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从头再来。于是，这部后来在学术界影响巨大的哲学巨著于昆明创作了一部分，便借休假的空隙，老金又携来李庄继续写作。不过此稿最终完成时，已是七年之后的1948年年底了。老金之“痴”与“倔”再次彰显于世。

处于战争岁月的知识分子，除了一连串的苦难，也有片刻的欢乐时光。每到下午四点钟，梁思成与助手们便放下手中的工作，弄一个大茶壶，与老金等人喝起下午茶来，以消解苦难与身心的疲倦。此时严酷的暑热已经退去，病中的林徽因也请人把行军床搬到院内，与大家一道喝茶聊天，寻回一点生活的温馨。

苦难中的浅吟低唱(3)

据梁思成后来对林洙说，有天下午，在惯例的“茶话会”上，梁、林等营造学社的同人和老金谈起了天府之国的文化。在昆明的时候，营造学社曾组织了一次川康调查，梁思成与学社同人在调查古建筑的旅途中，曾沿途收集四川的民间谚语，梁氏还专门记录了厚厚的一本。当林徽因旧事重提时，梁思成兴致大增，学着四川人摆龙门阵的架势，向老金讲起在旅途中听抬滑竿的轿夫们独特风趣的对话。梁思成发现，四川的轿夫们都是用诙谐、幽默的语言来讲面前的事物，而且极具演讲天赋，几乎都是出口成章。如两人抬滑竿时，因后面的人看不见前方的道路，前后两人就要很好地配合。如果路上有一堆牛粪或马粪，前面的人就会说“天上莺子飞”，后面的那个就立即回答“地上牛屎堆”，于是二人都小心地避开牛粪。西南山区的道路多用石板铺筑而成，时间久了，石板开始活动，一不小心就会踩滑摔跤，或被石缝中的泥浆溅个满身。每遇此种境况，前面的人就会高唱“活摇活甩”，表示石板路不稳当，要多加小心。后面的人则应声答道“踩中莫踩角”。（据梁思成解释，“角”，当地土语读“国”，听起来别有一番韵味）倘要过一个很窄的小桥，前面的就喊“单桥一根线”，后者脱口而出“好马射得箭”。讲到此处，梁思成快活地摇摇头道：“到现在我还弄不明白，这过桥和射箭有什么关系？”静心听讲的老金说道：“是不是好比一匹马在箭杆上跑啊？”身旁的林徽因略加思索，说：“有这么一点意思，但总觉得还不够准确，这句话的神妙之处还是没抓住。”梁思成说：“这话可能还得请史语所的李方桂才能搞得清楚，我们不是语言学家，只能靠瞎猜。不过你别看轿夫们生活贫苦，但的确是不乏幽默，他们决不放过任何开心的机会。要是遇上一个姑娘，他们就会开各种玩笑。有一次我们坐滑竿上山，中途遇到了一个姑娘，前面的那个就说‘左边有枝花’，后面的立刻接上‘有点麻子还巴家’。当时我不懂，就问轿夫刚才说的是啥意思。后面的那个就小声对我说：‘没看见女人是个麻脸吗？’我回头一看，那个姑娘脸上的确有些麻子，心想这帮抬滑竿的也真会糟践人。”林徽因接着说：“要是碰上个厉害姑娘，前面的刚说‘左边有枝花’，姑娘马上就会回嘴说‘就是你的妈’！”一句话惹得众人喷水大笑。

李庄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度过了。当老金休假期满，准备离川回昆明时，傅斯年携妻带子又悄然来到了李庄，这对正处于艰难困苦中的梁家与史语所同人无疑是一个重大喜讯。

遂把他乡当故乡(1)

1941年12月7日，傅斯年携妻俞大彩与儿子傅仁轨抵达李庄。

在如此严寒的冬季急着赶往李庄，除史语所的人员与一堆杂七杂八的事务放心不下，主要原因是傅的身体状况已糟糕得不容许他再行代理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职了。他必须离开重庆那乌烟瘴气的官场，到这个偏僻的古镇静下心来，于日常工作中好好休养一下即将垮掉的大块头身子。

因冬季上水行船，行驶缓慢，连续五天的颠簸动荡，到达李庄板栗坳之后的傅斯年头晕目眩，全身无力，几不能行步。一量血压，水银柱猛地上窜，竟打破了先前的一切记录，高血压症再度爆发，只得大把吃药，迷迷糊糊地昏睡了一个多星期才稍有好转。当他从床上爬起来，晃晃悠悠地走出房间，站在板栗坳的山顶上，眺望东流不息的长江时，大有“山中方几日，世上已千年”之感。此时，日本舰队已偷袭了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随着恼怒的美国对日宣战，英国等国家也相继对日宣战，一个世界性反法西斯战争的格局形成了。

这年的12月22日，蒋介石电令国民党杜聿明第五军、甘丽初第六军、张轸第六十六军编组以罗卓英、杜聿明为正副司令官的中国远征军，入缅甸配合英军对日作战。

1942年1月3日，由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蒋介石被正式推举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全权负责中国、泰国及越南地区联军部队对日作战的总指挥。

国际战争局势明显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但作为偏隅一地的小小李庄，却一如既往，看不出有什么明显变化，所有的当地人和“下江人”仍在战争的威胁与物资极端匮乏的阴影中艰难度日。在此之前，史语所代所长董作宾已被诸种繁杂的事务搞得疲惫不堪，祈盼傅斯年早日回到李庄主政。从他此前给傅氏的信中不难看出心情之迫切。1941年5月21日，董作宾致电傅斯年，询问“是否提前来李，当代筹备”；8月9日再发一电：“兄寓修成，弟当迁入，为兄守门户，静候返所”；8月27日，傅斯年从重庆致信董作宾，表示不日将回归李庄。9月22日，董作宾再度致函傅斯年，告之曰：“兄之房子装修后大致可用，弟偶工作于此，以示其屋有用……”

董作宾所说的房子，是专门为傅斯年预留的一个叫桂花坳的小地方。此地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离板栗坳张家大院隔着几块水田，石头垒起基脚，高出水田许多，视野比较开阔。在这个看上去既独立又和张家大院整体上联在一起的地方，几栋房子围成一个三合院，房前屋后茂林修竹，风景倒也典雅别致。傅斯年全家入住后，甚感满意，傅斯年夫人俞大彩曾回忆说：“那是一个水秀山明、风景宜人的世外桃源。我们结庐山半，俯瞰长江……在李庄几年中，孟真在家时更少，常去重庆，心所焦虑，唯在国家之危急存亡。”这段记述，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及梁再冰、梁从诫等记述有很大不同。在梁家人眼里，这里是个偏僻荒凉、寂寞的“名副其实的穷乡僻壤”，除了潮湿、阴冷、简陋的农舍，就是满屋子乱窜乱爬的老鼠和臭虫，可谓“简直不是人住居的地方”（林徽因语）。而在傅斯年夫妻眼里，这里的环境除了如“世外桃源”外，仅住居条件而言，正如傅斯年给胡适的信中所说：“两处皆是一片大好房子。”从大的角度看，梁家与傅家的住房条件在各方面都基本相当，之所以产生天壤之别的分歧，主要取决于各自的心境与在此地住居时间的长短，或许由于傅斯年一家住厌了达官贵人们整日吵闹不止，令人心烦意乱的陪都重庆，来到李庄这块僻静之地短期住居，才产生了一种别样的新鲜之感吧。但在国难当头，就傅斯年的身体与生活条件而言，在来李庄之前和之后并不比梁家更好，这一点从俞大彩的回忆中可辨得分明：

孟真屡年来，因为公务奔波劳碌，感时忧国，多年的血压高症爆发，头昏眩，眼底血管破裂，情形严重。不得已，在（重庆）郊区山中，借屋暂居，藉以养病。那时，他奄奄在床，濒临危境，悲身忧世，心境极坏，看不见他常挂在嘴角的笑容了。

遂把他乡当故乡(2)

那是一段穷困悲愁的日子。孟真重病在身，幼儿食不果腹。晴时，天空常有成群的敌机，投下无数的炸弹。廊外偶尔细雨纷霏，又怕看远树含烟，愁云惨淡，我不敢独自凭栏。

记得有一次，三五好友，不顾路途遥远，上山探疾。孟真嘱我留客便餐，但厨房中除存半缸米外，只有一把空心菜。我急忙下楼，向水利会韩先生借到一百元，沽肴待客（我与韩君，素不相识，只知他曾在北京大学与孟真同学，但不熟）。那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向人借钱。

事隔一月，我已还清债务，漫不经心地将此事当笑话说与孟真听。不料他长叹一声，苦笑着说：“这真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了。等我病愈，要拚（拼）命写文章，多赚些稿费，决不让你再腼颜向人借钱了。我好惭愧！”我很后悔失言，不料一句戏言，竟引起他的感慨万千，因为他常为国家多难而担忧，但他于个人生活事，从不措意！

孟真病稍愈，我们即迁李庄。（《忆孟真》）

由此可见处在战火硝烟中的傅家生活与梁家同样艰难困苦。所不同的是，到达李庄的傅斯年，因远离官场与政治中心，心情逐渐平静，狂涨的高血压症慢慢好转，只是长久住在此地的林徽因，病情依然没有恢复的迹象。更为严重的是，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史语所最重要的支柱之一，此时已身染重疾，性命堪忧了。

当傅斯年来到李庄上坝月亮田营造学社住地，见到梁、林夫妇时，对于林徽因的病情没有感到吃惊，当闻知梁思永的病况如此之重，大出意料，为之惊悚不安。

据石璋如回忆：“史语所在昆明时，梁思永曾抱怨此处的天气不冷不热，搞得人一点进取心都没有，工作情形不佳。四川的天气有冷有热，人会精神得多，也就不会呆钝，所以当芮逸夫在李庄找到房子后，梁思永很赞成搬家。”史语所迁往李庄，梁思永没有随大多数人进驻郊外山上的板栗坳，而是住进了李庄镇羊街8号的罗南陔家中。

此时的罗家，自乾隆年间由湖北麻城迁到四川南溪地界已历九代，罗南陔自幼丧父，靠母亲含辛茹苦哺育成长，幼年即跟随乡村秀才的舅舅读书习文。及长，一边读书，一边跟舅舅出席当地士绅的社交场合。民国初期，受当地乡绅官僚推荐，赴南溪县政府开办的“干部训练班”学习集训。因此次机会，罗南陔结识了不少同僚和有识之士。从南溪至叙府（宜宾），经长江水路乘船必须路过李庄，往来的社会贤达、名流及各色官员，经常在李庄码头上岸拜会罗南陔。罗氏的处事方法是来者不拒，热情招待。如此一来二往，结识的人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遂有了川南“小孟尝君”之誉。

由于罗南陔的良好声誉，被当时驻在重庆的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湘得知，遂有聘罗为秘书之意。但经派人洽谈后，罗南陔自小处在一个孤儿寡母的生活环境中，受母亲思想的影响极深，不愿与武人一起共事，遂辞却了刘湘之聘，在李庄照顾庞大的家业，并兼任一个国民政府李庄党部调解主任的差事，以此作为与当地士绅与官僚勾通的桥梁。到了20年代，由于李庄张氏家族的张铭传（后去台湾，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等人要在南溪竞选“国大”代表，主动找到罗南陔，示意其不要与张氏家族竞争，交换的条件是张家联合当地士绅官僚，让罗南陔坐上李庄党部书记的椅子。罗氏本无当官参政之意，很痛快答应了张氏家族的要求，其结果是双方都如愿以偿。

罗南陔之所以在当地有如此名声和地位，除了自身的条件，自然与他庞大的资财和家业支撑有关。据罗南陔的儿子罗萼芬说，当时在罗南陔名下的上等良田就有千余亩，每年仅收粮租一项就达七八百担，每担约相当于现在的三百斤左右，整体算来约为24万斤，其家业之殷实可想而知。除了粮租，罗南陔还以“农业救国”的理想，创办了川南轰动一时的“期来农场”，内含期望未来、走向未来、开创未来之意。按罗萼芬所述：“罗家的期来农场从外地引进了良种鸡、北京鸭、桑蚕和意大利蜂等物种加以培育，效果非常好。当时法国在川南的一个传教士参观了期来农场，非常赞赏。后来传教士从法国携带良好的种蛋过来，鸡蛋与鸭蛋各20个，由于鸡蛋皮薄，在路途上压破了19个，只有一个送到农场，后来孵化出了一只小鸡。可惜这只鸡长到半斤大的时候，不幸被一只猫吃掉了，这法国的洋蛋也就算全部完了蛋。而鸭蛋皮厚，在船上一个也没压破，送来农场不长时间就繁殖开了。长大的鸭子全身雪白，毛发光亮，很讨人喜欢，据说跟北京吃的烤鸭是一个品种，很受当地人欢迎。”又说：“为了办好农场，我父亲罗南陔专门送我的一个哥哥到成都大学堂学农科，回来后主持农场的科学培育工作，还专门从外地大城市订购了先进的机械设备，在各个方面应用。这些措施，使农场渐渐红火起来，家中的财力、物力与势力，在当地也就更加显赫了。就在这个时候，中研院的芮逸夫随同济大学的王葆仁等来到李庄找房子搬家，我父亲和当地士绅相商后表示欢迎他们搬来。当史语所一批人来的时候，李济、梁思永等人觉得板栗坳有些偏僻，生活等各方面不太方便，想在李庄镇内找地方，但住在何处一直没定。我父亲在年轻的时候读过梁启超的不少著作，对作者的思想和文才非常佩服。当从别人口里知道梁思永是梁启超的儿子后，出于对梁启超的崇拜和尊敬，就主动邀请梁思永到自己家中住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