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随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也引发了各色媒体对"泪水和煽情"之说的评价和议论。"笑总比哭好，《艺术人生》进入'煽情'更年期"，"《艺术人生》收视率大跌，朱军面临下课"的类似消息一时间纷纭异常。

第五章 泪水汹涌(8)

王峥：我们在抒发一种情怀，而这种情怀就是我们栏目的两句话：用艺术点亮生命，用情感温暖人心。他们觉得能够跟着我们的节目静下来去回顾一下包括他们自己的人生。所以说感伤也罢感怀也罢，总之是有这么一个点让你释放某些情感上的东西，但是，否定我们的也恰恰是在这一点上，说我们总是拿出那些人生历程中不愉快的或是最脆弱的东西来挠得大家直掉眼泪。

对于有人说他煽情，朱军表示一开始无法接受这种说法，而现在则认为这是对他的一种赞扬，因为"有情才能煽得起来"，最后他说："如果有人说我煽情，我要真诚地谢谢他。"

对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这个职业而言，一场与嘉宾面对面的精彩对话无疑是一场接招破招的心理较量，n的n次方个版本的面孔如同"千帆"在朱军面前驶过，这使得朱军对"真性情"保持着最职业的敏感，也使得他对泪水的"真实度"非常具有发言权。当他本人被当作"煽情一派"的代言人受到非议的时候，对"泪水等同真情"的简单而武断的判断恰恰暴露了评论者们心灵与目光交接之处的"硬伤"。

朱军：对爱流泪的嘉宾，我喜欢也不喜欢，有的嘉宾是情到深处无法自抑，但有的哭得不真实，这种情况有好多，有时候编导们觉得那段挺好的，节目完了以后我会直接告诉他们坚决不能用。因为我跟嘉宾是面对面说话，我站在一个所有人无法站到的角度跟他们对话，我这个角度最独特，他的泪水是真的假的，我的感受是太真切了。也许有的人在节目当中表现得幼稚，有的人表现很睿智，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呈现出来的东西是真诚的，这样他所表现出来的一切才能够打动人。我们在上海录制《2005理想》，我的同行崔永元作为嘉宾出现在《艺术人生》的舞台上，并通过《艺术人生》向全国观众透露了自己患有抑郁症的真实状况。说完自己的病，他紧接着还有一句话，比前面那句话更重要。他接着一句话是说，我如果是一个普通人的话，我不会告诉你们这些，但我是一个媒体人，我今天就有责任告诉你们这些，千万不要把这一类人不当病人，他们就是病人，而且是很严重的病人。你们应该去关心他们，爱护他们，帮助他们。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真的，这个是最重要的。节目结束之后，我走下舞台跟他说的一句话最能表达我的心情，我下来跟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小崔谢谢你，谢谢你对我们如此信任。对他的真诚，我很感动。

当把自身置于cctv国家主流媒体大背景下阐明态度和观点的时候，朱军和崔永元的发言所透射出来的信息并非宏观而刚性的，朱军的"真挚性情"，崔永元的"勇敢倾诉"，这两个央视男人是以怎样极端变通的人文手段在阐释和履行着沉重的"责任"，他们的职业表现放置于任何背景的媒体评价系统内都毫不逊色。

《超级访问》主持人李静：关于"煽情"之说，我要为朱军说几句。煽情，我不认同。做谈话节目久了，面对嘉宾就会那样。还有，你知道朱军40岁了吗？我先生40岁了，帮我们节目切（导播）了几场就哭了几场。人到40 ，就怎么那么爱哭？因为人经历到了那个时候，就会有很多感触。像我，生完小孩，特别爱哭，对生命的理解，对灵魂、肉体的理解都不一样了，生理不一样了，动不动就会哭。还有，主持人和嘉宾那么近距离，嘉宾哭了，是很会互相感染的，也会跟着哭。哭又怎么了！这其实是中国人特别不愿意面对自己的情感。外国人不会这样。很多说煽情的那些人其实是自己哭过了以后说的。

湖南卫视《超级女生》主持人汪涵：主持人的煽情风格，我觉得还好，肯定观众有这个需要，为什么有人一看就哭，大家需要就好。我希望大家堂堂正正地做回人，把性情摆设在台上。

凤凰卫视主持人窦文涛： 我是个自卑感很重的人，你可能认为我是假谦虚，我的家族性格就是这样，我想这个感觉可能会伴随我一辈子，不要说《艺术人生》朱军老师，我觉得每个主持人都比我强，我说的是真心话，我们看谁都看到的是别人有而自己没有的，我是真心地佩服赞叹，我刚才说眼泪、催泪之类的问题绝不是指《艺术人生》。在江湖上谁当主持人都行，怎么做主持人都行，受欢迎就行，有口碑就行，有市场就行，甚至有的时候你可以说它这个节目好在什么地方呢？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是运气，做第一线主持人的是尽自己本分，不见得成事在人。我不是什么艺术家，我看重的就是观众，朱军老师，李咏老师，很多很多，那么多老百姓喜欢他们，毕竟有成功之道，就是我们学习的老师，至于平时可能有批评，我想我们主持人是在一个战线上，大家很可怜，还很不完美。有两三次嘉宾掉眼泪，都是没有什么要求的，他说着说着就哭了，我有的时候也想挤几滴眼泪来感动大家，但是就是挤不出来也没关系，假以时日，我们还没被市场所淘汰，你想达到和你实际达到的永远有距离，所以我觉得当主持人心态是特别有意思的事，你能让自己进入到一种状态当中去。（汪涵 、窦文涛的谈话引自《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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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泪水汹涌(9)

这个时代正精确地把"人"还原成为"真人"。来自不同媒体主持人的声音呼应并强调了这些如今在中国电视界一统天下的职业底数--说人话，而能说出"人话"的前提就是做"真人"。在一个愈来愈张扬"自我"与"个性"的大时代里，身处电视江湖的主持人们，无论是cctv崔永元和朱军倡导的"责任感"，民营媒体李静营造的"快乐文化"，商业媒体窦文涛仰仗的"家族性格"，都不约而同地在靠近着同一个关键词--"真"。他们的心态气质和精神温度浸润在各自效力的栏目中，并努力通过凸显自身的"个性"来雕琢出节目独一无二的核心竞争力，《艺术人生》与朱军之间的关系，真正是"成也朱军，败也朱军"。

朱军：我主持《艺术人生》节目时，从来没有想过怎样让嘉宾和观众流泪这个问题。现在的观众都是有文化有思想的人，嘉宾更是文化领域成就卓越的人士，主持人要想以个人的意愿强加于他们，从而达到让其流泪让其动情的目的，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只有那些真挚感人、撼动人心的人间真情，才能打动人，也才能让人流下动情的热泪。对于主持人来说，掉不掉泪是嘉宾的事，是观众的事，我只追求节目的真实与感人。至于说有时我自己和嘉宾都情不自禁地流泪了，这也没什么不好，也不值得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我一直觉得，真情流露是一种很美好的东西，以情感人，情到深处流出情不自禁的眼泪，这没什么不好。真情流露不能等同于刻意煽情。

"我是你们栏目的忠实观众，每次看《艺术人生》前都会准备一包纸巾，以前看到感人的地方只是掉眼泪，现在居然哭出声来。"

这是在央视《艺术人生》网站上的一则留言，它与现在认为"煽情导致《艺术人生》收视下降"的论调不太协调，更不协调的是该网站的舆论调查。

在"面对《艺术人生》感人场面，你的感觉是--"这一调查中，有近十三万人点击投票，结果是：的人认为是真情流露；只有的人认为过于煽情，还有的人"没感觉"。

这一调查数字也许可以说明，为什么当"煽情说"早就甚嚣尘上时，《艺术人生》的风格仍然没有太大变化。

2005年6月16日，《国际先驱导报》在一则报道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王峥：《艺术人生》"真诚"的态度体现着中国人最正统的价值观，那就是对"真情"的尊重和珍视。流泪不是目的，我们要的是真情。真情永远不会过时。

彼得斯在《交流的无奈》中有一段话：交流之罕见和脆弱，就像水晶。什么东西也不能保证意义可以跨越两个脑子而成功迁移。"泪水"作为《艺术人生》"真诚"态度一个最明显的外化表征，它被不断放大的过程是颇具意味的，因为对一档谈话节目而言，"汹涌的泪水"其实就是一个鲜明的符号，它宣告着交流的完美畅通，也宣告了交流双方心灵上的成功对接。

第六章 大策划(1)

<b>■当策划与电视相遇

■好节目有人疼

■喜宏：不是极致不能打动王峥

■三次"洗脑"

■深描

■突破间隙

■cvi介入</b>

<b> 第六章 大策划</b>

"你整天和一群'没落'的知识分子混迹，也分一点时间给我们吧"，曾有朋友和王峥开玩笑，责备她因为工作忙碌与他们的疏离。王峥坦言自己对这句话记忆犹新，因为这虽然是句玩笑话，但却如此精妙地勾勒出了王峥的社交圈和圈中人。聚集在王峥和她的团队周边的这群"没落"的知识分子是中国顶尖的媒体策划精英，他们与几乎时刻处于策划状态的王峥"惺惺相惜"，以自身的价值观和看似"没落"的理想主义做派，从"战略策划"到"战术策划"，在《艺术人生》全方位实验性推进，将"策划核心制"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一档电视栏目中进行了有声有色的实施和运作。

王峥：策划人在节目中就像是厨师。编导是备料的，策划人则是炒菜的，切多少葱多少姜，炒成什么口味的，用什么方式炒，是干煸还是清炖，这是策划人的职责。事实上，《艺术人生》非常依靠策划这个环节，而策划也是《艺术人生》的一个法宝。当编导备好了料，策划人在炒制的过程中去不断丰富它，最后总能成为一道大餐。而制片人就像是厨师长，《艺术人生》这类节目不是机械化生产，而更接近手工打造。在节目中，我会有一个想法，并且告诉每个工种所应该达到的要求，以及是否达到、差距多少。从这个意义上说，制片人也是策划人，既是运动员又是教练员。

不算平时偶尔在《艺术人生》策划会上露脸的策划人，仅在《艺术人生》的策划人固定名单上的就有数百人之多，他们涵盖了平面媒体、电视媒体、网络新媒体等各级媒体的首席智囊，以及中国顶尖高校、研究院所、社会团体等的权威学者。"大策划"团队精心烹制《艺术人生》这道大餐，得以彰显各自"高超厨艺"的背后源自中国电视改革历程不断向前推进的巨大动力。

胡智锋：栏目成功，策划先行。中国电视在最近20年中，运作的层次与载体不断升级，从客体形态来看，中国电视经历了从节目建设阶段--栏目建设阶段--频道建设阶段的历程；从主体形态来看，中国电视经历了从制作人（为核心）--制片人（为核心）--策划人（为核心）的历程。简而言之，目前，中国电视正处于频道建设阶段，而其核心则是策划人。

21世纪创意时代的来临给予了大策划们兜售智慧、扩张影响力的平台，也赋予了《艺术人生》等电视栏目汲取他们的思想精粹和行动规则的机会。

<b> 当策划与电视遭遇</b>

"策划"与"电视"遭遇的时间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 如果讲"策划"，则在中国最早的使用者是电视人。八十年代初，中国电视的制片人制尚未建立，但是出现了一种既非电视台领导，又不是电视导演的实际掌权人，这些人往往是一个节目（多半是电视剧）的立项人（是他们说服了各方面的官员，使一个节目得以上马），还是这个项目运作经费的筹措人，自然也是这个节目的具体负责人（编剧和导演往往是由他选择的）。按说这种人就是制片人，但是当时制片人体制未建，挂"制片"的头衔不易获得社会认同（那时的"制片"仅是导演手下的行政负责人），而挂"监制"领导上不答应，挂"导演"也说不过去，乃从日本电视片中转译一词为"策划"。发端于"企划"的先天出身，一开始就为"策划"这种"创意"行为打印上了鲜明的"创富"色彩，"策划人"在中国电视圈里渐渐呈现风生水起之势的时候就是中国电视开始走向产业化之路的年代。

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划分中国电视的时代，中国传媒大学胡智锋在《中国电视策划与设计》中将其定义为资源稀缺时代和资源过剩时代。所谓的资源稀缺，是指电视节目制作量少，无法满足受众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电视节目内容谈不上苛求，因为只有很少的电视频道可以选择。这也使得早期的中国电视毫无危机意识，毫无竞争意识，因而也就毫无策划意识。电视之所以需要策划，是建立在电视媒体竞争日趋激烈、各级各类电视媒体寻求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媒介大环境基础之上的。进入九十年代，中国各级、各类电视媒体之间竞相争夺资源。多种频道、多种节目的竞争加剧，电视市场逐步形成、壮大，这一切都使得电视受众对节目的选择有了相当大的主动性，于是，以单一节目的标志和尺度，以单一节目作为基本单位的