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出事时，林徽因叫梁思成马上赶去济南取回的。”
林徽因床头上的飞机残片(3)
两块残片他都见过，有烧焦的痕迹，都用黄绫扎着，放置地方并无定所。（陈宇《一路解读徐志摩》载《传记文学》1999年第12期）
如果林宣的回忆无误，这两块“铁证”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林只把此物视作一种亲情、友情的纪念性标志，并不专含男欢女爱的爱情之“爱”。这一标志尽管不尽如梁从诫所说徐、林二人一生都没有男女之爱的“爱”，但至少可说明所谓的“铁证”并不太“铁”。至于梁思成到底爱不爱林徽因，就如同鞋子穿在脚上，只有自己知道合不合适一样，也只有梁思成自己心里明白，外人看到的都是表象，不足为凭。据梁的后续夫人林洙在《困惑的大匠》中记载，梁思成生前针对社会上流传的“老婆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一语，曾对人说过“文章是老婆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此语是否可代表梁氏的心境，只有待识者明察了。
林恒不幸牺牲，尽管林徽因以惊人的毅力强抑住内心的悲恸，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梁家仍没有完全从林恒阵亡的阴影中摆脱出来。老金的到来，使林徽因又想起了年轻漂亮、腼腆得像个女孩一样时刻微笑着的林恒，想起了与老金交情极好的这位年轻的弟弟。遥想当年北总布胡同时代，林恒还是个蹦来跳去的顽皮孩子，经常与老金开一些颇为幽默的玩笑，其志向与才识深得老金的赞赏。而在昆明的时候，老金仍时常挂念着这位年轻的朋友，无时无刻不关注着这位飞行学员的命运。想不到昆明一别，竟成永诀，再也无缘相见了。林徽因目睹老金如睹自家的亲人，不觉悲从中来，当她躺在病床上叙述弟弟的往事与阵亡的经过时，几度泣不成声。坐在一旁静心聆听、极富理性的老金，禁不住为失去这位年轻的朋友而痛心疾首，潸然泪下。
抗战爆发后，中国空军的装备一直处于极端的劣势，根本无法与日本空军的先进装备抗衡。直到1941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被迫参战，才开始向中国提供新型飞机，同时在印度支那等地为中国培养新一代飞行员，中国空军在装备上的劣势有了较大改观。而这个时候，梁家在昆明认识的那批老飞行员，除了一位叫林耀的伤员外，已全部壮烈殉国。这些烈士没有一人死在陆地，全部牺牲在惨烈的对日空战中。他们的遗体被埋藏在远离故乡和亲人的地方，纪念着他们的，也许只有梁氏一家。据梁从诫回忆说：“每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纪念日中午十二点，父亲都要带领全家，在饭桌旁起立默哀三分钟，来悼念一切我们认识和不认识的抗日烈士。对于我来说，那三分钟是全年最严肃庄重的一刻。”
1944年秋，衡阳大战爆发，梁家认识的老飞行员中，最后一位叫林耀的伤员强行驾机参战，不幸被敌击中后失踪。由于中国军队的溃败，林耀的战机残骸和本人一直未能找到。林耀的罹难，对梁家特别是林徽因在感情上再度造成了重大创伤。于深深的哀痛中，林徽因提笔在病床上写下了酝酿已久的诗行《哭三弟恒》。
哭三弟恒
——三十年空战阵亡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
来哀悼你的死
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简单的，你给了
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
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
弟弟，我已用这许多不美丽言语
算是诗来追悼你
要相信我的心多苦，喉咙多哑
你永不会回来了，我知道
青年的热血做了科学的代替
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的心底。
……
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
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
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
小时我盼着你的幸福，战时你的安全，
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
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
诗成时，离林恒殉难已三年。林徽因所悼念的，显然不只是自己弟弟一人，而是献给抗战前期她所认识的所有那些以身殉国的飞行员朋友们。诗人对这批朋友们寄予了无限深情，正如梁从诫所说：“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她对民族命运的忧思和对统治当局的责难。”许多年后，梁从诫在《长空祭》一文中再次回忆道：“我的母亲早在1955年便去世了。十年浩劫开始时，只有父亲、外婆和我的继母生活在一起。清华园中那些‘造反派’把父亲打成‘头号反动学术权威’，父亲的住房几次遭到他们的‘抄家’。从我家几乎从不打开的箱底，他们翻出了那个久已被遗忘了的黑色包袱，发现了三舅（林恒）那把镌有‘名誉校长’蒋介石名字的佩剑。‘梁思成还藏着蒋介石赠的短剑’一时成了清华园中耸人的头号新闻。年老多病的父亲为此受到更残酷的批斗折磨，直到他1972年含恨去世。母亲当年悲愤的诗句‘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竟在这批人身上再一次得到印证。这历史的回声该有多么刺耳！”
苦难中的浅吟低唱(1)
无论是对当局的责难，还是刺耳的回声，对于身处李庄偏僻一隅的林徽因与同人来说，生活还要继续，并在连绵不绝的苦难中拼上性命，继续坚持着他们的学术事业。自离开北平南下后，辗转近万里的逃难，梁家几乎把全部“细软”都丢光了，但战前梁思成和营造学社同人们调查古建筑的原始资料——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记录等等，却被紧紧地带在身边，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是他们生命中被视为最宝贵的财富。那些无法携带的照相底版，还有一些珍贵文献，在离开北平前，经老社长朱启钤同意，梁思成经手存进了天津英租界的英资银行地下保险库，就当时的情形论，这是最安全的一种方法。意想不到的是，1939年夏季，天津暴雨成灾，整个市区呈水漫金山之势，那家银行的地下室顷刻间变成了一座水库，营造学社所存资料几乎全部被毁。消息两年后才传到李庄。此时，老金正在梁家，当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时，林徽因伤心欲绝，梁思成与老金也流下了悲痛的热泪。
失去的永不再来，劫后余存的资料使营造学社同人倍加珍惜。在李庄上坝月亮田几间四面透风的农舍里，梁思成与刘敦桢、莫宗江、刘致平、陈明达等几位共患难的同事，请来当地木匠，做了几张半原始的白木头绘画桌，摊开他们随身携带的资料，着手全面系统地总结整理营造学社战前的调查成果，梁思成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与此同时，梁、林为了实现多年的夙愿，决定用英文撰写并绘制一部《图像中国建筑史》，以便向西方世界科学地介绍中国古代建筑的奥秘和成就。凄风苦雨中，夫妇二人一面讨论，一面用一台古老的、噼啪震响的打字机打出草稿，又和他们亲密的助手莫宗江一道，处心积虑地绘制了大量英汉对照注释的精美插图。此时，梁思成的颈椎灰质化病再度发作，常常被折磨得抬不起头来，他只好在画板上放一个小花瓶撑住下巴，以便继续工作。林徽因只要身体稍感舒适，就半躺半坐地在床上翻阅《二十四史》和各种资料典籍，为书稿做种种补充、修改、润色工作。床边那一张又一张粗糙发黄的土纸上，留下了病中林徽因用心血凝成的斑斑字迹。
这段时期，林徽因给在重庆工作的美国好友费慰梅的信中，较为详细地谈到了李庄的生活：
尽管我百分之百地肯定日本鬼子绝对不会往李庄这个边远小镇扔炸弹，但是，一个小时之前二十七架从我们头顶轰然飞过的飞机仍然使我毛骨悚然——有一种随时都会被炸中的异样恐惧。它们飞向上游去炸什么地方，可能是宜宾，现在又回来，仍然那么狂妄地、带着可怕的轰鸣和险恶的意图飞过我们的头顶。我刚要说这使我难受极了，可我忽然想到，我已经病得够难受了，这只是一时让我更加难受，温度升高、心跳不舒服地加快……眼下，在中国的任何角落也没有人能远离战争。不管我们是不是在进行实际的战斗，也和它分不开了。
老金来到李庄梁家之后，为了滋补林徽因的身体，他从自己微薄的薪水中拿出一部分，到集镇上买来十几只鸡饲养，盼望着早日生蛋。老金是圈内知名的养鸡能手，早在北总布胡同时代，就养着几只大斗鸡，并有同桌就餐的经历。当然也有请杨医生“助产”的笑话。据梁从诫说，在昆明的时候“金爸在的时候老是坐在屋里写呀写的。不写的时候就在院子里用玉米喂他养的一大群鸡。有一次说是鸡闹病了，他就把大蒜整瓣地塞进鸡口里，它们吞的时候总是伸长了脖子，眼睛瞪得老大，我觉得很可怜”。正是由于老金具有丰富的养鸡和取蛋经验，在李庄集镇上买来的十几只鸡长势很快，不但没生病，后来还开始下蛋了，这让所有的人都为之开心。
至于老金自己，他对生活的艰难与当时的通货膨胀总是用哲学家的观点对待，他对梁、林夫妇说：“在这艰难的岁月里，最重要的是，要想一想自己拥有的东西，它们是多么有价值，这时你就会觉得自己很富有。同时，人最好尽可能不要去想那些非买不可的东西。”老金的“金口玉言”，使正处在艰难困苦中的梁思成夫妇在精神上获得到了一丝慰藉。
苦难中的浅吟低唱(2)
就在梁思成紧锣密鼓地准备他期待已久的《中国建筑史》写作之时，老金也借营造学社的一张白木桌子，开始了他那部煌煌巨著《知识论》的写作。按老金晚年的说法，他一生中共写了三本书。比较满意的是《论道》，写得最糟的是大学《逻辑》，花时间最长、灾难最多的是《知识论》。此书之所以有此不幸的遭际，其中有一段颇为离奇的插曲。1939年，老金刚到昆明不久，洋洋六七十万言的《知识论》就已基本杀青。有一天，敌机忽来轰炸，整个昆明警报大作，而老金正伏案赶写他那视若生命的《知识论》，且灵感大发，沉醉其中，欲罢不能。迟疑间，突然几声巨响，房屋晃动，桌椅跳腾，碎片纷飞，尘土飞扬。痴迷的老金晃晃脑袋，抖抖手稿继续沉浸在忘我的写作中。待警报解除，师生归来把他叫出，才看到前房后屋皆被炸弹击毁，老金于惊恐中喊了声“幸哉”，自此再也不敢只管书本不管炸弹了。每逢日机轰炸昆明，他便携带书稿跑到郊外，一边躲避，一边埋头修改。
当然，除视若生命的《知识论》之外，老金箱子里还装着视为自己灵魂的林徽因写给他的信函。时在西南联大文学院就读的学生汪曾祺后来在《跑警报》一文中回忆说：联大师生跑警报时没有什么可带，因为身无长物，一般大都是带两本书或一册论文的草稿。“有一位研究印度哲学的金先生每次跑警报总要提了一只很小的手提箱。箱子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是一个女朋友写给他的信——情书。他把这些情书视如性命，有时也会拿出一两封来给别人看。没有什么不能看的，因为没有卿卿我我的肉麻的话，只是一个聪明女人对生活的感受，文字很俏皮，充满了英国式的机智，是一些很漂亮的essay，字也很秀气。这些信实在是可以拿来出版的。金先生辛辛苦苦地保存了多年，现在大概也不知去向了，可惜。我看过这个女人的照片，人长得就像她写的那些信。”汪后来曾对人明确表示，文中所说的金先生即金岳霖，那位“女朋友”就是林徽因，他对金、林的爱情和爱恋方式是十分尊崇和敬仰的。
汪还说：当时昆明人跑警报，大都要把一点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最方便的是金子——金戒指。有一位哲学系的研究生曾经按金岳霖教授的逻辑学说做了这样活学活用的逻辑推理：“有人带金子，必有人会丢掉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因此，他跑警报时，特别是解除警报以后，他每次都很留心地巡视路面。他当真两次捡到过金戒指！逻辑推理有此妙用，大概是教逻辑学的金岳霖先生所未料到的。”
所谓有福必有祸，即福兮祸所倚也。金岳霖不但没有料到他的学生会捡到金子小发一笔，同样没有料到自己那比金子还要宝贵的手稿会黄鹤一去不复返。
却说有一次敌机突至，警报响起，老金同往常一样挟起书稿向郊外逃奔。当赶到城北蛇山安全地带后，日机在城内轰炸，他却坐下来埋头继续修改书稿。想不到这次日机轰炸的时间比往日长了许多，老金又饥又困，疲惫至极，以书稿当枕头躺着休息。当敌机撤离昆明上空时，天已黑了下来。老金见警报解除，爬起身就走，恍惚中书稿被遗忘在山上。等回到宿舍记起时，急忙赶回去寻找，等待他的只有几块石头和飘荡的野草。书稿到底是被风卷走，还是被人捡去保存，或当作垃圾随手扔掉？一切都不得而知，成为一个不解之谜。在一阵捶胸顿足之后，老金从巨大的懊丧与悲苦中逐渐恢复平静，痛下决心来个“重开窑子另烧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