逗人的片断，就金岳霖而言，当然还有他生活严谨和忧国忧民的一面，否则金岳霖将不再是金岳霖，而成为王岳霖或张岳霖，甚或张学良乃父、胡子出身的张作霖了。

金岳霖和他同时代的许多著名学者一样，基本上都是早年清华，然后留美，回国做大学教授，属于名重一时的欧美“海归”派。虽然各自的专业不同，但整体教育背景决定了他们对政治的态度，即“参政意识”。老金的专业真正懂得的人不多，但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则是首屈一指的大师级人物。老金年轻的时候，虽然对中国社会的利弊有清醒的认识，但并没有失去信心，他在1922年28岁的时候，曾经对知识分子改良社会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他说：“有这种人去监督政治，才有大力量，才有大进步。他们自身本来不是政客，所以不至于被政府利用，他们本来是独立的，所以能使社会慢慢地就他们的范围。有这样一种优秀分子，或一个团体，费几十年的工夫，监督政府，改造社会，中国的事，或者不至于无望。”他不止一次说过他一生对政治不感兴趣，却又不知不觉地对政治投入了热情，与当时许多清华、北大“海归”派一样，在许多公开发表的宣言中签过名，对学生运动，也和其他教授一样，有自己的一贯看法和一套为人处世的道德哲学。

为此，金氏的学生殷福生（后改名海光，1949年赴台湾在台大任教多年）曾这样描述金岳霖对他的影响：“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唤，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透过我的老师，我接触到西洋文明最厉害的东西——符号逻辑。它日后成了我的利器。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正是得益于金岳霖的言传身教，殷海光才有了后来在思想与学术上的发扬光大。尤其到台湾之后，殷氏成为中国台湾地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学者、政论家、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并成为中国现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

殷海光去世后，由台湾远景出版社出版记录殷氏临终前话语的《春蚕吐丝》（陈鼓应编）一书，书中多处谈到殷海光与金的交往及其对金的评价。其中有一段讲到抗战前北平的逻辑研究会。在一次聚会时，有人提起果德尔工作的重要，老金说“要买一本看看”，他的一个叫沈有鼎的学生当场对金说道：“老实说，你看不懂的。”老金闻言，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当时殷海光在一边看到他们师生两人的对话大为吃惊，认为“学生不客气地批评，老师立刻接受他的建议，这在内地是从来没有的”。后来，老金在西南联大的一位叫王浩的高徒，在美国读到这个故事后，认为此事“大致不假”，而且觉得“大家都该有金先生这种‘雅量’，如果在一个社会里，这样合理的反应被认为是奇迹，才真是可悲的”。所言是也。

或许，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学生，金岳霖精神的血脉得以延续，薪火代代相传。而他来李庄的故事，因其作为一代哲学大师的地位，以及非凡的人格魅力与道德坐标，成为整个中国抗战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长期存活、绵延于一代又一代学人的记忆里，成为一道亮丽、永恒的风景，镌刻在滚滚东逝的扬子江头。

鸿雁在云 鱼在水(1)

老金来到李庄，无论是林徽因的病情还是梁家的生活环境，都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林徽因旧病复发他早已从通信中得知，只是想不到病得如此厉害。林旧病复发的原因，老金来到之后，才真正体会到与当地气候、环境有极大关系。抗战时期曾在重庆工作、生活的德国人王安娜博士在她的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中，曾描述过重庆一带的环境：“从飞机上俯瞰重庆，但见迷茫一片。每年10月至第二年4月末，全市都覆罩着浓雾。风平浪静时，长江及其支流嘉陵江这两条大川的水蒸气，与含硫量很高的煤块烧出来的煤烟混在一起，便成了烟雾。无数的烟囱冒出滚滚浓烟，使得重庆到处都弥漫着硫黄的气味。因此，重庆自不待说，河岸的各个村庄的空气对健康都很有损害，肺结核病蔓延得很广。”尽管李庄离重庆几百公里，但上游的泸州、宜宾等中等城市的情形与重庆极为相近，硫黄的气味并未消减，林徽因与后来梁思永，还有陶孟和的夫人——民国时期一代名媛沈性仁相继发病，且皆是肺病，与气候和环境污染有着极大的关联。

老金看到，梁家唯一能给林徽因养病用的“软床”是一张摇摇晃晃的帆布行军床。自晚清至抗战前的几十年，川南军阀混战不断，战祸连绵，李庄已衰落凋零，整个镇子没有一所医院，也没有一位正式医生，更没有任何药品。林徽因告诉老金，家中唯一的一支体温计已被儿子从诫失手摔碎，搞得她大半年竟无法测量体温，只有靠自己的感觉来估计发烧的度数。在这种条件下，林的病情日渐加重，眼窝深陷，面色苍白，晶莹的双眸也失去了往日的神采，成了一个憔悴、苍老、不停咳喘的衰弱病人。此前林徽因在写给西南联大沈从文的一封信中，曾这样表露过自己痛苦、无奈的心情：“如果有天，天又有旨意，我真想他明白点告诉我一点事，好比说我这种人需不需要活着，不需要的话，这种悬着的日子也不都是奢侈？好比说一个非常有精神喜欢挣扎着生存的人，为什么需要肺病，如果是需要，许多希望着健康的想念在我也就很奢侈，是不是最好没有？”每当看到爱妻躺在病床上痛苦地挣扎时，束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